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

（文 / 李晶晶）

( 春秋 青铜簠 )

20世纪50年代，以中世纪西方艺术品收藏为主的英国人何安达(Anthony Hardy)，来到日本和中国香港收集古董。在收到的一批亚洲艺术品中，有一件从日本购得的中国商朝青铜爵。爵的一侧有倾酒的流，另一侧有尾，底承三足，结构谨严。这件包裹着绿锈、有特殊造型的铜器，令何安达一见倾心。何安达是地道的英国人，受过传统的欧式教育，1960年到香港地区工作，后来成为华林集团（Wallem Group of Companies，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大型国际海运集团）的主席。

父亲早年买回的这尊青铜爵，让何安达留有深刻记忆，并促使他有了自己的收藏。1970年何安达凭借自己的眼力买下第一件藏品——青铜簋。他对本刊记者说，可惜后来发现它充其量只是件仿古品，并刻有不可信的铭文，这是他学习收藏的起步。在明确收藏目标之前，他经历了一小段时间的摸索期。最初他打算有目的地选择上起殷商下至唐末这段时间内，每个时期一两件具代表性的青铜器，从中了解各时代青铜工艺及其蕴含的历史背景。

但是没多久，他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告诉本刊记者，因为他发现，早在二里头、二里岗时期，中国的青铜铸造已经开始了探索和实验。“无论从其铸造技术、礼仪作用还是神秘的象征意义上，它们都对安阳殷墟青铜器产生了至深影响。我于是决定开始倾力收藏这一阶段的青铜器。”

何安达的藏品中有一件商朝（安阳早期）的青铜尊，是当时主要的盛酒器之一，在商周青铜礼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件青铜尊纹样亦以饕餮为主，分别用于装饰高撇足和广圆腹的宽阔纹饰带。斜肩饰以三个高浮雕牛首，其头生虬角，状若山羊，而喇叭形广口则饰一道刻满图案的蕉叶形纹，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

由于第一次买青铜器受挫，何安达说，直到1979年他才决心增加资源，委托三四位顶尖的青铜器古董商来助一臂之力，他们的客户都是当时最知名的收藏家。

( 商 安阳 觚 )

1979至1990年何安达频繁出击，埃斯肯纳茨（Giuseppe Eskenazi）很快成为他的良师。同样，东京壶中居的笹津悦也先生和纽约的詹姆斯·劳利（James Lally）先生也成为他信任的朋友和委托人。以他们各自的身份，总有机会接触到名家珍藏。何安达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购藏的经历是一种学习和享受，我意识到我所做成的交易一半取决于好运气，一半则依靠环境、市场洞察、品位以及其他很多因素。”

何安达一件很重要的藏品是商晚期的方彝，在这件方彝的器内至今还保留着残存的积酒。何安达对本刊记者说：“你一定知道日本的松冈清次郎先生吧！他是一位执著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收藏大家，在日本有自己的博物馆——松冈美术馆。1985年12月，我原本计划去伦敦佳士得竞拍青铜方彝，这原是格罗斯·施普勒（Gross Spuhler）的旧藏，曾在苏黎世瑞特堡博物馆陈列多年。然而就在拍卖前几周，我听说松冈先生也要亲临伦敦，因为在他的收藏中唯独缺少这一件珍品。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情绪一落千丈，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机会竞争过他。我黯然取消了伦敦之行，只是委托埃斯肯纳茨代表我去参加拍卖。几天后，埃斯肯纳茨发来电报说：‘松冈不来，请速至。’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兴奋吗！”松冈先生的习惯是，永远亲自到现场，绝不缺席或委托他人，现场紧张的角逐是他收藏乐趣的一部分。何安达说他于是立刻搭乘去伦敦的飞机，并在埃斯肯纳茨的帮助下，成功购得了这件青铜器。

( 商 安阳 青铜觥 )

何安达说：“无论你从哪一种文化的角度看青铜时代的出现和发展，都能将该文化与其他早期文化做对比。中国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偶然发现了青铜器铸造工艺，晚于幼发拉底河三角洲、卢里斯坦以及埃及，但是论到公元前1200年之前的青铜器铸造的造型和质量，则无人能与之匹敌。”

