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视野下的中学诗词教学

作者: 朱惠国 朱磊

朱惠国,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词学》主编,中国词学研究会副会长,秦少游研究会会长等。主要从事晚清民国词学和明清词谱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各一项。出版有《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民国词集研究》(合著)、《社会转型与晚清民国词学流变》等专著。

摘要: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诗词品读、鉴赏占据重要地位。诗词虽同为韵文,但其中差异不容忽视。对于词的教学来说,最关键的莫过于把握住词的音乐属性以及其独特的抒情风格。高中语文老师在词的教学中也应依托词学发展脉络,在单篇文本外勾连历史背景,才能从深处品读到词作中的情感。课堂教学之外,教师应时刻把提升专业能力放在首位,无论是自我阅读、创作尝试还是课堂教学,都应以广泛阅读名家为基础。认真对待每一次教学,把每一个问题弄懂、弄透,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

关键词:词学;诗词有别;词乐;语文教学

朱磊(上海市七宝中学教师):朱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抽出时间接受这次访谈!您从事词学研究多年,著述丰厚,是词学方面的专家。同时我也知道您一直坚持站在讲台,作为您曾经的学生,您的文学史课和词论研究课对我影响非常大。您始终强调要以扎实严谨的态度面对研究对象,这时刻提醒我认真对待教学工作。如您所知,当下的语文教学当中,古典文学是大头。这不仅是考试的要求,也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所以,我们不妨从现在的学生聊起:就您的教学体验而言,您觉得现在的学生相比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的学生,在古典诗词的文化积累、对古典诗词的兴趣、学习态度等方面有什么变化?

朱惠国:谢谢朱磊!我长期在华东师范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接触过大量的学生,应该说每一个时期的学生都有属于他们独有的精神面貌。不同时期的学生,其实很难放在同一个标准下面去评价“孰优孰劣”的。这就好比“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不同的时代特征造就了不同的文学风貌,我们很难将“唐诗”“宋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出优劣高下。二十年前的学生少有网络,也没有短视频,接受知识的渠道比较单一,他们抱着书在图书馆阅读是常态;现在的学生除了传统的纸质书之外,更多的是利用电脑和网络,效率更高一些,视野也更开阔一些。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的学生在网上查找资料、获取信息方面的能力要强一些,我就常常请研究生替我在网上查找一些资料,他们的速度非常快。这也是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当然,事物总有两面性,现在的学生一方面获取信息能力强,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另一方面也有静不下心,甚至略显浮躁的毛病。相比之下,以前的学生在基础训练方面要扎实一些,人也更沉静一些。当然,这也是因人而异,我是谈总体印象。古代文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坐冷板凳,因此理想的状态是学生对古典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有比较好的学养,能静下心来,又能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实我们也是从这些方面去挑选学生、培养学生的。

朱磊:相比原来,现在学生所处的环境中,传统的氛围会更浓厚些。我们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的受众群体正逐渐扩大,古典诗词越来越多地融入当下的文化创意当中,从《中华诗词大会》到《长安三万里》,包括全国各地推出的各种“新中式”文化创意产品,都包含着浓厚的古典诗词元素,这些和科技的发展也有关联。当下,数字人文、数据库的使用对古典文学研究大有裨益,这些技术给学者们一个更高更广的视野来整合、思考古典文献。您觉得数字人文对高中语文教学会不会有所帮助呢?

