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之间

4月6日起，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吴小莉，将告别《时事直通车》，开始主持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小莉看时事》，此举进一步树立了吴小莉在卫视的大牌新闻主持人地位。

媒体对主持人进行造型，是一件极具商业趣味的事情，明确的商标一旦与栏目牢固地贴在一起，便成为观众心中的品牌。就像说到可口可乐会想到美国，说到德国想起奔驰，提到拉里·金就会想到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CNN，拉里·金主持的访谈节目已有15年之久，他的《拉里·金现场》甚至是克林顿、布什和裴洛争夺总统之位的辩论战场，如此影响，对于主持人和电视台来说，一个享受高收人，一个获得高收视率，两全其美。而中央电视台原本也可以为自己塑造出名牌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只是一个被浪费了，另一个在影响着观众的同时也陷人了观众的影响中。

眼花缭乱造张越

1996年，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开办了“好梦成真”—让观众参与的游戏节目，由于女孩子们的梦多是明星和模特，张越想当厨师的念头一下就吸引了编导。于是，张越跟学校请假，与剧组飞往苏州录制了一期向大厨学做菜，她胖胖的形象和在镜头前的放松与自然，引起了制片人的注意—她也许可以成为新类型的主持人？如果通过正常方式，让如此胖的形象突然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屏幕上，恐怕台领导都不接受。于是邀张越作嘉宾，连续四次在屏幕上让观众熟悉，进而顺理成章地成为电视主持人。然后制片人发现，把张越塑造成肥肥型的串场主持人淹没了她的幽默与机智，这样一个10分钟的谈话节目—《谁来做客》便为张越诞生了。

节目最初设想，是让张越谈着女性的婚姻家庭情感问题，然而对30岁未婚的她来说，“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对着全国人民指手划脚”，于是邀请在某个行业较为成功的男性做嘉宾成了节目的形态。年轻的男孩不在邀请之列，他们不能构成与张越的谈话。第一期的嘉宾是《东方时空》的主持人方宏进，两大谈话高手相遇，张越咄咄逼人，方宏进从容若定。在张越内心，深信男人像一只雄狮，眯着眼睛懒懒地晒太阳时是不美的，只有斗起来的紧张状态才有美感。因此她的主持方式就是“逗”起对手的斗志，而形成一种辩论与对峙。张越在极短时间内，以伶牙俐齿、坦率有趣而成名。

成名之后，张越不能再以一个随便的形象随便地面对观众，眼镜、服装、发型、化妆，都在大家的关心之下，最终交给形象设计师代为管理。只是在张越外形越来越清晰的同时，她作为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却日渐模糊。

《半边天》节目版块不断在变更，《谁来做客》没有了，张越做起半个小时的谈话节目—（张越访谈》。作为名主持，张越到处友情出演，一会出现在北京电视台《食海纵横》的厨房里，一会在教育台做着《家庭与教育》，一方面名主持往往得不到名主持该有的最高收人，另一方面效益的诱惑让这个年代的人把干得越多挣得越多视作能力的体现，但是主持的节目越多，越显得没有一块清晰的阵地属于她。张越坦言，自己的性格也造成了上述原因，“我有强烈的好奇心，喜欢尝试。我心理也不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有时喜欢一个人对着大场合说话，有时喜欢一对一的，有时又想好几个人凑热闹，这么不纯粹、不突出，就会让人觉得一会儿是有知识的、沉稳的女性在谈着正经话题，一会又在别处疯疯颠颠。”模糊不清的定位令公众对她充满不确定感。北京广播学院专门研究主持人节目的吴郁教授指出：“对待不同节目，观众的收视心理会有不同要求，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应该有相对固定的形象。”她以“3.8特别节目”为例，“从只需关注谈话内容的小背景谈话节目中，大家获得的是语言和思想的魅力，不必苛求主持人的外形，但张越在大背景的综艺节目里主持，大家就会有审美要求，心理就不会很舒服。”

更值一提的是，张越的名主持人效益如今已拓展到报纸杂志的各种专栏中，弄得从文章里喜欢张越的人比看她主持节目的人要多，而节目却在削减她最初的风格。张越称之为缓和，“张力不是没了，藏起来了。”促使张越改变的，是对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唐师曾的访谈。那·次，这个在海湾战争中经历风雨生性羞怯的男性，在镜头面前对着关于男人的沧桑感的追问，大汗淋漓，没有一句话连贯。节目做毕，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张越大发感触，她突然觉得成功男人身上的美并不全由战牛性表现，眼前这种毫不掩饰的真实也很美。节目后期制作，保留了店师曾的紧张和难堪，播出后，很多女性声称爱上了店师曾。张越开始反思，她的调子放缓了，“上中学时就开始玩电脑，对它有一种神秘感，所以上火学时毫不犹豫报了郑州大学的计算机软件“这样一来，同事舒服了，观众也舒服了，我自己也感到轻松。我想我的本性有好斗的成份，每次面对有挑战性的对手时，我能感到浑身肌肉和关节的紧张；但有人生性低调，我总以高调相对，会逼得他说不出更精彩的话了。”

