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一体：交际语境写作视域下“动人”的堂奥

摘 要 《与妻书》兼具文学艺术之美与情感之真，历经百余年仍被后世广泛传颂与珍视，其持久的魅力得益于其独特的篇性特质。从交际语境写作理论的理论框架出发，揭秘《与妻书》“四位一体”

（即“与妻”“与己”“与世”“与敌”）的篇性特征，为语文教师提供一种更深入、新颖的文本阐释视角。

关键词 交际语境写作 《与妻书》 篇性

《与妻书》字字泣血，笔墨含情，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一百多年来让人们倾情诵读，缱绻不已。试问，它何以具备跨越时空的巨大魅力，打动心有戚戚的“后之览者”，并且成为海峡两岸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篇目？除了“鹣鲽情深”之外，它还隐藏着怎样的动人密码？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开掘《与妻书》独特的篇性特质。笔者试从交际语境写作的视角来解读文本，从“四位一体”的角度来揭秘“这一篇”的独特魅力。

西南大学荣维东教授在《交际语境写作》一书中指出，交际语境写作即为达成特定交际目的、针对某个话题，面向明确或潜在的读者进行的意义建构和书面交流[1]。他强调在撰写过程中，必须具备对作者身份、读者群体、讨论主题、写作目的以及文本体裁的深刻认识。隶属于“实用性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与妻书》就带有应用性质，是作者林觉民在特定语境下的创作。从写作心理的发生机制角度审视，作者所欲表达的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不仅受到其主观意愿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内心所设想的受众的影响，此即为作者的“读者意识”。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的“读者意识”扮演着监督与调控的角色。在创作前，作者会进行一系列自我反思：目标受众是谁？他们具备哪些知识背景？需要向他们传达哪些信息？此类自我质询将对作者的写作活动产生重要的调控效应。虽然荣维东教授提出的交际语境写作理论根植于写作学领域，但该理论同样适用于阅读教学领域。笔者认为，在解读《与妻书》时，抓住“读者”这一要素，便可以举重若轻，窥觊全貌，直抵语篇的“此中真意”。

在交际语境理论中，“读者”被分为“他人读者”“作者读者”“文化读者”“理想读者”四大类。[2]“他人读者”是写作真正重要的读者群体，又可以分为明确的个体读者、明确的群体读者、不明确的他人读者；“作者读者”指的是语篇是作者写给自己看的；“文化读者”指的是读者不属于具体的读者群体，他们属于某个时代或者言语社团，有时候表现为一种时代的倾向性、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或者大多数人的价值需求；“理想读者”指的是作者在写作时所拟想的具有相应的语境知识和阅读能力，能够准确理解并识别作者意图的那些阅读对象。需要注意的是，这四种类型时常交叉融合，以《与妻书》为例，作为丈夫的林觉民，深刻表达了对妻子陈意映的依依不舍和反复的安慰；作为独立个体的林觉民，详尽阐述了自己义无反顾、主动赴死的动机和深远意义；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他以身先士卒的就义行为试图激发“同志者”坚定的战斗意志和唤醒国民沉睡的意识；作为民主革命的战士，林觉民表达了对敌人的强烈控诉和鄙视。简言之，设定读者不同，写作目的随之变化，语言表达亦有不同。因而，《与妻书》的恒久魅力其实来源于它“四位一体”，熔“情、义、理、愤”于一炉的篇性特质。

接下来，笔者拟立足写作学角度，结合“交际语境写作”的基本观点，研探交际语境下《与妻书》“动人”的堂奥，以就教于方家。

一、与妻书：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

交际语境理论强调写作要有明确的读者意识，读者不仅仅是文章的被动接受者，更是与作者一起进行交流的积极对话者、意义建构者、文章合作者。《与妻书》首先是一封“情书”，陈意映就是这封情书确定的“他人读者”，写作目的是向妻子剖白心迹，使其“察吾衷”。

