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访余秋雨

（文 / 刘晓玲）

▲徐甡民  □余秋雨

▲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多层结构，虽有通联，更成割据。因此学者的  “知名”经常只是在于高耸狭小的层面上，而并不具有实在的社会性。余秋雨先生却是个例外。如今他的名声得以穿越多层文化的壁垒，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概念。

对于声名日炽，余秋雨自己怎么看呢？他有没有为此所累呢？

□我是一个文化研究者，现在却常常成了一个被研究的对象。我的一些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感谢之外，有时也有点惊讶。我文章中谈到的许多文化观念，其实前人也多有谈及，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只是于此表达了我的生命体验，可能有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表述。甚至有许多“块面”，在理论的深刻性、完整性和严密度上，都还有遗憾。在这里我时常感到惊讶的是，许多读者对文化对以前的东西知之甚少。

另外也有点忧虑。我收到许多来信，其中不少都表达了独尊一家、排拒其他的意思。我是一个文化多元论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诱发了某种排他性，是我极不愿意的事情。这并不是谦虚，实在是因为比较清醒。譬如说到什么散文领域的导向，这就成笑话了；包括某些具有威胁性的比较，都是不恰当不可能的事情。

说到名声之累，当然会有。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名声这东西经常与讦非议诽谤构成正比，这倒也没什么。只是现在应邀参加的社会文化活动太多，当然我并不绝然拒绝和反对参与社会文化活动，这正是我主张当代文化论者既要有书面文化，也要有行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各种关系各种制约，使我自己很难把握一个比较好的度，关键是要从被动参与变成主动参与……

▲历来的文人形象或者说是学者风范，总是格守经院书斋的谦谦君子。但当一个学者的能量及风格不再与经院书斋完全对等以后，他就在某种程度成了一个公众性人物，这时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都要受到社会公众的更多关注和批评。

学者与社会的联系应该在于他的学术以观点。但是既有了“公众性”，人们就会将这种对于明星的关注移诸于一个学者，有时的确是滑稽而又尴尬的。

□治学的道路与方式，在观念上也是变化发展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守恒与变体共同存在交替发展的。但是人们对于传统总是比较习惯，而对于变体则常常不以为然。如当年胡适、郭沫若，是为学者无疑，但是在更早的比如晚清的国学家看来，显然是大不以为然的，学者怎么可以写小说？怎么可以写白话诗呢？

我很欢迎对我的文章的批评，也欢迎提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实在用不着再大表姿态的。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读者不要对我的文章寄予太高的要求。许多读者从各个方面，对我提出了各种很多的甚至是相互抵触的要求。我理解他们的善良愿望，但是我实在只是我自己，很难超越了自己而去成为别的社会角色。

至于出于某种不健康的心理，出现的无端攻汗，那就是另外一种问题了。我想如果我什么事情也不做，就没有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既是对于我的某些“社会抬举”的反弹，也是由于这块土地上的某种文化劣根性所致。对这些事，以前，我一直奉行不予理会、沉默是金的做法，但是我发现这样做有时反让人觉得是软弱虚弱，所以我不打算一再沉默了。同时我希望中国一切具有或多或少文化成就的文化人，不要受到这种麻烦和干扰。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个人的问题呢？原来我们习惯中的学者多是“夫子”型的，他们温良谦和，诚恳笃信；他们发奋著述、不求闻达；他们激扬蹈励、忧国忧民；他们上下求索，痛苦思考……然而余秋雨却既为学者，又未循人这样模式，端起这些架式，他显得十分“海派”，也显得洒脱，在繁忙的应酬相邀中，巧于周旋与回避。除了在文章中论及，余氏很少对人言及自己的心迹与苦衷。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作为学者，他的交际要比别人多得多，但是余氏又十分重视看重“私人空间”，因而又会令人有种封闭及至隔膜感，使人不容易或者不乐于与之“套近乎”。

