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基本条件与路径选择

摘要：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高等教育、科技、人才的普遍现代化。追问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不能规避“人”的现代化问题，其本质特征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中国范式的现代化”。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成熟的现代工业文明秩序作为外部条件，较稳定的工业技术文化内核作为内部条件，以及内外部深度融合的耦合机制。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优化路径选择：以“人本化”的价值伦理回应高等教育现代化价值指涉；用“工业化”的文明秩序创造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条件；推进“本土化”的改革创新，开拓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途径；用“全球化”的中国经验生成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中国式”。

关键词：高等教育现代化；中国式；人的现代化；科技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25）02-0019-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现代化不可规避教育、科技、人才的现代化，当前“以工业化为龙头、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以教育与科技为支撑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必须考虑的基本逻辑”[1]。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根本上须要实现“教育、科技、人才”的全面现代化。中国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的顶层，科技创新的高地，以及人才孵化、培育和输出的枢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角色，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作用。”[2]21-29然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究竟是从何而起、依何而为、有何特征、何以实现，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基于“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现代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基本条件、路径选择，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探索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理论的建构。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概念滥觞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蕴涵着中国高等教育在现代转型中的双重取向，即高等教育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价值目标，以及在实现方式上的“中国式”道路选择。因此，理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关键在于理解何为“现代化”与“中国式”。何为现代化？“现代化”源于拉丁文“modernus”，而后流变到英文“modernization”，常与“现代性”（modernity）关联在一起，两者相互释义，但又不尽相同。“现代性”源于十七世纪的欧洲，并逐渐辐射到全世界。它作为一种思想的表征，存在于人的理性与时间意识之中，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观念上的启蒙与影响上的评价。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所述的“现代性”是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3]。“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状态，指的是“现代性问题的生活历史背景”或“历史过程概念”[4]。现代化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兴起，其“现代”的核心特征是工业技术文化和工业文明秩序的确立。

从时间的维度来看，现代化意味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历史地看，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文明转型的阶段性发展状态，意味着在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为标志的社会条件下，作为工业文明内核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有了质的转变，包括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集中体现为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工具的改进、劳动对象的多样化。工业文明的生成，主要缘于科学的兴起、“技术”的发明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精神对中世纪宗教文化和神权的祛魅，新的科学技术层出不穷，“机器”作为“现代”的“创造物”逐渐替代了“人力”作为“传统”的“自然物”，“科技”成为工业文明体系下功能性最显著的生产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人的启蒙理性走向了世俗理性和工具理性，人的主体性及其文化的多样性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现代性危机”。譬如工业主义主导的效率优先、商品“拜物主义”等，使人的生存境况陷入“异化”境地，而人类学基于文化自省的立场，忧心于“现代化”可能弱化甚至遗忘传统文化，呼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权衡文化多样性延续的问题。

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现代化通常与“西方”关联在一起。现代化肇始、先发及完成于西方国家，各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探索了具有区域性或国别性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就我国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与“西方式”相对，源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制度方面的根本差别。一方面，从现代化的起始点来看，以工业化为核心标志的现代化最早出现于或较早实现于西方社会，所以现代化与西方化产生了“时间同频”的表征与勾连，成为非西方国家学习西方及其工业化、现代化之路的“样版”。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为推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效仿西方”开始，采取“师夷长技”的科技战略、“中体西用”的文教方式、出国留学的人才培养策略，到探索出一条洋务时期的“器物现代化”、维新时期的“制度现代化”、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特质和进路。故而，“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化”交织互嵌，并结成互为表里的历史渊源关系。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镜鉴所谓“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底色的现代化模式，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理念和模式探索。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话语激增。在概念建构方面，诞生了“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两个核心概念。尽管一字之差，但各自强调的重心有所差别：前者指向“区域国别”，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区域内的”高等教育；后者指向“方式模式”，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范式的”高等教育。也有学者从高等教育管理的视角，对概念进行了延展性阐释，讨论了中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包括“外部治理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及“评价现代化”等具有复合意涵的概念[5-8]。在理论创新方面，张应强概述了“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高等教育现代化基本类型[9]。在研究范围上，研究者主要涉及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程、新使命、目标、体系建设等研究主题[10-13]。在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方面，学界重点阐述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传统文化、教会大学、以俄为师、庚款留美、书院改制等节点要素之间的关系[14-19]。在关心的核心议题上，研究者认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质量与公平、价值观、质量观、功能观等问题[20-21]。为获得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的测量信息，有研究者基于文献分析和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功能，构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2012—2022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得出相关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的基本结论：认为中国31个省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北京始终保持着最高的现代化水平，海南则显示出最快的增长速度；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东部高、西部低”的样态[22]。上述研究着重阐释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从管理视角对概念内涵作了操作化和延伸讨论，从关系的立场区分了“中国式”的表征，并讨论了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质量和标准，为诠释和理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系统的知识体系和观点注解。

