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跨界之年

（文 / 王小峰）

近年对崔健来说可算得上是跨界之年，先是他离开音乐，去拍电影，筹备了几年的电影终于开机。年底，他还要举行一场跨年度的跨界摇滚交响演唱会，第一次把交响乐与摇滚乐合在一起。

崔健在2005年创作专辑《给你一点颜色》的时候，写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一部分变成专辑里的《迷失的季节》、《蓝色骨头》、《红先生》，然后，他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成电影，便把故事梗概写了下来，后来他找人写剧本，写了几稿都不满意，干脆自己把剧本写出来了。

可能没有人能理解崔健到底想要什么，虽然电影与音乐创作在某些方面相似，毕竟还有差异。在崔健看来，这两件事差不多是一回事，而之前他有机会参与陈果的电影《成都我爱你》的拍摄，多少积累了一点拍电影的经验，凭着这点经验，崔健自己导演这部电影。电影名字叫《蓝色骨头》。

关于电影讲述的故事，崔健说“一首歌两代人三个故事四种唱法”。故事的背景从“文革”一直到现在，崔健这样叙述电影故事梗概：“‘文革’时期部队文工团，美女下凡，被上级领导安置下来。到了文工团，领导给她安排一个舞蹈演员搞对象，关系特别好后发现舞蹈演员是个同性恋，同性恋爱的那个男人又特别疯狂地喜欢这个美女，三个人就彻底地三角恋爱。因为恋爱产生灵感创作一个舞蹈作品，现代舞叫《迷失的季节》，做完以后就被整了。时隔30年，美女有一个儿子，美女嫁给了一个特工，特工临死前发现自己最大的心病是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和儿子他妈，他发现自己得了癌症，他想给自己做个葬礼。儿子发现爸爸要死了，找到他妈妈，他妈妈在他不到3岁时离家出走了，还发生了暴力事件，把他爸爸打伤了，伤口恶化才要的他的命。三个故事都讲一遍，儿子是黑客，用最快的技术找到他妈妈，就是这么个故事。实际上就是一首歌的故事，他为什么找他妈，怎么找到的，通过这首歌。”

崔健不太会讲故事，这个故事梗概也讲得一头雾水，但拍成电影究竟会是什么效果，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象得出，崔健拍电影，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不然那就不是崔健了。能理解的是，崔健一定是把电影当唱摇滚一样对待。

( 导演崔健（左）和摄影杜可风在《蓝色骨头》拍摄现场 )

崔健说：“我的生活和工作的特点一个最明确的表现形式就是我都感兴趣，既然都感兴趣对我来说就不用分是工作还是业余生活了，对我来说都是工作，或者说都是业余生活，都是娱乐，我都高兴。我发现做电影的时候和做音乐的时候都是让我亢奋的状态，何乐而不为呢。”

确实，崔健拍电影就像他对待音乐一样，也充满叛逆色彩，大概他的姿态你很难用商业电影或独立电影去判断，音乐创作相对比较独立，一个人可以完成大部分工作，但是电影创作需要一个整体。而崔健面对这个团队，理解跟别的导演完全不同，他说：“我觉得这很可怕，我没必要想拍电影去学四年去，这是一笑话，未必我喜欢。我发现他们提出的意见对我来说不能说没有价值，最起码都是反面价值，有些人给我提的意见不但不能够采纳，而且要避免跟他们一样，最后就用事实说话，把一个作品拿出来，我的衡量标准绝不是一个商业标准，谈具体的商业就没有意思了，在这个基础上做电影我不用有任何压力。”

崔健没有想过去当电影导演，电影拍成商业还是不商业，那不是他关心的事儿。他说这一辈子就拍这么一部电影，既然有人投资，他就要好好玩一次，他说：“我自己清楚为什么要拍电影，就是有话要说，想玩自己在音乐里玩不出来的一种感觉，仅此而已，目的特别单纯。”

一个摇滚歌星突然想去拍电影，确实是件有趣的事情，更何况是崔健，在音乐世界里，他这么多年我行我素，可以说音乐把他的个性放大到最大，然后他去拍电影，上来就给自己确定一个方向，绝对不能拍一个常规意义上的电影。“别等着让我拍一个冯小刚、张艺谋那样的电影。”崔健说。

当然，崔健还是希望电影拍出来看上去很专业，很好看，他请杜可风做摄影，柳青（陈凯歌的美术师）做美术师。

这是一部以音乐为线索展开的电影，但是崔健强调它不是那种音乐的类型片，他希望用MV、现代舞和电影叙事结合在一起。“我觉得自己要做电影肯定是没有框框的，如果有框框是在讲故事上和我对音乐的要求上，剧情我可能要严格把关，表演我只管准确不管明星，明星是最不可能准确的，第一明星会带来自己长年积累的表演习惯，第二他不容易跟你交流。所以只要闭着眼睛一想这人什么样你就坚持住就行了，别的就不用想什么其他元素了。加上我们剧本成本也没有那么高，也请不起大腕，请大腕也是限制，我们就找人试戏，差不多就演了，当然也有试戏和演戏偏差的局限，这只能是表演上的遗憾，避免不了。”