谈话类节目主持人，面对的永远是人而非事。嘉宾是无辜的，面对镜头，任何善意的挑战和玩笑都充满了危险和伤害。张越说：“如果我做的是《焦点访谈》，我会更理直气壮，但在谈话节目里我不敢，中国人太习惯于温良恭俭让了，我可能只是语速快，观众却因此对你的人品发生怀疑。”张越改变后，有一部分观众觉得亲切了，而喜欢她的人却在失望，“他们指责我变得太爱自己了。观众在他自己的状态下说出的话都是对的，但我无法适应每个人的要求。喜欢我，我就做下去，不喜欢我便走。”这是谈话主持人的两难。

永远的“作者”

比较而言，《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是个幸运儿。他的幸运不仅因观众对性别有不同要求—视男性的幽默为幽默、女性的幽默当尖刻，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两年固定的收视时间和节目形态。

崔永元和张越都是在1996年以谈话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的。崔永元是被制片人认定了的《实话实说》的主持人。他的幽默，能让大家都干不下去活。对于“非你莫属”的挑战，崔永元对着镜子曾左看右看表示怀疑。事实证明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初现屏幕，他的嘴角上挑、眉头微皱、眯眯眼让观众颇为反感—俨然是个玩世不恭的人。时值今日，这些竟转而成为他最具魅力的脸部标志。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播出的第一个节目—《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上场前崔永元想逃，“可是一上场就全忘了。现场人很多，事实上还是一对一的采访，一进入这种状态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事我干了十几年了”。节目做完后，没有可比较的同类节目，只是听到主任审片后，并不觉得40分钟的节目长，崔永元才大松了一口气。录第三期《鸟与我们》的时候，崔永元就决定加入了。

在《午间半小时》做了10年一线记者，崔永元一直坚持某种风格，“读书的时候我特别受法拉奇的影响，记得她有一句话说，‘当你问完采访者最后一个问题时，可以让他一拳把你打出来。’那时我们佯装对方是朋友，然后用尽一切办法去刺探。我当记者的时候经常伶牙俐齿地让人下不来台。我认为优秀记者就是这样。有一次采访一位留美回来的作家，他说他正在用英文写关于中国的书，我当时就问，‘抛开小说不谈，你刚到美国的时候是怎样传播中国文化的呢？’他愣了一下，我又问：‘是讲四大发明吗？’他又愣了一下。当时他坐在床上，听了这话很激动，就起来了，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问题，也觉得这特是个问题，在屋里来回走。我很自豪。但他的回答也给我了一个教训，他就讲了非常细致的感觉，他说文化的教育很难用书上的例子或重大的事件来说明，他领着孩子在街上散步，碰到一个黑人小孩，两个小孩就在一起玩，结果黑人家长来了就把小孩带走了，孩子是没有这种独立意识的，但大人的成见会渐渐地影响他们。他觉得特别屈辱，体会到中国向世界推介自己的太少。回想起来，有些场合是适合这样的提问，但在谈话节目中要有足够的平易。”10年内，崔永元得了3次中国新闻奖，由于做人不事掩饰，连个职称都没评上。主持节目2年，崔永元有了反省：“我一开始过于尖刻。这种尖刻不好。我没听说什么行业规定，比如记者应该怎样，谈话主持人应该怎样，还在于人的个性，我可以很坦白的说，到目前，我不接受尖刻，和风细雨一样可以达到效果。这种转变应该说跟年龄有关，但最主要还是因为节目。由于每周都要接触很多人，我发现人的感情真是很细微的，很难用黑或白或红去界定。”

有一次录制《昔日童星》，当乐队奏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崔永元捕捉到嘉宾张筠英的眼睛红了，“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应该是音乐一停我就去问，但我还是走了程式，从第一位嘉宾开始，然后再问。我想这是难以用一句话表达出来的感觉，她一听这首歌就陷入自己特有的情绪里，为什么，甚至很难说清楚，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而我们的采访往往非要把这种复杂刺穿。另外，嘉宾事先提醒我有些事不愿意谈，我就得尊重，这种尊重很重要，有些主持人为了说些特别的话，把人家给糟蹋了，我觉得挺没良心的。相互尊重，互相同情，应该是这种有人文关怀的节目的前提。”

