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闹着玩的

（文 / 邱志杰）

去年在北京筹办录像观摩展时，策划者提出，重要的不是什么是录像艺术，而是录像可以用来做什么；所以把纪录行为艺术的叙事的观念的一古脑全收了。本以为，从开放的胸襟前瞻的视野宽容的心态各方面看，这种想法已经够酷。谁知这次到柏林录像节上一看，不得了，参展的艺术家名单里不但有琳·赫斯曼这样享名已久的新媒体艺术先驱（1983年，此人做出了世上第一张互动多媒体光盘），有我这样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还有迈克·杰克逊和“枪与玫瑰”，原来主办人还安排了两个晚上的MTV展播！除此之外，什么“黑色故事片”，“英国电脑动画”，“艺术与罪恶”，应有尽有。“身体经验”之夜其实是一些现代舞或哑剧的纪录片。至于占录像节比重很大的每天下午的专题讲座，管得就更宽了。第一天的题目是“数字化阉割的自我”，第二天则是“超越真实和虚拟世界”，接下来有琳·赫斯曼的讲座，英国电脑艺术大师大卫·拉切的专题，据说目前电视台片头上流行的几种特技都是此人发明的。那天这位大师喝得微醺，在台上大屏幕投影前即兴给自己的录像配解说词，逗得观众前卧后仰，怎么也看不出那些高科技得让人眩目的图形和复杂的拟音是出自这么感性的一个人。录像节最后几天的议题则是“神话与仪式之间的电视，”那个下午，他们一会儿讨论西德的电视是不是一场恶梦，一会儿又前东德的电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与会的是欧洲各大电视台的腕儿们，艺术家再有名，根本也别想插嘴。第二天，又谈论将要推出的高清晰度电视会让街道变空吗？最后一天，则是“因特网电视是神话还是机会？”

除了上面这些雄心勃勃的媒体课题之外，录像节的空间部分更好玩的多。前面这些项目都是在大投影厅里发生的，你在楼下的两个酒吧里也可以通过电视看到同样的实时转播。空间部分是指展厅里的CD-ROM作品，网络作品和录像装置。CD-ROM和网络作品集中在大堂里，几十台电脑都配了耳机，观者一人一机亲手体验这些互动多媒体艺术，其好玩程度略逊于电脑游戏。

录像装置有7件，据说往年要多得多。今年最显眼的一件装置是一个叫Az-zurro的工作室集体创作的互动装置。他们用8台投影机在一条十几米长的幽暗走廊地面上投下十几组各种卧姿的人体，无人时，走廊中的人像投影一动不动，仿如文化米开朗基罗的灭顶画切下一条铺到了地面。你一踩上哪一个人像，这个人就会动起来，发出哼哼吱吱的呓语；你一踩上另一个人，那人就动起来。一个顽皮的儿童兴奋得在走廊两头冲来窜去，弄得投影中的人们只好动个不停，忙得不亦乐乎。大人们似乎对踩在他人身体上的感觉都很不安，小心地绕着投影的像走。

琳·赫斯曼则在展厅里放置了一个洋娃娃，眼球是用摄像机镜头做的，你通过面前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可以操纵她眼球转动，她就会把她所看到的展厅里的一切传送到互联网上，当然包括你此时的尊容。

这样典型的新媒体艺术节的基本架构，包括录像装置、多媒体和网络作品，一批实验录像带或地下短片的展映，一批论文和几个专题脱口秀。像这样的媒体节在欧洲每年应该有数十个，柏林录像节已经办了11届，其重要程度仅次于阿姆斯特丹的“世界录像节”。每年二月或五月，录像节与有名的西柏林电影节同时举办，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把这两个活动放在一起报道。当然了，新媒体节要跟明星云集的电影节抢风头是一定没戏的，但它对当今媒体化生存的敏感，它改造电视工业的雄心和它对个人创造力的尊重，都比电影节要精英主义和理想主义得多。就说它接纳MTV参展，并不怕惹上一身流行文化的腥，反而是要在格莱美奖之类商业体制之外，提供另一种立场的评判标准。

这一大堆的机构和节日的资金，部分来自地方财政，更多则是大公司。柏林录像节由苹果电脑和诺基亚资助。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掏了腰包的跨国资本不仅得到良好的公益形象，更能通过艺术家对媒介本身穷尽可能性的榨汁式利用中得到反馈，在产品设计上更具独创性。这样，新媒体艺术在欧洲从教育到生产，从展出到收藏，已形成一个商业化运作的完整体系。新媒体在艺术界占有重要的版图，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关系。下个世纪艺术的样子，就在这里酝酿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