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黑社会：马仔本色

（文 / 李菁）

随着社会结构、经济状况的改变，一些旧有的社会现象也在改变其活动方式（路透／Reuters）  

街头“晒马”为赌船

8月7日，香港街头上演了我们在港台影视作品里颇为熟悉的一幕—下午4时左右，几百名身着黑衣的青年集结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他们分成数堆，有人挥动着文着图案的手臂，后被警方拘捕121人。

香港警署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透露：“初步调查，两个帮派是前来协商赌船之事。”“被拘捕者年龄从18岁到43岁不等。”警方“成功地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冲突”。但“因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现在不便发表更多言论”。

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朱耀光博士介绍说，由于香港没有合法赌场，在公海里的赌船是惟一的赌博生意。因为带现金不便，赌船内便有一群专替赌客换筹码的人。“因为一般赌客都有上百万、千万的赌资，所以这些客户是很大的财源。”“大马仔每个月赚一万块钱是没有问题的。”其中，“大马仔”又多以14K和新义安的成员为多，“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所以不通过晒马压过对方，自己也就没活路了”。虽然此间的香港媒体报道，整个事件涉及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叫“萍姐”的14K成员，但香港警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黑专家告诉记者，“萍姐”并非“高级领导”，只是在船上很长时间罢了。

朱耀光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强调，这个在粤语里被称为“晒马”（showoff force，炫耀武力）的行动并非媒体所渲染的“黑帮火并”—“晒马’是在谈判时候用的，只是互相炫耀一下自己的势力，本身并不想打架，所以一般不带武器。”通常以动员人数的多少、“阵容”是否整齐来作为判定胜负的“江湖标准”。香港警署的一位官员也透露，去年香港约有10~15起“晒马”事件，但大多以谈判为目的，“其中只有一二起试图武斗”。

虽然从数字上讲，这次逾百人被逮捕的“晒马”的确算是规模较大的一次，但据警方的这位反黑专家介绍说，其实他们当中真正属于黑社会组织的人并不多—有的属“友情出演”，有的则是花钱“招聘”而来。朱耀光博士介绍说，1990年5月，一位黑社会头目为了垄断排队买楼，动员了700人“晒马”。警方在事后逮捕了119人，发现部分是受雇而来的吸毒者和小贩，由于他们来自不同地区，互相不认识，所以那位头领叫他们在右手戴上一只白手套以识别自己人。

朱耀光博士强调的是，虽然外界经常为发现这些组织头领可以动员几百人而震惊，但“他们所动员的大部分跟随者是为了金钱而出力”。“真的了解他们，你都会觉得很搞笑。”朱博士说，“香港黑社会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厉害。像南美的大毒枭，不但控制地方政府，而且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相对于那些南美的贩毒集团，香港现在的三合会（黑社会组织）可能只是一支童子军。”

“理性”＋“商业性”的黑社会

“现在没有人想打架，不过是你吓唬我、我吓唬你而已，其实两个老大都害怕真的打起来。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可能还希望警察赶紧过来呢！”

不打架的原因是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下“打不起”一一般请一个人至少要一两百港币，这个行情还随着“出场”事件性质不一样而变化，“重要的场合涨到500元”，其他费用还包括伙食、交通费、医疗费、律师费及安家费。“武斗一次太贵了，所以现在是能谈判就谈判了，谁还那么傻去打架呢！买武器更是一笔很大的投入，所以一般组织根本没有这个实力。”“打一场架弄不好是要破产的。”

在朱耀光的观察中，目前香港的黑社会组织也是一个商业性颇强的组织。港、澳、台及大陆等地的黑社会势力的流动与相互渗透并非为躲避某个政府“强力打击”的后果，相反却是一种利益驱动。“现在大陆是最大的市场，他们跟做生意一样，哪儿能赚钱就去哪儿。”另一个角度分析，香港黑社会成员不少为六七十年代自内地去的香港，所以朱耀光认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有意渗透”，“对广东沿海一带是有影响，但把这种影响夸大了”。朱博士也提及，“近年来，香港黑社会在内地也有一些合法投资，有的的确是想做生意赚钱，有的却是借着这个名义从事一些黄赌毒”。

“十万黑社会”：传说与真实

对于一些报道所称的“香港有十万黑社会成员”，香港警署的一位反黑专家告诉记者：“目前，警方对此没有明确的数字。其实就连他们的头目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人。”这位反黑专家介绍说，香港有50个左右的三合会组织，最活跃的有12~15个，其中就包括外人熟知的“新义安”、“14K”、“和胜和”等组织。“虽然有些活动是有黑社会背景的人组织的，但真正是这个身份的人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这位警员说，去年一家有14K背景的人开了一家很大的DISCO舞厅，很多人都来捧场，但“调查后发现，只有一小部分人是黑社会成员”。

对媒体“二万警察难抵十万黑社会”的报道，朱耀光博士颇不以为然。“香港有2.7万名警察，他们是组织严密的团体，而这些黑社会组织松散，不少人是‘兼职’做的，即便有10万甚至18万，大多也是组织不起来的乌合之众。”

朱耀光介绍说，香港黑社会问题在六七十年代比较严重。以前香港流传的说法是：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比如说某个地区发生绑架，警察都找当地黑社会头目来解决。”“那时候是警察帮黑社会抢地盘，摆平纠纷，只要占住一个地盘，黄赌毒什么都可以做，所以当时结构稳定，势力范围也比较清楚。”情况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以后发生了根本改变，“现在警察不贪污了，他们的地盘越来越小，界线也越来越模糊，利益没了，只好什么都做”。所以近来，“老大都比较忙”，因为“这越来越难了”。近年来，中港澳三地警方联手反黑，很多头目都不愿意坐上这个被视为“电椅”的“宝座”。有趣的是，某一个黑社会组织每一两年要进行一次“换届选举”，但最近一次竟没有选出新头领。“现在没人愿意做老大了”，这一方面是警察盯得比较紧，另一方面，“老大还要养活下面一帮人，给他们找饭吃”。

