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乙烯玩完了

（文 / 穆爽）

一宗涉及债务超过70亿元的国企兼并，把广州背了数年的大包袱卸了下来——1月23日上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广州石化总厂兼并广州乙烯，成为全国最大的兼并案。

上马小乙烯 陷入泥潭

广州乙烯本来是广州市当作一棵“摇钱树”栽下的，决策者没料到会结出巨大的苦果。

乙烯作为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在20世纪的80年代还是很紧俏的，当时1吨能卖到1万多元(现在已跌到每吨5000多元)。而珠江三角洲也是全球塑料加工业方兴未艾的地区，好多原料要从国外进口。搞乙烯项目在当时利润颇丰。

能赚钱的项目大家都看到了，最终广州市费了不少劲，争取到了这个乙烯项目。1988年，广州乙烯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由此被广州市当成宝贝，被称为广州“特一号”工程。

广州乙烯是国家“八五”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额83.7亿元，建设规模年产乙烯15万吨，是广州市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广州认定这个项目要赚钱，在立项之初，广州一定要占90%的股份，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当时还叫中国石化总公司)只有10%的股份。这是全国同类乙烯项目中唯一由地方占大股，并主要由地方负责建设和筹措资金的项目。

其实上马这个项目，并不是没有不同声音。广州石化曾有一位同志参加过项目可行性报告研究，认为年产15万吨规模的乙烯前途不妙。时至今日，当广州乙烯被广州石化兼并之后，有人问他：你当时怎么不提出来？他答：我们的话谁听得到呢？就像许多亏损项目的可行性报告一样，广州乙烯的报告实际上是“可批性报告”。一些参与研究的人无可奈何地问：上头都定的事，我们能说不行吗？

广州市竭力使广州乙烯尽快长成“摇钱树”，为此克服了重重困难。但没料到原来就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小乙烯不会有市场竞争力。

地盘是很好定的，广州自己的地。钱从哪里来？广州腰包里钱不够，只有借贷了。投资83亿多元，而资本金太少，近90%的资金靠到处借“高利贷”，到最后背上70亿元的巨额债务。设备怎么办？新工程总是要参照国际标准，设备几乎全从国外进口，用美元买来。

1993年几经周折后开工建设，1997年8月30日建成投产，仅3个月就亏损近亿元，每天要负担200万元的贷款利息，每月要拿出700万元作为设备维护和保养费。被迫于1997年11月28日停产。其后停产累计656天。

广州乙烯从立项到建成投产，历时10年，建成之时就是亏损之时，而且，如果维持原状，只会越亏越多，无可救药。广州市满怀信心、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精力建成的广州乙烯项目，就这样陷入泥潭，难以自拔。

据对兼并前的广州乙烯工程中长期经济效益测算，该工程年均亏损11.8亿元。如果国家不采取特殊措施对广州乙烯工程进行“特殊处理”，到2010年，该项目累计债务将高达141亿元之巨。

广州乙烯成为广州的经济包袱。在每年广州的人大会上，总被提出来质问一番。有一位人大代表是某学校的教授，他看到广州乙烯衰败的景象时，痛心不已：“我们学校申请一个项目，几千万元资金几年都难拿到；广州乙烯一下子投80多个亿上去，还搞成这个样子！”

广州地方政府也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他们想让广州乙烯起死回生。好在有这种压力的不仅是广州政府，为广州乙烯找出路并非孤军作战——有关方面在关键时刻出了手。

广州石化乙烯厂复产前进行消防演习(周越 摄)  

广州乙烯的历程  

“多家抬”解困 重复建设收摊

不管怎么说，广州乙烯的“准生证”是国务院批的。像广州乙烯这样事与愿违的大型工程项目，并非广州独有，为数不少的重复建设结出的苦果大同小异。

朱镕基总理在1999年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我们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第二点就是“多年重复建设造成大多数工业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结构矛盾更加突出，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不高”。

点到“石化”行业时，朱总理提高了音调。朱镕基对石化行业有两个项目记得很清楚：一个是燕山石化乙烯改造，由年产30万吨提高到45万吨，有两个“28”：仅用28个月，只花28个亿；另一个是广州乙烯，年产14万吨，花了83个亿。也就是说，同样是15万吨乙烯，燕山石化通过技术改造省时又省钱，而广州乙烯多花了3倍的时间，多花了50多亿，还留下个亏损的大窟窿。

