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非恶制也”：科举停废120年的反思

摘要：科举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创立科举制的国家，中国在科举制废止120年之后，有必要继续为科举正名，改变科举是“恶制”的看法。自从清末改革科举，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以来，科举制长期被人们误解，但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客观地肯定科举制的长处。科举制在清末被时代否定，并不意味着应该永远被否定。过去人们对科举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现在需要澄清笼罩在科举上面的迷雾，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国人不应该再继续将科举制妖魔化，现在是到修改中学教科书对科举制负面评价的时候了。科举利弊并存，但并非“恶制”，而是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关键词：科举停废；科举平反；考试制度；公平取士；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0；G64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5）02-0011-08

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历经长远岁月的实行和演进，科举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支柱和文化主脉，曾长期左右着士人的命运和文风时尚，关系世道、人心和风俗。从明初开始，科举定型为“永制”[1]。即使在经历鸦片战争坚船利炮的冲击之后，欧风美雨开始强劲东来，曾经当过广西巡抚、配合林则徐查禁鸦片的梁章钜在1846年仍以为“终古必无废科目之虞”，即认为科举是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的制度。正如一位西方人所说：“科举制被视为中国国家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没有科举，中国是无法想象的。”[2]然而，到了内外交困的20世纪初，曾经无比重要的科举制被视为中国积贫积弱和落后的根源，在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的情况下，许多人认为“停罢科举实为当今第一救亡之大计”[3]，因此在1905年9月2日清政府断然废止了科举。

废科举120年来，从20世纪初的全盘否定、70年代以前的以批判为主，到80年代开始逐渐客观公允地评价科举、2005年科举制百年祭以来的为科举制平反，中国人对科举制的评价经历了沧桑巨变。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四大发明’以及漆器、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郡县制、科举制等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我国在悠久历史进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突出贡献，也展示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4]国家最高领导人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可见对科举制的评价有多高。科举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废科举、兴学堂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更是中国教育史和高等教育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创立科举制的国家，中国在科举制废止120年之后，有必要继续为科举正名，改变科举是“恶制”的看法。

一、废科举时的彻底否定

科举制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每三年一次的乡试，从八月初六到九月中旬的一个多月时间，除朝廷派来的乡试主考官、副考官以外，各省许多府州县的行政长官，都要关闭在贡院中从事考务工作。而总管乡试考务的监临官由全省行政最高长官巡抚担任，也要在与外界隔绝的贡院中工作生活半个月左右。这期间全省各地许多行政事务都要停顿下来，行政让位于考试，全省最高领导人亲自主管乡试考务，可以想见科举在当时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之所以对科举考试如此重视，是因为“科场为取士大典”[5]，国家对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成为治理中央和地方的贤能之士，而大部分科举人才确实较为优秀，其中许多人在历史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科举也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至公”且合理的制度[6]，受到多数人的拥护。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华文明遇到空前的危机。到了清末改革科举尤其是准备废科举的时候，科举被视为落后、腐朽的象征，因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当时改革人士认为要冲破旧思想旧制度，只能先破后立，矫枉必须过正。1901年，梁启超在与康有为的书信中讨论保存国粹问题时说：“弟子意欲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出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其道进矣。即如日本当明治初元，亦以破坏为事，至今年然后保存国粹之议起。”[7]可见清末为推动科举革废，一些论者对科举持激烈批判态度，即使以偏概全也在所不惜。

1902年初至1905年8月之间，关于停废科举的议论蜂起，许多人将科举制看成万恶之源。有的论者认为：“科举之不足以得人才，在上稍知时势者，夫人而知之矣；科名之无足贵重，在下稍知时势者，亦夫人而知之矣”，甚至以为废科举“有大利而必无流弊者，莫如是举”[8]。将废科举视为“有利无弊”的举措，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简单的思维和片面的判断，以为废止了科举制，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结果废科举后，学堂是大量办起来了，不过随之而来的文化断裂、礼崩乐坏和社会震荡，远远超出了主事者的估计和想象。尽管朝中大臣也想出兴办存古学堂、筹划文官考试章程、大量兴办法政学堂等一些补救之法，但还是无法守住中国传统的根基。

废科举后，不少人感到十分庆幸，有些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从此将走向振兴。但1905年也有少数人担心废止科举将带来社会不便和风气下滑，“此等之事关心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欲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此又急宜加意者也。”[9]废科举的初衷是兴办学堂使教育普及，培养有用之才，但清末财政支绌，兴办学堂并不容易，且水平低下，而且学优不一定能够入仕，导致乡村读书人或识字之人大为减少，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吏治和风俗败坏，结果证明这些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为此，曾经在1904年1月与张百熙、张之洞联名上奏《拟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的荣庆，在1910年对传统教育崩塌的状况深感失望，对当初奏请渐废科举感到后悔。“学部荣相国近来对于学务往往深自太息曰：昨曾谓宝、李两堂云：往日奏废科举、改办学堂，皆张相国及我辈之主脑，所订章程又出我等之手，致各省原有儒士，一日抛弃旧学，日夜奔走。学校动以合新学为要，但此新旧交集，诚为学界一大过渡时代，失机与否，正在此时。所谓一举为万世功，一举为千载弊，后进之辈，甚可畏也。故今日所设分科大学，先立经文两科，俾使学界全体仍存旧学，幸勿一误再误云。”[10]荣庆的懊悔心态反映出科举废止前后一些人对科举制看法的转变。