崔永元一直坚持要做有价值的谈话节目，然而他所受的困扰也越来越大。当集体的智慧通过崔永元一人表现时，在观众心中崔永元便成了《实话实说》唯一的作者。“人们关注的是我而不是节目本身。我心里非常不安，节目组每次都对一个话题仔细讨论，以期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如果是冲着我本人，那跟马戏团的逗角没什么区别。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愿放弃我的风格，一个玩笑都不开。在播《奇迹》时，有的观众打来电话说，‘没意思，你也不逗，不好玩’，我听了非常难受，心情很复杂。一个人成了植物人，他妻子用15年的时间来恢复，结果观众竟对此无所谓。无视人命运的悲欢离合的展示，只要节目的形式感，太冷漠了，从这点上我觉得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影响别人。”

崔永元希望节目多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笑笑而已  

崔永元努力地淡化自己，让观众看到一个朴素、没有距离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如果他传闻很多、动静很大，可能人们在看节目的时候，注意力就不在节目本身了。但我发现已经有了一个趋势，我非常不愿这种情况出现，这样的话，我在这个位置上没有任何意义。节目不应该用热闹不热闹来判断，而是内容有没有价值。其实包括我在早期的认识也是这样的。那时我喜欢这个节目，是因为它都是笑声。但是越做节目越希望这里是有价值的信息，而不是笑笑而已。”

崔永元喜爱节目里的幽默，他认为更真实，“台上大家一起表现出的机智、可爱，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中介。如果上面好，下面好，我就没有必要多说，偶尔串一下，谈话节目主持人功能不大。真实就足够了。节目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也觉得力不从心，什么游刃有余，没有，我觉得非常疲劳。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很难应付这样一个大场面，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不要说我，任何一个人都难很好地面临这个情况。”

说话者的困境

张越说：“如果在西方，我们这种主持人什么也不是。我们的观众看惯了做作的、平淡的主持，我们只是加入了一点儿有趣的个性化的东西，他们就觉得你很不一般了。”两个人对自己能脱颖而出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张越常问自己如果有一天不当主持人了，还能以什么谋生。崔永元说：“3月份要录7个节目，短的两三天完成，长的要二周，还有准备半天不能上的。没什么方式调节自己，吃不好睡不好，就靠职业感，有时很累了，但灯光一亮，就得告诉自已开始了。这也是慢慢练出来的，靠技巧去弥补。但技巧太熟就掩饰了自己的不足，一旦满足也就停止追求。每次业务研讨会我们都会请提意见的人来，我不会反驳这些意见，最多诉诉苦，说我想向既幽默又智慧、博学、天才方向发展，很难，没有潜力，这个行业最好是自然发展的状态，当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就赶快退出，也不是激流勇退，有比我更合适的人，我就退到幕后做策划。”

然而在主持人努力保持清醒的同时，观众却像热浪般随时将他们吞没。每天，《实话实说》都会接到观众们用信、电话、电子邮件，传递来对崔永元的喜爱和关注，他是邻家大哥，风趣、亲和，17岁的女孩子请教他怎样平息几年来心理所受的伤害，大男生请他为自己将来的职业定夺。观众只看到了他，却不知在崔永元的背后，有一个流畅的工作进程保证着每个环节。崔永元自言有的话题也驾驭吃力，比如保险和外企。但通过电视的后期制作，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浓缩了几乎2/3内容的精华版；而电视的瞬时性既不易让人记住好的，也不易记住差的，重要的是日积月累的感觉。《实话实说》本身也带有诱惑力，当国内观众刚刚体会到拥有点点话语权的时候，能在中央大台侃侃而谈是件多么令人激动的事情。《实话实说》提供了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说话的权利——他们的价值观可能是非主流的，但不同思想的撞击恰恰使得节日好看，然而这其实也是错觉。节目前期准备中，一个个想当嘉宾的观众事先与策划们聊天，当他们观点中的精华被记录时，策划们会按照节目的需求而选择嘉宾，并确定嘉宾与主持人之间的关系。而在节目中真正拥有优势地位的只有掌握全局的主持人。两年磨炼，崔永元成为一个职业谈话高手，他会因节目的要求控制现场的气氛和节奏，引导嘉宾们的谈话方向，中断谈话或延伸谈话。节目的需要来自收视率，对于这点公众是浑然不觉的，观众面对的只是节目本身，却无法看到节目作为媒介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渗透。