何安达说，在收藏过程中，他设定了“4P”原则：即铜绿（Patination）、铭文（Pictogram）、精密（Precision）以及出处（Provenance）。何安达认为，任何一件上乘的青铜器应包含这四个元素。其中以制作精美最为重要。何安达特意提到了他的一件商晚期的青铜鬲，器物年代较早，体形较小，却独具特色，意趣盎然，牛形兽面，鱼形的眉及三道勾状扉棱。最早经由上海古董商卢芹斋之手流到西方，后为费理思博士(Dr.A.F.Philips)及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收藏。这是何安达最喜欢的藏品之一，虽然它没有铭文，不符合中国传统金石学家最重要的标准，但它不同寻常的造型和铸造工艺不仅打动了他将它买下，更早前也让瑞典学者喜仁龙（Osvald Siren）为之倾心，将它收入了1942年中国艺术研究著作中。

( 商晚期西周早期 青铜角 )

在何安达看来，铭文只是其次。青铜器的铭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它不仅是中国古文字的主要形式，记载内容也填补了先秦古史的诸多空白。何安达藏品中有一件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青铜簋，铸有一个清晰的象形文字，为一手持耒，象征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青铜方彝“亞”形框内刻的铭文暗示着它或许是殷商4个氏族在礼仪中曾使用过的彝器。青铜鼎内钤有醒目的会意文字，一个跽坐的人顶着巨型的“山”自形冠。而西周早期双耳簋夔凤纹绕身，并刻有关于失落的古“楷”国文明的铭文。

何安达的“4P”标准中，再次就是铜绿。青铜器因埋藏于地下，与四周不同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了绿、蓝、红及其他各色铜锈。铜锈是大自然赋予的美，是数千年来大地对青铜器的一种特别眷恋。最后才是收藏历史。

( 西汉 错金银铜车轴件 )

佳士得美洲区副主席、亚洲区名誉主席杜超惠评介何安达所秉持的这“4P”标准，认为它揭示了中西方收藏、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不同重点。中国秉承金石学传统，偏重钟鼎铭文的考释，即“铭文”的标准，西方则发展出了关注艺术风格、铸造技术的研究传统，偏重铸造精湛和铜绿标准。杜超惠说：“在拍卖中，小尺寸的青铜器不一定比大尺寸的青铜器价值低许多，尺寸、年代并不是价值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买家来说，他们可能更看重铭文，会很在意上面的象形文字。例如，一个小尺寸的青铜器皿，即使铸造得不够精致，但如果刻着有意思的铭文，则该青铜器的价值就会比一个大尺寸的、铸造精致些的，但没有铭文的青铜器高很多倍。”

何安达的藏品中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是一件青铜角，曾在晚清著名金石学家吴荣光1842年印行的《筠清馆金文》中出现过。自吴荣光介绍后，这件青铜角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颇受中国学者和收藏家关注，各类出版物无一不提及其铭文。杜超惠说：“按金石学传统，青铜器研究中铭文首占其要，其次才是器物本身。然而，西方学者却更关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是否精湛，这件青铜角光滑的表面及潜浮雕纹饰，与雷云地纹上多层次的设计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它之所以收入何安达的收藏，恰说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古铜器的魅力在于它的神秘、复杂和多样性。”

( 西周 青铜车轴装饰 )

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何安达收藏中，有一件青铜车马件，这只是马车上的一个零部件，没有铭文，也非礼器，自然难引起中国传统学者重视。但它精美的鸟纹与器型的完美配合，甚至是古朴的铜绿锈，引起了伯纳德·贝伦（Bernard Berenson）的关注，他是20世纪初美国艺术评论权威，据说这个小小的车轴是他唯一收藏过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它的第一次亮相是1930年在柏林纪念约尔格（Jorg Trubner）先生的展览上，约尔格是德国著名的中国艺术史专家，1929年去世时还在北京研究、收藏古代青铜器，这件车马装饰后来一直辗转于欧洲各藏家手中，直到1990年被何安达购藏。

在何安达即将拍卖的这批青铜器中，可以发现安阳殷墟时代青铜器一枝独秀。他说：“这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罗樾先生的学术影响。”罗樾出生于德国，接受了德国传统严谨的艺术史训练，1940至1949年他被派往北京工作，随后移居美国。1953年罗樾到美国后不久就发表了商代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文章，对商代青铜礼器的造型、装饰进行细致的风格分析，将他们划分为5个发展时期。

( 何安达 )

何安达收入了罗樾的3件旧藏，有趣的是都为兵器，没有一件礼器，是被一般藏家认为“次要”的青铜器。其中一件鄂尔多斯式带老虎装饰的圆形钺，是罗樾1940年在北京获得，另两件是战国早期嵌绿松石青铜剑和西周青铜杖首。罗樾对中国古代青铜兵器的研究，源自他深信从它们身后可以找出古代中国和欧亚大陆之间的技术和文化交流。罗樾与瑞典汉学巨擘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将西方学界对中国古青铜器的研究带入了风格分析和文字考据并行的轨道，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末。何安达所收藏的西周青铜车轴装饰、商晚期青铜方彝、战国早期错铜筒形器、商青铜觚等见证了这一段历史过程。