朱惠国:国家和社会对于传统文化越来越看重,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现在走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浓厚传统元素的装饰和活动;很多传统风俗、文化遗产等也都是通过这种融人大众的方式重新焕发生机的。互联网高速的传播让很多曾经冷门的传统文化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现在对于普通人来说,想要了解古代的文化知识,不一定要去高文大册的书里一页一页地翻找,这样很多人会觉得繁琐,可以借助数字技术,直观、清晰而且快捷地呈现出想看到的内容。至于数字人文,我刚才在谈现在学生的特点时,其实已经有所涉及。我认为数字人文是一个发展方向,对高中语文教学也同样会有很大帮助。中国古典文学深厚博大,而高中语文教材涉及的内容总是有限的,我们一方面要通过教材中几十篇古典诗文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古代文学的大致样貌,另一方面也要在授课过程当中教他们自己去掌握、使用数字人文的技术,拓展眼界,了解更多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比如说搜韵网上有“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以地图的形式,直观反映唐代文人创作的时间、地点,并由此展示某一位文人一生的行踪和创作过程。拿苏轼来举例子吧,初高中语文教材中,应该有不少苏轼的文章和诗词,这些文章和诗词的创作时间、创作地点,在诗词地图上都可以清晰地展示出来,一目了然。以往要做到这些,可能要去翻阅苏轼年谱、苏轼文集等等相关的资料。高中生课业很繁重,可能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老师如果每一篇文章都能那么精细的准备,也需要占用大量的时间,现在有了诗词地图等软件帮助,就变得很方便。除此之外,数字人文技术也可以给高中老师平时的备课提供方便。不是所有的高中语文老师都是古代文学出身,学现代文学等其他专业的老师,古代文学的知识储备就相对要弱一些,对很多单篇文章并不很熟悉;有了数字人文技术的帮助,他们借助于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就可以更快地“上手”,可以快速、准确、全面地了解文本的时代,找到与上课内容契合的知识点。如林庚先生《唐诗综论》中的《说“木叶”》一文,一直都入选教材,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涉及到很多不同时期有关“木叶”的诗文,以前检索麻烦,备课的工作量很大,而且还难免挂一漏万,现在可以直接在数据库当中把某一时期所有的相关诗句、文章都找出来,非常方便快捷。

朱磊:我非常赞同您的建议,我已经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实践过您的一些建议,您的点拨更拓宽了我的思路。诗词鉴赏一直是语文考试中的重要部分,考虑到应试的需要,高中语文老师主要注重诗词文本的意象、手法和情感。您认为这种鉴赏思路存在哪些问题?除了应试之外,我们还应该做哪些补充呢?

朱惠国:诗词鉴赏和阅读古文一样,首先要读懂,因此需要我们从文字入手,准确把握文本的意象、手法、情感等。这不单是语文考试的要求,也是诗词鉴赏最基本的方法。然而诗词鉴赏作为一种复杂的审美活动,光做到这些还不够。我们要真正理解作品,就要设身处地,从作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进而与作者进行心灵的沟通。这就需要我们对作者有深入的了解,对作者创作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比如苏轼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这首词,大家都很熟悉,一般都能讲,但讲到什么程度,就取决于你对苏轼的了解,对北宋党争这一社会政治背景的了解。这首词表面是描写一只惊恐不安的孤鸿,但情感的落脚点却是孤鸿背后的人。当我们了解了北宋党争的残酷性和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的处境,以及在黄州时的心境,才能对词中孤鸿的形象有更深入的理解,才能体会到这首词人鸿融合、亦鸿亦人手法的巧妙。当然,对于作品意象、情感的理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过度解读。比如这首词,南宋鲖阳居士和清代常州派词学家张惠言都以为词中的每一句都有所指,“缺月”,是“刺明微也”,“漏断”,是“暗时也”,等等。这样句句落实,一一对应,抉发词中的所谓微言大义,就是过度解读了。另外,鉴赏诗词,还要熟悉诗词中一些常用的意象、常用的典故,以及一些常用的手法,这样在鉴赏诗词时不至于出现大的偏差。这就需要我们具备比较好的古典文学素养。现在的中学教参资料一般都会对教材中所用的词语、意象、典故等做一些解释,帮助教师正确理解作品,这当然是有用的,但也有很多局限性。且不说这些解释是否透彻、准确,即便我们完全理解了单个词语、典故的意思,也不一定就能准确把握它们在这首作品中的内涵与妙处。我们在阅读中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诗词的注释只是根据工具书解释单个词语,或者摘引典故的出处,却不解释它们在这首诗词中的含义与作用,使人看了还是一头雾水。因此积累古典文学知识,熟悉古诗词的常用意象与典故,了解古人的一些习惯手法,用自己的方法去解读作品,才能在诗词鉴赏中融会贯通,游刃有余。当然,这些还不是诗词鉴赏的最终目标,鉴赏诗词,最重要、最关键的是要发现和感受诗词中美的意境。作为教师,还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发现美、感受美,从而真正热爱古典诗词。因此,诗词鉴赏需要我们具有良好的美学修养,能够身临其境地领略诗词中美的意境。如“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样的句子足以使我们调动视觉、听觉、感觉,久久回味其中;又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的画面,清幽冷寂,一个“荡”字,尤其惊心;又如“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除了画面的清丽外,“旧时”“几番”又绾合今昔,意涵丰厚。这些都需要细细体味,并不是干巴巴的字义讲解、意象分析、背景介绍所能替代的。谭献读周邦彦的《兰陵王·柳》,对“斜阳冉冉春无极”七字特别欣赏,“微吟千百遍”,以为“当入三昧,出三昧”,这或许可为我们阅读、鉴赏诗词时提供一点借鉴。