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客观要求。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使命在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核心在于建设人才强国和科技强国，其根本是要实现人才以及科技的现代化。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并不能仅仅指望于“生产技术”的单向度改进，而需要以人才作为支柱、科技作为动力、教育作为手段，通过“教育、科技、人才”普遍现代化的方式，整体性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数智时代对劳动者素养、科技水平的期待越来越高，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立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如此方可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战略支撑。故而，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而言，关于“什么是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仍要回到“人”的基本立场和“科技”的根本动因上加以理解。现代化从根本上是要实现作为劳动主体的“人”的现代化，以及作为现代工业文明标志的“科技”的持续现代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也因此不能规避人的现代化和科技持续现代化的问题。这也为理解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提供了诠释空间。

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战略基础、战略目标和当然表征，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23]。教育是以人为目的的，追问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本质，更不能规避“‘人’的现代化”问题。我国高等教育既要实现在内外部治理方面的现代化，同时应从“人”的基本立场出发，反思高等教育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形成“中国式”的“道路”之间，如何确保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问题。

（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立场是“人的现代化”

其一，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旨归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有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不仅表达人在宇宙万物中具有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也表明万物的存在与人的工具和目的意义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逻辑关联。高等教育既作为人的发明物，也以人为目的，并基于人的成长、发展和价值判断的需要而存续。高等教育的对象是人，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高等教育评价的主体是人，高等教育服务的最终目标是人，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更是离不开人。因此，高等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么样培养人，则是高等教育需要追问的两个根本问题。高等教育现代化作为高等教育的阶段性表征，也须回应“人”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将人定义为何物”，即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发现和揭示人的“现代性”社会表征。从现代性启蒙来看，人的理性和主体性是现代化开端的标识。高等教育通过传递高深学问、增进人的技能、塑造人的价值观、促进人的社会化，使人走向理性和成熟。高等教育现代化就是要将现代化社会的知识和技能传递给受教育的主体，让其意识到自我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实现“现代”自我的主体自觉。二是“将人带向何处”，即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促进人实现“现代化”。高等教育能够屹立现代化的潮头，评估现代社会的人“能”做什么、反思人“需要”什么，从而发现人的可塑性、可发展性，激发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同时揭示人的局限性、自限性，从而更好地为人“赋能”“增能”和“增值”，促进人更好地走向现代化。

其二，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是造就现代化的人。现代化是社会多元主体的现代化，包括人的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等。无论是哪个社会主体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是要造就“人”的现代化。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则是要“紧紧抓住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这个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以现实的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和集体的人建构高等教育现代化人才培养格局”[24]。培养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化人才，从长远发展战略来看，是培养能够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人，并推进人才的大规模现代化。根据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如果说在高等教育萌发初期或者是现代化进程以来，高等教育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重点在于培养高层次拔尖人才，那么当前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则是既能培养创新拔尖人才，又能通过通识教育，普遍提升社会个体的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综合素养，尤其是提升21世纪所需要的批判性思维、创新理念、合作意识、科技素养、全球视野等关键能力，从而造就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

其三，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结果是培养赓续中华文化基因和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一方面，培养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现代化人才。欧美国家高等教育为本国培养了大量高级专业人才，尤其是与工业生产相匹配的专业技术人才，例如教育家、科学家、医药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等，他们被烙印上鲜明的本土文化特质，在民族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培养造就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因此，培养能够传承、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人才，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其中包括培养具有家国情怀、为国奉献的人才，热爱中华文化、传播中华文明的人才，专业过硬、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具备全球视野、胸怀世界的人才。通过造就多类型具有中华文化底蕴的人才，为国家各项重大科研项目、社会建设与发展等领域提供更广泛的精英力量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结果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主要是指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充分的和协调的发展，并非指人的各个方面的平均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治理、新能源、新材料等构成的信息社会、科技创新和知识经济时代，对人的跨学科素养和综合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创新思维、科技理念、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信息处理能力等，已然成为现代人特别需要习得的本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须以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基础，坚持“两个结合”的基本立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高等教育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协调、充分和自由发展的人，造就全面发展的现代公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中的实际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