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改造与社会进步

［摘 要］ 近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的扩张导致了民族危机的出现。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希冀从农村社会建设与改造的道路上寻找到民族自救的曙光。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在文化。梁漱溟以其文化哲学观为基础，建构社会教育思想。他在理论基础上扎实推进社会教育实践，经历了实践发端、实践转向、实践深化三个阶段，试图对民族文化加以改造，实现社会进步。由于文化改良主义的缺陷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不成熟等因素，导致了他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失败告终，但其在社会教育实践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文化哲学；乡村建设；社会教育；文化改造

［基金项目］ 2021年度江苏省教育厅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众觉醒与社会教化：民国时期江苏地区社会教育研究（1912-1949）”（2021SJA0767）

［作者简介］ 吴昌磊（1990—），男，安徽六安人，硕士，江苏开放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实习员，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5）09-0038-06 ［收稿日期］ 2024-06-27

晚清以来，西方现代化的扩张攻破了近代中国故步自封的心理闸门，近代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救亡图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急迫的共识。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然而近代乡村社会失序直接影响着民主革命进程。新中国成立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逐渐将重心转向农村，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在农村社会中寻找革命希望，梁漱溟等思想家也希冀从农村社会建设与改造的道路上寻找到民族自救的曙光。梁漱溟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为近代农村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其社会教育与治理思想独树一帜，试图以文化改造促进社会进步，在解决社会问题、解放民众思想、提高民众素质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观

面对西方入侵，近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转变。在民族救亡的道路上，中国的仁人志士先后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西方制度，都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富强，先进知识分子随之将目光转移到文化的反思与学习上。中国独特的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文化系统能否抵挡住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重任，成为知识分子首先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一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抨击，倡导更深层次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一方坚定地维护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明破坏了中国稳定的社会系统，表现出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梁漱溟虽固守文化传统，但是其主张改造传统文化的同时，注意吸收优秀的西方文化，以创造出新文化。他坚持中国必须继续批评地保持原有的文化态度不变，同时要毫不犹豫地“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成果（而不是态度），这样既可致中国于富强，又能避免现代西方人精神困苦不安的弊端［1］。

在梁漱溟看来，民族强弱皆由其文化决定，社会改造是系统性工程，不是简单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更不是生搬硬套西方制度。社会危机的出现必然是社会内部文化价值观念的混乱。他说：“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与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2］104-108人生态度决定生活习惯，生活习惯逐渐固化形成制度，而人生态度改变的前提则必须解决文化价值观念问题。他提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3］。为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从文化建设着手，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进而构造全新的社会组织。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中国社会是由家庭生活所形成的人伦关系推及社会各层面，以伦理组织社会，从而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士、农、工、商四民，组成了广大社会的不同职业群体，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合相需之征也［4］。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的小农小商与近代西方工业社会对立的劳资两阶级有着本质区别，贫富差异与分化不明显，上下可流转相通。梁漱溟对比中西方政治、经济、社会阶层后认为，中国社会有着“职业分途”的特点，以区别于西方“阶级对立”。但随着西方风气输入中国，“伦理本位”的社会渐遭破坏，欲改造中国社会，实现社会进步，就要利用教育手段进行文化改造。“其实当初就不应当光学人家，只要拿我们原来的教育加以改良进步就对了。其他社会上很多的事情，如法律、政治等亦通统应该如是，通统要就着自己原来的加以改良进步”［5］。因此，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以其文化哲学理论为基础，开始设计他的乡村建设和社会教育理论并加以实践，在乡村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如识字扫盲、促兴农业、技能培训、礼俗革新、乡民自卫等，以期改造乡村社会，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建立中国的新秩序。

二、梁漱溟社会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

基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理论，他对社会教育进行了相应的设计。1933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邀请全国教育专家商讨推行民众教育方案，当时正在山东进行社会教育实验的梁漱溟被邀与会。关于社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的地位成为议题之一，当时形成的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是社会教育应并入现行学制系统；二是在学校系统外另定一个平行的社会教育系统。梁漱溟在以上两条意见之外提出了第三条意见。他认为应以社会教育为本建立新的学制系统，将现行学校教育纳入此系统中［2］393。与会者赞同梁漱溟所言，推定梁漱溟执笔起草方案，并于当年9月在《乡村建设》第3卷第5期上刊发《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阐明其对社会教育的基本主张。梁漱溟在草案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教育的核心内涵：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于成人乃至终身、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用。［2］394-397

在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上，梁漱溟认为二者应“融合归一”。学校教育为传统教育，社会教育为新兴教育，他不认为当时的主流观点——学校教育理应为正规教育，社会教育为非正规教育。传统的学校教育逐渐暴露出缺陷，严重脱离社会和生活，而社会教育有其特殊的功能，可补救学校教育所缺。“在社会改造期则必以社会式教育为主，即参用学校式教育”［2］399。但偏废其一都不能称为真教育。真教育不应有年龄限制，未来的学习和教育需要着眼于终身，教育内容、教授方式应更具开放性，不能固守学校教育的传统方式。今后社会组织逐渐归于社会本位，现代生活日益繁复，文化进步和社会变迁之快，使得社会生活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因此教育对象面向全年龄段的人群，实践终身教育。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过渡和转型时期，传统教育局限性凸显，如需完成社会改造，教育则不能囿于少数人，宜重于成人教育。欲改进旧文化，则需改革成人社会生活方式，成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此时不应视成人教育或社会教育为临时补充枝节应付之事，而应认为教育是主要工作。本案最能实现此旨，矫正过去之错误［2］408。同时，他认为教育的重要功能是推进文化、改造社会。面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梁漱溟感叹“中国固有文化既千余年盘旋不进，而西洋自近代以迄于现代则进步如飞，中国受此威胁乃不得不为其自身文化之改造”［2］400-401。如何改造则必须通过教育手段施加于人，以此改进风气习惯及组织关系，进而改变社会整体环境，个人进步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