朱磊:听您精彩的解答,我感觉仿佛又回到了本科时候文学史课上,真是怀念!接下来我想和您交流一些我们教学当中的困惑:高中教师往往因为诗词同为韵文,就采用固定的教学模式,去分析诗词文本中的艺术手法、意象勾连和情感表达。我们一直强调“诗词有别”的观念就会因为这种教学模式被淡化,甚至消失。您认为中学教师应该从哪些角度来把握“诗”与“词”之间的文体差异,在教学的过程中,如何真正体现“诗词有别”?

朱惠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也很有意义的话题。就现在而言,词和诗一样,是一种韵文,但从它产生时的形态看,却是一种配合燕乐而唱的歌词,与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诗词之别,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谈,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谈过,都很有道理,但我觉得词的音乐性是根本,词体的特性以及与诗的区别,很大程度上都是与词的音乐性有关。由于词在最初的时候是一种歌词,那么唱什么内容,如何唱,都要考虑与音乐配合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假如你现在去听演唱会,除了歌者的因素外,旋律的好听与否可能是最主要的,至于唱什么倒是其次的。有学者曾谈到一种情况,早期的词只有词调,没有标题。其实不止是早期的词,唐宋词,乃至明清词大都没有标题,只有词调。这里明显可看出词的音乐性特点。词调不是文学标题,而是一种旋律的名称,比如《满江红》《菩萨蛮》《江城子》等等,最初就是一种旋律,《满江红》有《满江红》的旋律、《菩萨蛮》有《菩萨蛮》的旋律,清清楚楚。词人作词,就是依曲填词,按照《满江红》或者《菩萨蛮》的旋律,把歌词填进去,所以我们看到,同一种词调,有无数的歌词,大家都叫《满江红》,但每一首《满江红》都不一样。为什么只有词调,没有标题?就是因为在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中,音乐性最初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文学性反而要弱一些。这是词刚产生时的情况。以后由于大量文人进行创作,词的文学性不断加强,至于其音乐性,则正好相反,随着词在公众场合演唱的逐渐式微,不断被削弱。入元以后,词乐基本消失,词也就成了一种案头文学。我们今天来读词、讲词,当然要将其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用文学的方法与视角来鉴赏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真正要深入地研究词,则必须了解词的发展历史,了解词在发展过程中与音乐的特殊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对词的题材、风格乃至句式、声律等有深一层的理解。胡适在五四时期批判南宋“词匠”的词,举了一个很有名的例子。他说张炎《词源》里讲他父亲作词,作了一句“琐窗深”,觉得不协律,遂改为“琐窗幽”,还觉得不协律,后来改为“琐窗明”才协律了。胡适毫不客气地批评道:“深”改为“幽”还不差多少;“幽”改为“明”,便是恰好相反的意义了。究竟那窗子是“幽暗”呢,还是“明敞”呢?胡适以为,他们只求音律上的谐婉,不管内容的矛盾。胡适这段话很精彩,从文学的角度看,他们确实很荒谬,而从音乐的角度看,就能理解他们的做法,他们注重的是旋律的好听,以及歌词的协律。当然,词发展到南宋,文学性已经大大超过了音乐性,他们的做法确实不合时宜,胡适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我们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待此事,至少可以理解他们,知道这并非是一种荒谬的行为。回到历史现场,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词史上的事件,就会更加客观,评价也更加合理。另外,词的音乐性特点,通过对词的细致阅读与体味,我们现在也多少能感受到一些。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评周邦彦词,说:“读先生之词,于文字之外,须更味其音律。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他认为读周邦彦的词,除了文字之外,还需体味其声律之美,虽然现在词乐消亡了,不能唱了,但通过留存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这种美感。以后龙榆生提倡“声调之学”,要求选取知音识曲者的词作,对其句子的参差长短,语调的疾徐轻重,韵位的疏密清浊等,加以精密研究,从文字上领会这些词作曾经有过的声情。这些都是试图从词的文本去探求其音乐性特点。可以这样讲,词的音乐虽然消失了,但它对词的风格、句式、声律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理解诗词之别,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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