一方面，这封书信确有不事雕琢、纵情表达的一面。林觉民在信中毫不掩饰对妻子的款款深情，他直白地称呼妻子为“卿卿”，还毫不隐讳地向妻子多番表白：“吾至爱汝”“吾真真不能忘汝也”。这在先前的士人文字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封书信甚至见证了林觉民信仰立场的转换。“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汝不必以无侣悲。”林觉民想象自己离开人世后以魂灵的形式与妻子相依相伴。一个极其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为了安抚妻子的哀痛，竟甘愿做一回唯心主义者！初读觉得浪漫至极，再读却觉悲从中来，若不是现实中无路可走，又何至于此？若不是深爱意映卿卿，又何至于此？未知苦处，不信神佛啊！

另一方面，这封书信也有侠骨柔肠、隐晦达意的一面。文中多有矛盾之处，细细品咂，便会发现这些矛盾之处恰恰是《与妻书》的动人之处。一般来说，情书往往以情动人，逻辑相对简单。林觉民为了确保陈意映能够清晰明确地接收他的“情意”，本应采用直截了当、直抒胸臆的语言表达方式，但他却向妻子交代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逻辑链。林觉民在信中一边反复叙说“吾至爱汝”，一边又决意“不顾汝”“舍汝而死”。为何“至爱汝”就能“使吾勇于就死”呢？这难道不矛盾吗？以常理推之，相爱之人自然希望长相厮守、白头偕老。林觉民向爱妻交代了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我至爱你，所以我将此爱推及天下众人，坚定为人民、为国家“勇于赴死”的革命信念与决心；牺牲你我福利，暂且阴阳相隔，只为“为天下人谋永福”，帮助天下之人能够爱其所爱。此为劝慰，更是告白，若非深爱，绝不至此！

此外，书信末尾还有这样一处矛盾：“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陈意映并非大字不识之庸常女子，她自幼受庭训，耽诗书，好吟咏，曾著有《红楼梦》人物诗一卷，在当地亦是有名的女才子，不太可能需要家中诸母指教才能看懂此文，为何林觉民此处要作这样看似多余的交代？只因陈意映曾说：“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表达出明确、强烈的想要追随林觉民的决心。林觉民担心陈意映接受不了他的死讯，故特地作此交代，可见他对陈意映牵挂之深、不舍之深、爱护之深。

不管是大旨谈情，还是隐晦达意，都是林觉民对妻子陈意映浓郁缠绵的爱意。《与妻书》作为一封情书，情意绵长，不事营构，倾吐了林觉民对陈意映缠绵悱恻的真爱和明明相爱却要分离的矛盾痛苦。至此，《与妻书》已然完成了对目标读者的“展示”。

二、与己书：道阻且长意笃定，我以我血荐轩辕

如果说《与妻书》的写作目的是向妻子解释自己抛下一切、英勇就义的选择，那么其实文本的第一、二段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林觉民在第五段中又再一次不厌其烦地解释了“率性就死不顾汝”的做法，使得文章语脉由回忆夫妻恩爱的缠绵悱恻再度转向了挥洒革命之情的激越悲壮，这是儿女情与英雄气的交织映现，更是交际语境写作视域下的作者身份转变的体现。基于交际语境的视角，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身份、功能、地位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即他成为一个写作的监控者、反馈者、反观者。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妻书》还是一封“与己书”。林觉民既是作者，也是“作者读者”和“第一读者”。他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与自己展开了一场诚恳的深度对话，呈现了慷慨就义之前的真实心理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妻书》是他在赴死就义之际的自诉之语、剖白之语，意在做好直面死亡的心理建设，确证慷慨赴死的意义和价值。正是由于特定读者、写作目的等语境因素，以及自己身份的多重性，林觉民才构建了这样独特的语篇结构。

观照文本，第五段的言语形式特点颇为鲜明，以问句居多：“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计数，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以上的“灵魂之问”，既是对妻子发出的，也是对自己发出的，而所有的问题也都指向了唯一的答案——率性就死。在1072字的书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向妻子交代“率性就死不顾汝”的缘由，也在一遍遍向自己确证舍生取义、舍家为国、舍情重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完成慷慨赴死之际的心理调适。