基于以上主张，梁漱溟设计了一套社会本位的教育体系，以国家行政区域、地方自治区域为基础，设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镇学五级，在城市可设立市学和坊学。各级学府负责区域内一切教育职责。县学以下各级学府除教员外，办学人员以本地人员为主，学府与地方自治团体融合为一体，梁漱溟期望教育机构代行行政部门职能，集中力量推进社会治理。因此，他主张化社会为学校，使社会成为一种“教学化的组织”，教育居于最高领导地位。根据乡村实际情况，乡学、村学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有条件的地方增设老年部、幼稚部。梁漱溟主张的教育对象包括了全部类型的人群，教育内容包含了基本生活知识，如生活常识、识字读写、卫生健康等内容；社会改良知识，包括改进民众风俗习惯，革除早婚、缠足、迷信、赌博等陋习；职业技术训练知识，如农工商医、产业合作方面的培训，根据乡村实际需要举办种棉、造林、织布、养蚕等短期技能培训讲习班等，总的目标是在于提高民众的整体文化素质，推进社会进步。

三、梁漱溟社会教育思想的实践过程

近现代思想家众多，但能够躬行实践的却是少数。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梁漱溟深怀民族和国家之情，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始终站在民族救亡的高度思考与实践，他说：“我眼中的乡治或村治，全然非所谓什么‘当今建设事业之一’，或什么‘训政时期之一种紧要工作’；我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四五十年来再转再变，转变到今日——亦是到最后的一新方面”［2］21。梁漱溟试图用自身理论推进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他的社会教育思想也在思考与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他一直强调思想是从现实问题中来，因此必须回归到实践活动中去。他坚信文化改造可以实现心目中的新社会，而乡村建设与社会教育就是实现新社会的途径。

（一）实践发端：曹州实验

梁漱溟入仕后赴北京大学任教，但他心怀民族前途命运，不甘闭门学问，又因教育理念与当局不合而毅然辞职，投入乡村建设运动中。1924年夏，梁漱溟接受王朝俊等友人的邀请到曹州办学，主持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曹州中学）、重华书院，并计划筹备曲阜大学。梁漱溟看到学校教育脱离社会和生活的弊端，在曹州中学进行教育改革实验。在教育动机上，主张与青年为友，引领其生活与人生方向，同时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在入学考试上，除笔试国文等基础知识外，增加面试，考查学生的体格、资质、性情、习惯、态度等，考查更为全面；在学费上，不统一费用数额，视学生家境收取，使贫困学生也能入学，极力促进教育公平；在知识教学上，杜绝空讲枯燥知识，减少灌输式教学，提倡师生同学共处；在学校生活上，减少学校杂役，由学生负责学校卫生等工作，增强学生的生活能力，培养出良好的生活习惯，使教育和生活相联系［6］782-789。梁漱溟在曹州中学进行实验的同时，主持学术研究机构——重华书院。他首先改变了原先的书院宗旨，“本院的旨趣在集合同志，各自认定较为专门之一项学问，或一现实问题，分途研究，冀于固有文化有所发挥，立国前途有所规划；同时并指导学生研究，期以造就专门人才”［6］790。这样的转变与实践使得重华书院一度人才济济，但因政治纷争和经费不济，梁漱溟最终离开曹州，结束了先期的教育实验。梁漱溟在这一阶段的教育实践主要集中在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兴办上，促进了他对教育对象的思考逐渐深化，也使其对教育改革的艰难有了深刻认识。曹州的办学实验为其后续的社会教育实验和研究机构的创办积累了经验教训。

（二）实践转向：乡治与村治

心怀民族和国家未来的梁漱溟反思前期失败的教育实验后，开始将改革视野转向乡村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以小农经济为重，当时中国人口的80%在乡村，随着近代西方经济和文化的突进，直接导致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乡村秩序失衡，因此乡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是建立新社会的关键。应当时广东李济深的邀请，1927年春，梁漱溟南下广东试图推行自己的“乡治”计划，向广东省政府提出筹建具有政学合一性质的“乡治讲习所”建议，并拟订详细的计划。他期望新的地方自治和乡治可以培养民众形成新的政治习惯，培养出新的文化观念，从而促进新社会的形成，而开办乡治讲习所则是一项重要的措施。乡治讲习所是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具有教育训练的职能，培养乡村自治人才。为扩大学术和政治影响以推行计划，他于同年5—6月在广州做了连续十次关于乡治问题的演讲，提出选拔训练青年人才，到乡村与当地德高望重者共同推行乡治运动，引导农民合作经营农业生产，但因政府机构的懈怠和时机不尽成熟，“乡治”计划并未真正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