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追踪：不妨想一想遗产税

（文 / 王珲）

遗产税的开征，成为近期各媒体报道的内容。然而涉及具体开征时间，国家税务总局却以沉默谨慎对待新闻媒体的质询。据悉，遗产税的起征点及收缴税率是目前争论的焦点。而有关人士称，对于遗产税的开征，在事实上形成了外行人称道、专家反对的局面。

开征的时机成熟与否恰恰是双方的分歧所在。《遗产税征收管理条例试行草案》中规定，遗产税的免征税额为20万元，财产越高者所缴税率越高，从10％起征，最高可达50％。如果以此为据，中国现有个人家庭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就达数百万户，遗产税作为弥补纳税技术的一个税种，其对死亡人所遗留财产进行课税的追征效果，将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大添一笔；同时，遗产税是对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利手段，有助于减小贫富差距。从这些积极意义上看，遗产税的开征确实像众多媒体宣传的：时机成熟。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却读到了公众的一种淡然。普通百姓对遗产税不仅毫无概念，在情感上也难以理解。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石小姐十分惊讶，“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还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过得好点，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凭什么要被收去那么多？太不公平了吧！”传统观念中的私事要成为现代社会秩序干涉的内容，普通百姓的困惑或许是无关痛痒的，但直接将与此事发生关联的富人阶层的反应，却折射出某种不协和音。记者在拔通南德集团牟其中的电话之后，他的秘书很委婉地表示：“老板现在连公司的事情都忙不过来，他不可能有时间去考虑遗产税的问题。”这是一个在情理之中的回答。遗产税在西方又被称为死亡税，相关死亡的问题，对于生者而言都小愿触及。然而拒绝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的黄主编指出：“目前私营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主最关心的问题，是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问题。没有这个前提，遗产税从何征收？”基于这一点，记者所采访的几位私营业主均表示了对此税种的漠视。

从漠视中，专家们给出了时机不成熟的答案。专门研究税法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教授认为，尽管世界上开征遗产税的国家有100多个，而我国早在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就已有遗产税的内容，但自1993年12月方案提出到现在，有几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他说：“首先就是遗产税的开征得与个人所得税相互协调，否则有些人可以有计划地分散财产以消除累进税率的问题；没有赠予税的限制，就会出现征不到税的可能，中国又讲究上要养老下要抚小，区别一般赠予行为与逃税赠予对技术性要求很高。其次采用总遗产税制可以使实务操作简单，但不视继承人不同情况又有失公平；最后便是社会环境必备的条件，如对不动产的评估，对私有财产的监察……”朱教授还指出，“人们之所以会对新的税种如此漠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在宣传上总把税法和税收混为一谈。”近日由北京市地税局制作的一则政策性公益广告恰可佐证：拿工资的、奖金的、各种收入的，无一例外要在兴高采烈之余发出惊叹，“都要上税啊？！”它传递的信息只是国家要保证财政税收，而公民无从知道他们交税的去向和意义。

据说，有位外国专家8岁的儿子在北京街头迷路，看到警察叔叔，他很自然地提出：“请派辆车把我送回家。”小家伙强烈的纳税人意识着实让中国的警察叔叔为之一愣，“派车？”这事连听都没听说过。根植于西方人心中的纳税人意识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个用纳税的方式付酬，一个以税收提供一整套的公共服务。

4月，中国大地照例由各级税务部门掀起轰轰烈烈的“税收宣传”活动。这是“税收宣传月”开展以来的第6个年头，甚至在小学生的课本里，都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然而与这种轰轰烈烈相对照的是，人们对税收的抵触情绪愈大。自行车纳税一年较之一年困难，在北京，实行严令禁止沿街叫卖自行车税牌和拦截车子检查之后，纳自行车税的人更少。据相关人士透露，全国各地绞尽脑汁、耗费大量财力物力，各种宣传形式用过后，对国民纳税意识的提高收效甚微。

朱教授认为，“收效共微的原因是人们只知道要无偿、固定地纳税，却无权对所交的税进行监控；而征税都要经立法—高层的专家立法而非部门立法，然后依法纳税，否则任何一个新税种出台都让人较难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