为什么要与自己对话呢？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面临生与死、家与国、情与义的两难抉择时，皆会陷入矛盾与挣扎之中，即便是英雄也难以避免。而从“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便可窥见彼时中国社会之惨状，民众在封建帝制的压迫下遭受着深重的苦难，人人自危。追逐利益、避免伤害是人的天性，但林觉民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涉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主动赴死、杀身成仁。他慷慨陈词：“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而后仗剑而起，登高一呼，欲以己之肉身，唤天下觉醒之心。林觉民深知此行胜算渺茫，在进入广州的班轮上，他曾对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他也早已预见黄花岗起义的悲惨结局，曾向战友坦言：“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且在《禀父亲》一书中发出“父亲大人，儿死矣”的谶语。林觉民明知起义必然失败，但还是义无反顾，英勇就死。其原因何在？只为能够感动同胞，使他们尽奋而起，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人非草木，情摇本心。告别挚爱，直面死亡。《与妻书》作为一封“与己书”，荡气回肠，慷慨悲壮，浸透了英雄血泪，注满了报国赤诚，凡人英雄在行至末路的心迹剖白，已然超越了儿女之情的博爱与正义，既让人断肠落泪，又令人震撼感奋。至此，《与妻书》已然完成了对第一读者的“呈现”。

三、与世书：坚定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

林觉民将这封书信交于友人代为转寄，《与妻书》便由纯粹的私人化表达转向了公共表达。民主革命的同道中人、敌方阵营张牙舞爪之人、浑浑噩噩的普通大众、蝇营狗苟的一众庸人等“当世之人”，都成了《与妻书》的读者。1959年，林觉民之子林仲新将珍藏多年的《与妻书》捐献给了福建博物馆，“后之览者”得以瞻仰旧迹。如是观之，《与妻书》亦是一封“与世书”。这封气壮山河、光照千秋的绝笔信，是林觉民对自己信仰的铮铮誓言，亦是对后来者的殷殷期许。

彼时中国社会局势动荡，波诡云谲，志士仁人普遍对民主革命缺乏信心，士气低沉，而普通大众则处于一种混沌未觉的蒙昧状态。对于他们来说，《与妻书》的出现既是一副清凉散、醒心剂，用以澡雪精神、提振人心，又是疗疾祛病的“心灵善药”，提供着精神导引、心灵抚慰。首先，林觉民勇于就死，是相信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他在《与妻书》中笃定地说道：“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那些志同道合的有为之士若目睹此信，定会继承觉民遗志，坚定信念，前赴后继。如此看来，信中那句看似对妻子的劝解——“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又何尝不是对同志者的勉励与鼓舞？其次，他以身殉国，是为了彻底唤醒社会庸众，激发市民的革命斗志。林觉民对中国局势洞若观火：“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孟子有言：“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在这样的至暗时刻，唯有以死作气、以命醒民，民主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于是林觉民舍生取义，在黄花岗起义的洪流中留下了最后的身影。在他救国而死之后，“身殉者踵接”，他成功地用自己滚烫的鲜血和震撼人心的《与妻书》激励了民主志士的革命斗志，唤醒了愚昧麻木的民众。孙中山先生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中也充分肯定了此次起义的价值：“然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最后，林觉民舍己为国的不朽之举成了永怀先烈、训育后进的生动教材。今日的我们，正从这封特殊的书信中汲取着非凡力量。作为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后之览者”，我们很难感同身受林觉民的种种纠结、矛盾、痛苦，但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人生抉择屡次与内心情感背道而驰，绝非缺乏对家园亲情的眷顾，而是因为其炽热的情感早已超越乡土，升华为对家国的深厚情怀。这些饱含情感的文字，承载了他对中华民族未来命运的深切忧虑，对民主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爱妻爱子的深情眷恋，让后人深刻地体悟到：“精神有所归依，生命才有意义，家国情怀就是永不衰竭的精神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