余秋雨先生近照

□我真正是渴望友情和朋友的，我可能的下一篇文章，就会是谈朋友问题的。朋友固然可以十分亲密和随便，但是朋友的真实基础其实并不在于互相开放私人空间，太多的历史事实已经于此做了足够的的交证。我有一位住在虹口区的朋友为人很好，平时家里高朋满座，可是他家中数人最近一起遭受横祸，在最需要朋友帮忙的时候，朋友都不见了。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发生得太多了，有趣的只是，在一个现代都市里，这些朋友离去的原因，不是顾忌援手破费，而是怕沽了“晦气”。感慨之中，我所能做的，只是把我一部书稿的一半稿费送给他，希望以此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援。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是终极性的，而不见工具性的；在人生世界里，朋友应该是绝对意义的，而事业功名是相对的。

▲有时候觉得，如果余秋雨喜欢“风流”，他会不会是一个当代最大的风流才子呢？但是在这样的印象背后，我们也能十分偶然地知道他“私人空间”中与“风流才子十分不协调”的苦涩。比如在同期完稿的某半夜，他的头痛病犯得很严重，只好摸着墙壁去找药，竟至摔倒在地。独居八年，这时自是无人照应。凉水扑面稍事卧床后，他又再起床笔耕。这次极其偶尔的流露，我想可以说明，任何才学都来之不易。

关于余秋雨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从1992年3月初版至今已重印再版了7次，总印数达21万册，即使不算那些无以计数的盗版偷印书，也创下了中国文化散文乃至全部散文类图书的出版纪录。而新近出版的与《文化苦旅》内容大同小异的《文明的碎片》和《秋雨散文》销量却依然不减。作为学者的余秋雨先生因此而成为明星。

内蒙古武警部队不久前致电《文化苦旅》一书的责编王国伟，欲购  《文化苦旅》3000册，说是要给部队中尉以上的干部每人配发一本。其重视程度仅次于“邓选”。

山东一农民，到处求购未得，以为此书只能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才能得到，于是致函北京某出版社编辑，愿出高价购买。

在台湾，《文化苦旅》再版过5次。

销售的盛况，引起舆论界的关注。有人统计，不包括港台及海外的报道，《文化苦旅》在大陆的见报率不下150次，而各种名目各种类型的奖励和荣誉，几乎将这本20多万字的小书淹没。据了解，仅1992年一年  《文化苦旅》所获大奖有：

上海市文学艺术成果大奖

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

金钥匙图书一等奖

台湾1992年最佳读书人奖

台湾金石堂最佳书奖

余秋雨获得各种各样的头衔有：上海市政府咨询委员、深圳市政府文化顾问、上海交大名誉教授、哈尔滨话剧院顾问等。据粗粗统计，有案可查的如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的顾问、地方艺术院团名誉院长、团长之类的兼职就有100多个。而他所拒绝的兼职有多少，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电视台举办电视小品大赛要请余秋雨当评委，各类笔会研讨会要请余秋雨去讲课。

面对余秋雨及《文化苦旅》所产生的轰动效应，理论学术界则众说不一，毁誉参半。

“余秋雨的散文，将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留下独特一笔，在他之前尚未有人这样写散文。他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找到了契合点，涌动着新的血液和生命力，创造出全新的散文境界，别人不可替代，不可模仿”，上海文艺评论家毛时安这样说。

另一位著名学者则认为：“余秋雨散文写得是不错，把学术通俗化，使一般读者容易走进，但那种未经整理过的、完全感性的思想自然难免缺乏逻辑，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虽然漂亮，但似乎很难写出深度。”

北京的一位相当年轻的学者则认为：“文学一旦成为一种工业操作，批量生产的东西，其思想的含量和情感的浓度自然会减去许多。余秋雨散文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有别于那些职业散文家，但到后来他自己也成了职业散文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这只是一部分评论者的看法。令人奇怪的是，笔者曾就“余秋雨热”请教过不少学界泰斗文化名家，他们对此都“亡顾左右”。与大众的爆热，成鲜明对照，学界中的人们对余秋雨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沉默。

《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的第二本散文集《山居笔记》已然封笔。有人说南方某书商已花8万元人民币将《山居笔记》版权一次买断。也有人说，上海某出版社出巨资给曾首发  《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两个专栏的《收获》杂志社，准备出一套含  《山居笔记》在内的“收获丛书”。

《山居笔记》能否象《文化苦旅》一样轰动得漫天飞响，目前尚无法得知。也不排除《山居笔记》再度将余秋雨推向文潮的可能。

有一位青年评论家对此发表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见解：“余秋雨的时代结束了，但好多人却似乎刚刚开始关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