大师们的小说课（三）

第五章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

在虚构世界里挖剖个人经验

作者按：本章小说引文出自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王中忱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

大江健三郎（1935—2023）在其口述自传中，说到他晚年写的一部作品《别了，我的书！》：

我也是一个老作家，必须说出“别了！”的时刻日渐临近，而且，像我这样读书占据了人生一半时间的人，还想衷心地对自己此前读过的所有书也道一声“别了！”。于是，我就考虑搞一个仪式，以这种向大家发表讲话的形式，与可以称之为我的生涯之书的各种书告别（如果可能的话，我打算把这些书亲手交给大家）。我想请一次次垂顾书店而且肯定会比我更长久地生活下去的各位记住那些书。……通过读书，我们可以知道，写出那书的人的精神是在如何活动，一个人的思考又将使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读者将借此发现现在的自己遇见了怎样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也将能够遇见真正的自己。［大江健三郎（著）、尾崎真理子（整理）：《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许金龙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

对于大江健三郎来说，这些话尤其真切。通过他写的书，我们可以知道，他的精神是如何活动，而他的思考又将使其精神如何发挥作用。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说的：大江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

生于1935年的大江健三郎，正是用他的书写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他个人的精神世界。例如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个人的体验》中，大江借用小说的主人公来慨叹自

己对现实的无奈和痛苦，但同时又通过这样的生活来重新认识自己——他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有一个被视为智障的儿子而感到痛苦，但又从中解剖自己，努力学习如何面对种种困惑和不安。

大江健三郎从1950年开始写作，当时他还只是一个中学生，但已显出不凡的写作天分与魅力。他小学时代就喜欢阅读，而且喜爱哲学思考。当时兴起的法国作家萨特、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潮对他产生颇大影响，让他常常思索人生问题。而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常把自己和日本民族以及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以探究人生意义。《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作品反映了存在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其中，人在自身存在中因寻找意义而获得再生的母题，在他的小说中不时重现。即使到了后期的《愁容童子》，那种影响他早期作品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主宰其作品的中心思想，但加上了不少今天知识界所关注和思考的议题：边缘、环境、回归生命本源等。

大江健三郎1954年在东京大学念书时已热衷于萨特、加缪、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并在几年间陆续发表多篇短篇小说。1958年他凭《饲育》获得芥川奖，立刻成了日本文坛的明日之星。

1963年对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的长子大江光在这一年出世，使他的个人和家庭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变化。这位正在冒起的青年作家因为新生儿的先天性残疾而不知所措—婴儿的头盖骨先天缺损，脑组织外溢，经过治疗后仍然是个脑残疾者。儿子的情况使大江受到很大的打击。同年夏天，他还参加了广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调查组，探访了爆炸中的幸存者，了解到死亡与不幸的降临是那样的无法预计，并且深深影响着个人的存在价值。残疾儿子面临的死亡威胁使他明白了广岛幸存者失去亲人和死里逃生的痛苦。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他从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更加理解了生存和死亡的意义。接着他写了《个人的体验》（1964）和《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8）等一系列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题材的作品，里面充满着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

《个人的体验》以私小说的形式面向读者。主人公鸟结婚两年后孩子出生，当医生告诉他婴儿头部长了一个大瘤，要做手术，但即使做了手术生存下来也可能成为残疾儿时，他经历了一段十分复杂的心理交战，甚至和医生商量，怎样可以不让孩子出生。医生虽然没有答应他，但建议不按时喂养婴儿，最后却因为医院方面力主开刀割除肉瘤，婴儿才侥幸存活下来。

作为教师的鸟在这段时间经历了善与恶的斗争以及良心的不断挣扎，体验了人性的最大锤炼。作为小说，《个人的体验》以鸟的遭遇折射了社会上人性的心理畸形。鸟的孩子虽然出生时长着如脑袋一般大的肿瘤，但他是无辜的，就像广岛原爆后那些无辜的下一代一样，上一代战争遗留下来的祸患造成令他们痛苦的形貌。广岛和长崎原爆导致日本出现不少畸形儿和残疾儿，而无数平民面对这些天生残疾的儿童，内心的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而大江健三郎则以自己的经历和体验，对他们也对自己寄予无限的同情。

前面说过，大江的《个人的体验》继承了日本私小说的传统，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内心感受都写进了小说。所谓“私小说”，是出现在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一种小说写作形式，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描写作者自身曾经有过的真切感受和身边的生活经验。（中国现代文学中，郁达夫的《沉沦》便是有名的私小说作品。）因此，我们可以借小说的内容来对比一下真实生活中大江对残疾儿出生的感受。