总理的批评让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领导坐不住了。石化集团前身是中国石化总公司，在广州乙烯项目中占10%的股份。1998年11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与广州市政府共同提出了解决广州乙烯问题的整体方案，定下了由广州石化兼并广州乙烯的框架。

1999年4月13日，广州乙烯由广州石化托管，5个月后广州乙烯复产成功，4个月后被广州石化正式兼并。瘫痪近2年的广州乙烯经过这9个月的“手术”，终于获得了再生的机会。

但这次兼并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广州市不得不再一次体验痛苦——广州市无偿偿还25亿元债务(约为广州市年财政收入的1/7)，还得授予政策优惠，允许兼并后以税还贷，10年内不缴广州地方税费。

这些政策到位，才能使广州石化不致因“吃下”广州乙烯而被拖垮。广州乙烯成为广州石化一个二级厂后，加上停产损失、维修、改造等费用，乙烯厂今年总亏损预计是4亿多元，差不多要消耗掉广州石化全部的利润。而要让乙烯厂形成规模生产步入良性循环，到2012年还清贷款，广州石化的总体投入将达到20亿元。乙烯厂成了决定广州石化命运的一个最重的砝码。

如果不是政策到位，广州石化也背不动广州乙烯这个历史包袱。当初听说广州石化要兼并广州乙烯时，曾有广州石化的职工说“打死也不要广州乙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心态。不过，后来此事已如箭在弦，已经不是兼不兼并的问题，而是怎么兼并的问题了。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作为广州石化的上级，也给予了优惠的政策，允许广州石化不上缴1999年的任何利润，全部投入乙烯复产，并要求下属各单位给予全方位的支援。

国务院虽然不给钱，但给的政策也很优惠，将广州地区第一批两个债转股指标中的一个给了广州乙烯，允许其中22亿元债权变成股权；同时免去其欠交的海关进口环节税1.32亿元；享受停免息，兼并前欠银行的利息3亿元全部免去。

谁的孩子谁抱走，但广州乙烯就像一个得了重病的巨型孩子，一家抱都抱不起来。“几家抬”联手使劲，才让广州乙烯重获新生。

广州市市长林树森在兼并签字仪式上说得很实在：把可能是全中国效益最差的乙烯项目调整为一个可以良性循环的乙烯项目，在金钱上最大的代价是广州市无偿偿还25亿元债务和有关一系列地方税费的优惠。25亿元无偿资金，我不知道国人如何评价它的大小，但我知道这是广州人民的血汗钱，它可以建造两个大剧院供广州人民享受。但今天对于我们，人们认为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对着今天皆大欢喜的场面，我们还能说什么？难道不应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吗？

不能再干这样的蠢事了

广州乙烯的失败可以说是中国重复建设的一个缩影，为失败的项目找到出路，这种教训也可以称一种经验。

在广州乙烯决策和建设初期，现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的盛华仁当时是中国石化总公司的总经理。他总结这一兼并案的经验教训，没有讲稿，脱口讲了四条：第一，建设广州乙烯本来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作出的决策，不符合规模生产的要求；其二，一个省，既在茂名搞乙烯，又在广州搞，布局不合理；其三，广州乙烯要靠广州石化提供原料，又不依靠广州石化建设，另起炉灶，自成体系，花了不少冤枉钱，所以投资很大，其四，资本金太少，筹资行业不规范，所以债务重，建设期也拉得太长。

盛华仁也专门讲到责任：“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是我们没有按客观规律办事，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也有过严肃的批评。当然，决策不当，不能只责怪广州市的领导，我当时是中石化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有责任的。大家要从中吸取教训，使我们更加聪明，今后不能再干这样的蠢事了。”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李毅中得出的经验教训是，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动力，紧紧围绕质量、品种、成本、效益，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广州乙烯决策不当，造成损失是巨大的。这个兼并案虽然解决了一个亏损大项目的命运，但类似广州乙烯的项目仍然不少，怎么会出现这种重复建设层出不穷的现象呢？我们的决策机制是否值得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