当然，何安达收藏的青铜角的收藏历史也表明，20世纪初，中国政局混乱的年代中，金文研究对当时古代青铜器的保存至关重要。这一时期，日本学者、藏家及古董商们在研究和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的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梅原末治先生，1959至1964年，他编撰完成了多卷的日本藏中国古代青铜器图刊。何安达的几件重器早年流传于日本，也能在梅原末治书中找到相关著录。随着收藏的深入，何安达为他自己的收藏起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堂号“思源堂”，他向本刊记者解释：“思是观点、启发和欣赏；源是起源和古老的文化；堂是曾保存收藏品的山中亭阁。”

( 匜（春秋） 青铜匜是古代一种盥洗器。贵族在宴飨和重大仪式前，都要洗手，仆人把匜里的水倒在主人的手上，便于主人用“流水”搓洗双手，下边用盘承接污水。《仪礼·公食大夫礼》：“小臣具槃匜，在东堂下。”意思是说侍者持匜浇水于主人手上，这和后来把手浸在水中的洗法是不同的。青铜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 )

2006年何安达从华林集团退休，开始协助香港海事博物馆2012年底迁建于维多利亚海港旁的筹备，现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清代中国口岸绘画及博物馆相关藏品的收集。对于这些花费40年时间收集而来、又即将被拍卖的青铜器，他说：“我这里容纳不下这么多青铜器了。在两家著名的博物馆向我归还借展的收藏之后，这些青铜器现在还保存于包装箱内。基于这些考虑，我当时就决定与其他有兴趣的收藏者以及博物馆一起分享我对中国青铜器的热爱。”而何安达的中国夫人Susan Chen，亦是青铜器经营的资深行家。■

（实习记者魏玲对本文亦有贡献）

( 盂（商 安阳） 大型盛饭器，它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 )

( 斝（商） 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用于盛酒或温酒。口沿有柱，一侧置鋬（耳），三足，有盖和无盖的形制并存。甲骨文中有其象形字。王国维认为，礼书上称为“散”的实与斝为一种器物。其初为玉制。后世珍贵的玉制饮器，往往亦称为“斝”。《诗·大雅·行苇》：“或献或酢，洗爵奠斝。” )

( 鬲(商晚期) 鬲，用于烹煮肉食饭类。这件鬲身上刻有三组意趣盎然的饕餮纹，各由一对相向的兽面组成，其巨角沛然生威，双目狭长犀利，以规整细密的翮状纹和雷纹为地。早期出自著名的费理思博士及英国铁路养老基金会旧藏。 )

( 连盖方彝(商末 安阳) 酒器，方彝的缘边状若出戟，盒式器身框格内的纹饰在其衬托下益发鲜明。器身与盖饰以饕餮纹，其眉眼鼻爪和兽角俱凸雕而成，细节栩栩如生，背景雷纹密布。饕餮的眼瞳刻画细腻，并衬以弯角尖耳，半人半兽的感觉呼之欲出。彝身与盖上的铭文提到若干氏族及祭奠者的身份。此作首见于晚清学者吴大澄的著作中，此后不少重要著作和展览皆见其身影。 )

( 簋（商晚期西周早期） 古代盛食物的器具，圆口，双耳。自商代开始出现，延续到战国时期。青铜簋器物造型形式多样，有圆体、方体，也有上圆下方者。早期的青铜簋跟陶簋一样无耳，后来才出现双耳、三耳或四耳簋。簋常以偶数出现，如四簋与五鼎相配，六簋与七鼎相配。 )

( 卣（西周早期） 卣在盛酒器中是重要的一类，考古发现的数量很多。主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一般说，商代多椭圆形的或方形的卣，西周多圆形的卣。西周卣承商代形制而有所变化。 )

( 尊(商晚期 安阳) 盛酒礼器。这件尊纹样以饕餮为主，分别用于装饰高撇足和广圆腹的宽阔纹饰带。斜肩饰以三个高浮雕牛首，其头生虬角，状若山羊。商代及西周的密封青铜器可用于酿存风味独特的米酒或黍酒，酒中常掺有各色香草、花卉甚或树脂。 ) 青铜考古文物青铜时代安达集团安达方彝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