在清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20世纪初东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时代，废止科举是当时复杂的政治、教育形势下的历史必然。但自从清末改革科举，尤其是1905年废科举以来，科举制长期被人们误解，以至于“科举”一词让人看到就会想到它束缚人才、压抑人性之意，长期以来为人们所批判、所不齿，甚至是所痛恨的对象。晚清时期科举制遭遇了一个极端化、负面化评价过程，这集中体现为针对科举的“污名化”与“妖魔化”。科举考试正向功能的下降以及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现代性焦虑”等，促成了科举评价负面化的发生。科举评价的负面化倾向不仅令科举形象受损，对科举制被废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左右了20世纪科举评价的基本取向[11]。

科举被废后不久，就有人说“科举之毒，遗传于学堂”[12]，认为科举虽然废除，但是“科举余孽”还在，流毒很深，甚至出现直接使用“科举毒”的表达法。清末已有题为《科举毒未拔之一证》[13]、《张督解举人之科举毒》[14]之类的报道，有章回小说称“原来科举时代的人功名心是最热不过的，包松涛从小读书也种了这个普通的科举毒在心上”[15]。民国时期也有一些“科举毒”的用法，如癸卯科乡试举人1915年举行同年会后，曾议定每年春秋举行团拜二次。1916年10月1日，该科同年在畿辅先哲祠举行秋季团拜，到者六七十人，参众两院之议员居然占到半数。天津《益世报》报道此事用的题目为《科举毒之中人如此》[16]。1923年出版的《半月》杂志第2卷第10期刊出了“科举毒之纪念物”，内容是一组4张南京江南贡院的照片。从《“国故毒”吗？——科举毒》[17]等文章的题目，便可看出科举在一些人心目中是多么恶毒的存在。还有人认为科举制毒害了中国读书人，毒害了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

为废科举将其说得一无是处，导致科举为“恶制”的看法影响既广且远。美国学者艾尔曼指出：“很多当代研究者将20世纪早期知识分子因其对科举制度无尽的憎恶而产生的负面叙述作为研究科举内容与形式的学术前提。清季民初知识分子对科举的种种看法经由其门生后辈，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18]致谢1

清代最后一科探花商衍鎏以83岁之高龄写出了《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一书，于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详细介述了清代科举考试的各个方面，看得出作者对科举并非全盘否定，但到全书最后，其所作绝句中却说“科举仅余糟粕在”。在批判科举制的时代背景下，受时代的局限，或许商衍鎏先生那时真觉得“科举仅余糟粕在”。在科举是“恶制”已经成定论的时代，即使他觉得科举也有某些可取之处，可能也不敢或不方便说出来。

二、否定科举时期的肯定评价

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上许多制度和人物的评价，不同时期往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对待儒学、书院、科举等都是如此。千百年来科举评价跌宕起伏，总体而言，19世纪以前属于崇重和肯定科举的时期，20世纪为革废与否定科举的时期，21世纪为反思与重评科举的时期。

20世纪评价科举的主流话语是批判，有些批判者认为科举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一种制度，它在中国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总之科举罪大恶极，罪行罄竹难书[19]。但就是在一般知识分子多认为科举很坏的清末民国时期，也有不少著名人物客观地肯定科举制的长处，这些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士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其一是曾经极力推动科举革废、科举废后却觉得科举不坏的风云人物，以梁启超和康有为为代表。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提出过变革科举的观点，并激烈批判八股科举的弊端。梁启超在1896年所作《变法通议·论科举》中提出改变科举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为合科举于学校，实际上是废止科举制，将科名用于奖励学校的新生和毕业生。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日本，看到在废科举后出现许多严重的后果，于是在1910年发出著名的论断：“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夫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并说过去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1893年才开始改用这种文官考试，被美国人称颂为开创了“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仿行之后成效显著。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最早实行考试选官的国家，在梁启超看来，“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复科举便！”[20]梁启超之所以会对科举提出与过去相反的评价，甚至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提议恢复科举，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了科举制的重要功用，并对废科举的后果进行了深刻反思。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时期是对八股科举批判最为激烈的人物，曾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说中国割地赔款都是因为考八股文。1903年6月，张之洞力争废科举时遇到朝廷某大员反对。当时筹划在政务处召开一次讨论废科举的会议，某大员声称如开议他必不到，即使决议废科举，他必定专门上奏折反对，“以此为报国第一大事业”。张之洞笑道：“公力争停科之议，以学堂究不如科举之可以得人才也，然如康、梁独非科举出身乎？康且为公所取，又何说也？”[21]张之洞用康有为是某大员拔取的进士却力主废科举，来反驳阻止废科举的某大员，可见康有为被视为早先力主废科举的代表人物。但是到1917年，康有为发表《共和平议》，在第2卷“民国之学术只导昧亡”一节中，十分怀念“昔有科举之时”，一县常有千数百童生、一省常有数万生员、全国常有数千举人“读书谈道”，“当其盛时，则文学昌明”；“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人，其中才以下，亦复有文采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平民望风，亦知景从感化也，乃今知昔者科举之以无用为有用也。今民国科举既绝，人士自弱冠出学校后，非钻营权贵、凭借党人，不能入仕。……于是各省乡县，旷邈千里，寂然无士，四民只余三民，无讲学者，无谈道者，无揅经者，无读书者，甚至无诗赋者，无写字者，更无藏书者……举国人士，夷为野蛮而已。”[22]。康有为是主张君主立宪制的保守派人物，他认为民国实行共和体制以后弊端百出，废止科举导致原有的社会与文化体系崩坏，读书人不再散居于乡，士阶层消失，社会失序，世风日下，已难见到科举时代的文明景象。康有为的看法并不全面，但反映出他对科举停废的惋惜及对科举时代的怀想之情，与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时期猛烈批判八股科举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