27岁的鸟是一所补习学校的英语教师。他15岁时被称为“鸟”，因为他“耸起的肩犹如收拢的羽翼，光滑的鼻梁像鸟喙一般坚硬而弯曲，眼睛泛出迟钝的胶状的光，薄薄的嘴唇一直紧绷着，燃烧的火焰一般的硬发则直指苍穹”。他在25岁结婚之后不久便开始酗酒，整整四星期狂饮，总是喝得烂醉如泥。而他平日除了听唱片便是酩酊大醉。最后，他在经历了700个小时的酒醉状态后醒了过来。

两年后他的妻子临产前，医生给他打电话，说他的新生婴儿有些异常，要他马上到医院去。而鸟则像谈论别人的事似的问医生：“孩子母亲没事吧？”然后他赶到医院，得悉孩子患的是脑疝，由于脑盖骨缺损，脑组织流淌出来，看上去像是有两个脑袋。院长说，就算动手术，结果也可能成为植物人。鸟当时的反应是跪地痛哭。

他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想起了女友火见子。大学时代，他们有次因为喝醉酒而睡在一起。他去见火见子，才知道正是那一次使她告别了处女时代。但这次两人没有做爱，却是一起饮酒，他醉倒在火见子的卧室里。

这个时候，医生没有如他期望的那样，放弃救治他的儿子。鸟在绝望之余，希望医生拖延手术，让婴儿自然死去。但医生表示“不可以直接动手弄死婴儿”，但私下里建议鸟“调整一下给婴儿喂奶的量”，或者干脆“用糖水代替牛奶”。而鸟从医院昏暗的走廊逃回火见子的住处后，却和她疯狂做爱。然后，医院来电话告诉他，医院专家们决定为婴儿动手术。但手术如不成功，婴儿有可能变成植物人。终于，他拒绝了做手术的建议，把婴儿从医院抱了回来。他和情人火见子想出几个方案，甚至想借用黑市堕胎医生之手埋掉婴儿。然而，婴儿的啼哭唤醒了鸟的良心，最终他决定把孩子送回医院接受治疗，以承担起自己的人生责任。

经历过良心的挣扎和煎熬，鸟在几个月后的冬天从医院接回了做过手术后仍有残疾的孩子。在家里，鸟拿起一位外国朋友送给自己的辞典，这本辞典的扉页上有朋友为他题的 “希望”二字。他要立即翻开这本辞典，查阅“忍耐”的语意。

从“私小说”的角度看，这里面自是有大江的心路历程和生活体验。但是《个人的体验》并不是完全沉湎于描写个人心理行为的“私小说”，而是通过个人的体验和不幸，寻找一种哲学性的超脱—当时大江的人生哲学就是存在主义，从小说中鸟对残疾儿出生的反应，便可看出这种存在主义的取向，正如加缪笔下的局外人听到母亲死亡的淡然反应一样。这种在当时来说带有“普遍意义”的世界观，让小说主人公/大江健三郎有种超然物外的反应。

对大江健三郎而言，《个人的体验》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开始成熟。他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两件事情—长子出生时的心灵挣扎和对广岛原爆事件后遗症的体会，利用小说叙事对人的存在意义进行反思，而他自己更是开始关注残疾儿童以及核威胁的议题。

正如笔者在篇首说的，存在主义意识主宰着整部小说的调子。大江健三郎这段时期创作的作品，主人公大多是感到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日本当代青年，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生活和命运的挫败感，而最终，则因为对自己存在意义的肯定而有一种不向现实低头的精神。在小说完结前，鸟及其残疾儿，以及他的情人火见子都获得了新生—重新找回做人的基本责任。这种新生，既指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及其残疾儿等，也指整个民族。

《个人的体验》正是大江健三郎这种人道关怀的体现。他在经历过主人公那种复杂的内心挣扎之后，以自身经历为背景写成这部长篇小说。因此，瑞典文学院认为作者“通过写作来驱魔，在自己创造的虚构世界里挖剖个人经验，成功描绘出人类的共通点。可以认为，这是成为脑残疾儿子的父亲以后才会写出来的作品”。而大江健三郎也说过：“随着头部异常的长子的出世，我经历了从未感受过的震撼。我觉得无论自己曾受过的教育还是人际关系，抑或迄今所写的小说，都无法支撑起自己。我努力重新站立起来，即尝试着进行工作疗法，就这样，开始了《个人的体验》的创作。”[大江健三郎（著）、尾崎真理子（整理）：《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许金龙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

《个人的体验》所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贯穿大江健三郎后期的作品，而他在20世纪末期以后的作品，则更多地关注本土与边缘的问题。这里说的本土，是日本民族的反省意识、 日本的文化本原和环境等议题。至于边缘，是一直以来他所关注的弱势群体和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这种被论者视为文化救赎的思想，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尤为突出。瑞典文学院1994年给他颁授诺贝尔文学奖时，就已经指出这点：

大江健三郎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