崔健喜欢用直觉创作，这是他多年来在摇滚乐领域里养成的习惯，摇滚乐需要直觉，这样才会有冲击力，因此他相信电影也可以这样拍摄。所以他在没有了解电影拍摄规律时，有点无知无畏的劲头，相信直觉比相信专业更让他放心。“完全可以这么说，艺术创作都是通的，我跟很多业余创作的人聊天，我觉得干行活儿的人能提供很多很好的经验和操作的力度，这点是必须要长期干这个的才行，通过想象是根本看不到的，现场经验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大量给我提出特有价值的想法的都是非电影演员，做美术的、做雕塑的，恰恰一开始做行活儿的人怎么都对不上，半天才知道你要的是这个。”

崔健很清楚电影怎么能拍好，但毕竟没有这方面经验的积累，之前拍的一个电影短片积累的经验对他独立掌控这一部电影来说太少了，不过他还是很有体会。“有些东西要事先准备，从预先准备开始到后期把握，前期与后期的配合，做特别好的调整和预备工作才行。原来想后期能做的事实际上后期做不了，到后期再做已经来不及了，这可能是我的作品不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制片方对初次导电影的人有交流上的不充分，造成了一些互相理解上的问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最起码他在我的眼里造成的是更大的损失，你没有达到100%的水平，只达到75%，和只达到10%是一样的，所以中国没有12345，只有1和5。你没达到5你就是1。而且我发现大量国产片子，都是在筹备的时候充满了理想，甚至在开拍的时候都是，真正在工作的时候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掉，到最后十个台阶十个台阶往下掉，放弃，坚持不住。特技的时候基本上放水，这样的片子太多了。”

所以崔健筹拍《蓝色骨头》时，前期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他对杜可风的敬业很欣赏：“他连找机位和调光这样的事都自己干。每个人都把生命融进去不可能干不好。有人说这次干不好，下次会干好，可概率是反的，失败只有一次，成功是九十九次，你不可能那么倒霉赶上失败。每个人都进入这种行业时，就会担心看不到好东西，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去做艺术品的时候，你不可能看不到好东西。”

崔健能把这部电影拍下来本身就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在开机前，他就是一本《十万个为什么》，录制唱片没这么麻烦，而拍电影的这些问题他必须一一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前功尽弃。“主创人员给你提出巨大的怀疑，咱们要不要不拍了？不拍，你在电影上的信用瞬间化为零。”但是崔健很珍惜他这次创作，他能顽强坚持住，他说：“你首先就得有好团队，这一点上不应该把责任和成功名誉揽在一个人身上。拍电影很烦人，但在这期间会找到一种力量，或者别人在期待你的时候你会从中发现你解决问题就是乐趣，拍电影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你没问题可解决一定不是好电影，最起码不是提升的一部电影。”

音乐是抽象的，电影是具象的。崔健很想体验一次从抽象到具象的转变过程，毕竟音乐对他的表达还有很大限制，这样可以通过电影更完整地表现出来。当然，对于电影将来的命运，崔健更多从艺术角度去理解它是否能被人接受，至于商业上的结果，他的态度是：“现在吹牛没意义。”崔健并不是一个对商业运作很清楚的人，甚至他从来不去关心这些事情，因为如果先去关心商业结果，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不管做音乐还是拍电影，他都一贯如此。甚至他也不愿意接受世俗化的商业价值观。他说：“大部分片子可能像我说的，最热火朝天的时候是开拍以前，写剧本的时候以为能拿奥斯卡，实际开拍后一步一步往下跳，最后跳到水里了，太多了。谁能坚持到最后，没跳下去，甚至一个台阶不让，或者实在万不得已我让了十个台阶，最后努努力我能跳上去。这都是整体的缺一不可，就像两只手捧水一样，任何一个手指头缝儿漏水了，水就都漏光了。”

至于年底的摇滚交响音乐会，崔健也是蓄谋已久。虽说这种音乐会方式已经不是新鲜事儿，西方很多摇滚乐队常常和著名交响乐团联手，搞一些摇滚交响音乐会。但崔健很期待这次尝试，他希望能在演唱会上尝试一两首说唱与交响乐的结合，看看效果如何。“这种形式我们要做一次尝试，这肯定是有价值的。但不是那种典型的Hip-Hop。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最重要的跟实验艺术比的话我已经非常照顾观众了，这东西，众口难调，别有什么太多的期待，我也就这样了。我倒是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打动我自己，也许这是我自己最大的期待，我下一个作品能打动我自己。”这是崔健一贯的观点，“首先必须得自娱自乐，自己都不能自娱自乐肯定感动不了别人。”■

（实习生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拍电影崔健蓝色骨头跨界音乐中国电影剧情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