香港警署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反黑专家介绍，以前香港的黑社会确实可以达到垄断某一行业的地步，比如“新义安”曾在1970~1990年垄断电影业，著名影星刘德华也曾爆出被黑社会分子以枪相逼接拍电影的故事。但现在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这位反黑专家与黑社会成员接触的个人感受是：“他们其实都是些普通人，想挣大钱又不想努力工作。所以通过走私、垄断某行业来非法牟利。”

在一些商业活动中，非法组织总想渗透其中，以牟取暴利。图为被缴获的工具  

资讯

香港三合会

在香港，大多以“三合会（triad）”来指代当地的黑社会。据朱耀光介绍，香港的三合会（triad）是一个存在历史颇长的华人秘密会社。传统三合会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爱国组织，洪门子弟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作过贡献，近代三合会由于再没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维系，已逐渐堕落成为一个无恶不作的犯罪集团，从事不同的非法活动以牟取暴利。

香港三合会从来没有一个教父式的人物，通过一个金字塔的权力结构牢牢控制他的成员从事非法活动。相反，香港三合会是由很多不同的独立群体联结而成，虽然他们采用近似的组织结构、人事职级及入会仪式，但不是一个上下统属的组织。例如“敬义”原来是由“新义安”发展出来的，但“敬义”的会员并不接受“新义安”的指令。

根据香港反三合会专家的观察，三合会的实际权力是落在地区层面上的，通常由一个三合会职员（一般是红棍）带领一群15人左右的核心成员，通过暴力控制某一个地盘。值得注意的是，通常一个地盘的范围只有一条街、一座大厦、一个足球场或一个公园。由于三合会组织松散，不同地区内同一个堂口的不同组织可能不相统属。势力较大的头领并不一定能对其他头目发号施令，有时为了利益而互相厮杀。

随着香港社会的逐渐富裕，香港三合会组织已没有社会与经济条件满足其成员的全面需要而使其为组织全心全意拼命，其中一个结果是现代三合会组织结构已变成相当弹性，由传统沿用的八个职级普遍减为三个职级（红棍、四九仔及蓝灯笼）。而以往繁杂的人会仪式亦已简化，现在最流行的是“挂蓝灯笼”（俗称跟大佬）—只是一种口头协议，而不需要经过正式的入会仪式。另外，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大为减弱，会员也把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发觉他所跟从的大佬或所隶属的堂口并不能给予他足够利益，他会转跟另一个势力较大的大佬或转投另一个实力较强的堂口，三合会的所谓忠心义气，在香港这个工商业社会里面基本荡然无存，现在同一字头的不同组织可为利益厮杀，而以往世仇的不同堂口亦可以一起合作经营生意。

把黑社会的空间减到最小——访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犯罪学专家朱耀光

朱耀光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研究中国秘密社会，1992~1997年期间在英国爱斯特（Exeter University）警察及刑事司法研究中心攻读博士，研究香港的三合会与有组织犯罪，获警学博士学位。其著作The Triad As Business（《香港三合会与有组织犯罪》）即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三联生活周刊：您是从何时开始研究香港黑社会的？

朱耀光：我从1989~1991年开始关注香港的黑社会问题。我通过警察找到一些成员，另外因为有的成员吸毒，一些宗教团体帮他们戒毒时，我找到他们了解情况。我还经常去看他们出没的地方。在英国学习期间，我访问了英国的反黑专家，也到过意大利、比利时国等了解情况。意大利的黑手党我也研究过。我总的看法是香港黑社会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遇到过什么危险？

朱耀光：我主要找以前的黑社会成员了解情况，也从警察反黑专家那里得到信息。我有固定的联络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我的方法一是与警察合作，二是不找最活跃的分子，找那些年轻的或者退休的。我觉得学者要真正深入到内部做田野工作，要跟他们面对面地聊才有收获。黑社会对学者还是比较尊重的。我有一个原则，在进行调查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讲清楚。以前美国有一位研究帮派组织的研究生真的进了帮派内部，但他掩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结果敌对的帮派以为他是对方的卧底把他杀了。

三联生活周刊：您刚才提过，普通百姓对黑社会的认识有一定的偏差。

朱耀光：老百姓对黑社会的认识大部分是从传媒上得到的，特别是电影和电视。影视作品为了收视效果，更多在渲染、夸张它的暴力成分。警察对他们的看法也有偏见—只把他们看成坏人，却很少研究他们的实际运作和生存的土壤。黑社会本身看自己也有问题—因为他们不能公开讨论，所有的知识和信息都是“老大”口传的。一些黑社会成员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组织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有时也从传媒了解，这是互动的。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学者，您觉得您的研究对象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朱耀光：作为学者，我们一般会比较中立、客观一点，不作道德判断，无利益关系。我觉得叫他们“黑社会”不完全准确，他们的一部分也是无钱无权无依靠，才组织起来讨生活。另外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有警方保护不了的空间，我们要研究他们为什么会有市场，怎么来消除他们的生存空间，而不要把他们单纯地理解为坏人。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内地也面临类似问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朱耀光：内地现在是市场经济转型期，很多政府暂时处理不了的事情，一些组织自然有了空间。我觉得对此不必太紧张，要等等看。有些不一定是犯罪的问题，不是“黑”的问题，而是经济过渡期间的问题。光靠严打可能解决不了根源问题，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发展得更健康一些，让他们的生存空间降低到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