同时，主持人也在观众对自己的定位暗示中，把个性与节目融为一体。《东方时空）流传着一句戏言：看白岩松的脸，老觉得出了什么大事，转过去看看崔永元，就放心了，没事！3月13日晚，上海电视台在宾馆采访白岩松、崔永元二人，请他们分别以个人的感受谈谈两会与普通人的关系。有意思的是，两人都是侃侃而谈，脱口成章；但对白岩松的采访从预演到实录进行了3遍，每一遍白岩松都是以极富正义感的声音激情演讲，场外人的感觉如收看《焦点访谈》。崔永元笑谈间一遍录完，他俨然是百姓的代言人。两相比较，各具风格的光彩却着实令人忍俊不禁。对此，白岩松有话云，“本来个人身上就具备了十分之六的某类素质，到了相应的节目里，剩下的十分之四就会被激发被强化。”张越也戏称自己在日常生活里总有对局面负责的习惯，渐渐地朋友们都把那种没趣的应酬场面交给张越，仿佛她有责任和能力将气氛调动起来。

电视传媒给予节目主持人的，还有一种地位—权威。有报章云，分别主持《焦点访谈》、《新闻联播》和《中国新闻》的敬一丹、李修平和徐俐，竟以年龄、外形及主持风格的综合因素，使新闻变得更可信。这个来自观众的直觉推断，恰恰点出了电视传媒的优势地位，形象感比文字和声音的说服力更直接。作为评论部的新闻主持人敬一丹，中央电视台给她造型时，尽量减少脸部装饰，塑造出一种职业化的成熟知识型女性形象。她成为评论部收到观众来信最多的人，平均每天二三十封，多则有过一天105封的时候。人们把信任交付了她，期望着她的回答，然而在许多事情面前，一个主持人的力量又何其渺小，渺小到连读信的勇气都会被日渐消磨。在这样的位置上，当主持人以他的职业身份面对公众时，没有轻言的权利。

1997年里有几例主持人因迷失自我而走上绝路的悲剧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1997年8月17日湖南经济电台《夜渡心河》的谈心节目主持人李尚能的自杀身亡。他的悲剧恰在于无法在公众的错觉中找到真正的位置。李尚能主持节目头一年，便被巨大的光环笼罩着。他开始因为自己是李尚能，逛商店就要求老板打折，而在节目中，对待观众却少了耐心和真诚，多了俯看众生的虚妄。听众对他关注率越高，要求也会越高，当自己日渐匮乏时，心灵的危机便出现了。享受过巨大成功的包围，再面对失败，心理的难以调适将李尚能逼上了绝路。他选择了一条多少次在节目中劝阻别人的归宿，但走的时候却没人帮他。是不是所有喜欢听他节目的人都在无形中将他推上了这条不归路？

“作为节目主持人，所有的诱惑和报答都来得太直接，有时报答跟你的付出不成比例。”张越沉吟着，“我何德何能让人家喜欢，别人买个洗衣机退不了，我往那一站，一句话不说人家就给退了。再有这事我不去办，宁愿碰点钉子。得到多了，你就习惯于这种得到，不给你时还觉得全国人民怎么这样，把这当作生活中特重要的事，就没劲了！”

除了不为光环眩晕，作为精神产品的缔造者、传递者、解释者，信息时代的高效运转和快速更迭，对主持人意味着忙碌和没有穷尽的透支，一旦储备不够，观众便露出另一种狰狞。隔着屏幕，观众和主持人永远都在靠近着、远离着。

《实话实说》节目调查相关数据

一、收视率和收视人数

收视率（95％可信度）为：CCTV1:2.83％～3.01％；CCTV2:0.51％～0.57％。

收视人数中央一套和二套合计约3000万人。

中央一套频道占有率为62％，意味着100个在星期日7：20 ~8：00时段收看电视的人当中，有62人是在收看《实话实说》。

二、观众特征

《实话实说》的观众没有明显的性别偏好，主要居住在城镇，年龄越大越喜欢。观众主体为中等教育程度，在高学历者中，从事管理、技术人员等应用型知识分子更喜欢看。

100个收看实话实说的人当中，男性有54人，居住在城镇的有92人，25～34岁的有22人，35～49岁的有25人，50岁以上的有38人，是初中和高中教育程度的共有66人。分项统计表明，100个大专教育程度的人当中，收看《实话实说》的有5人，而100个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当中，这一数字不到4人。

（资料来源：依据央视调查中心提供的收视调查报告数据计算） 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真人秀节目崔永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