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目的

( 驻扎在阿富汗喀布尔地区的法国士兵与当地工人的一次邂逅 )

树状与水母状部族结构

《时代》周刊说：“人类学家传统上被认为是勤奋刻苦的学者——他们在跟部落长老交谈时真诚地做田野调查笔记，在大学教室里讲解复杂的地方宗族体系。如果五角大楼能为所欲为的话，更多的人类学家会脱下他们的粗花呢服装，换上军装，离开讲堂上前线。过去两年里，美军为了提高部队的IQ，已经征召了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入伍。但12月8日美国人类学学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反对这一项目，认为无论在理念还是应用上，它都不是人类学合法的职业实践。”

人类学学会72页的报告，主要的反对理由是：军队会滥用人类学家收集到的信息，把它们用于更好地确定打击目标，而按照人类学研究的规范，人类学家不得给研究对象带来伤害。人类学家为军队工作，起初签的是雇用合同，能拿到25万美元（2009年初，他们成为政府职员，收入降低了至少1/3）。

人性地形系统的发起人蒙哥马利·麦克法特博士说：“很多人类学家提出的关切，反映了他们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人及其生活状况缺乏了解，反映了一系列关于人性地形系统使命的先入之见。这些成见源于英国殖民时期等军事史上利用人类学知识造成的担忧。”一位参战的人类学家却对媒体说，她不担心她提供的信息是否被用于抓捕或杀害武装分子，“现实是，有人在那里搜索、消灭坏人，我宁愿他们在行动时不是一无所知”。

第一支“人性地形系统”队伍于2007年被部署至前线，现在伊拉克有大约20支，在阿富汗有13支。9月，美军的“人性地形系统”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的兄弟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论文。文中说，研究者一致认为，非普什图部落的阿富汗人不属于部落，甚至普什图部落也不是一个能够协调行动的组织。

( 蒙哥马利·麦克法特 )

军官和政策制定者在寻求阿富汗问题的解决办法时，考虑通过增强部落力量来减少暴力活动，但人类学家指出，跟部落打交道的愿望是基于对人性地形错误的理解。阿富汗中部、西部和北部等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部落，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按照血缘关系组织的，他们有政府机构（不管有多基础），不是像一个大组织那样去实现一个集体目标。在阿富汗南部、东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有一些人比非部落组织更在意血缘关系，有些人处于政府控制之外，但这些组织并非有首领的统一整体。每个省、每个地区，甚至每个村庄之间，人们的组织方式都不同。

“实际上，阿富汗山区居民的组织方式跟伊拉克农村的文化不同，把它们都叫做部落是有欺骗性的。寻找部落之间的冲突会转移对更常见的部落内部冲突的注意力，正是这些内部冲突给了反叛势力扩张的机会。”阿富汗的“部落”并不是像在伊拉克那样，是一个统一行动的组织。它们不是等级制的，这意味着没有可以与之谈判的部落首领。他们在受到内部纷争和外部力量的压力时，就会改变社会组织形式。其他地方农村部落的结构像树，阿富汗的部落则像水母。

( 《ET文化：外太空人类学》 )

在阿富汗的人类学家因此建议，不要跟部落打交道，而要注重理解地方文化，与当地人接触，除此以外没有捷径可走。要关注实际获得的知识，研究当地人和他们的冲突，而不是根据以前的观念，推测人们在恰当的刺激下可能会如何按照部落行动。

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这样一种趋势：普什图人并不是按照部落界限来形成亲戚关系。普什图人中有一种独特的现象：第一代堂兄弟之间存在敌意，第一代堂兄妹之间在从祖父那里继承稀缺的耕地时存在竞争，导致他们与其他部落的成员之间形成灵活的联合，以对抗自己部落内的成员。在群山包围的山谷中，耕地本来就少，一代代下来，分得的地越来越小，而且这些直接竞争的兄弟之间的田地往往还是接壤的，在没有完善土地测量和土地法的情况下，这成为很多暴力争夺的源头。

堂兄弟之间的冲突不总因为土地或者钱，很多普什图人对任何可能会危及他们声誉的东西都很警惕，堂兄弟的行为直接反映一个人的声誉。如果一个人的堂兄弟更勇敢或更成功，这个人就会觉得有必要赶上他，或让他安分守己。

荣誉问题对一些普什图人来说，就像争夺土地一样现实，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些未来可能的对真实资源的争夺。荣誉在普什图人中间不只是一个理想，它被很多人视为保存独立于更广泛世界的普什图社会的方法。堂兄弟之间的争斗不被看做必须解决的问题，而是对社会结构的认同。堂兄弟之间的争斗会持续几十年，这并不是说堂兄弟不能在冲突中属于同一方，实际上堂兄弟很强大是一种荣耀。但它也总是表明一个人相对于堂兄弟的位置，这一位置需要通过宽大和斗争来加以提升。冲突不一定要超出控制范围，普什图人有很完善的解决冲突的方法，调停或者交换财产或通婚。但是当冲突升级时，双方不一定按照父系血缘关系分派。在中东典型的部落社会，冲突各方是按照血缘关系选择离场，而人们无法预计普什图人会建立怎样的结盟。

未来的人类学

有学者说，人类学家应该把外太空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地点。很多人会觉得，这太超前了，“未来”这个词在存在论范畴让人想起预测、计划、现代性乌托邦的梦想。但很多人认为，未来很真实，是科研对象和日常社会实践的目标。

“外太空人类学姗姗来迟，有下面几个原因：首先，20世纪抵制超现代美学和现代主义对未来的热忱；其次，乍看上去，外太空是非社会甚至反社会的，毕竟，目前只有500人曾经去过那里，但随着太空探测、遥感技术和卫星电视的发展，人类学家不应该再固着于地球。”他们认为，外太空提供了人类学家在极端条件下检验他们理论的条件。

他们认为，太空完全应该是人类学家开展田野工作的地方。首先，有企业在发展太空游和移民月球，他们更有可能谈论遥远的未来太空中的人类社会，而非抵达那里的技术、成本和风险。其次，40年来宇航员第一手的太空行文献和图像提供了大量极端居住条件的情况，提出了未来的主体性新问题，包括有人认为自己不再是地球人。调查宇航员在轨道上从事的随机社会组合、科研工作和象征性的建国活动，给人类学家提供了考察在地球之外的自我塑造模式的机会。

2005年，人类学家德博拉·巴塔利亚编辑了《ET文化：外太空人类学》一书。其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外星人的语言》，作者大卫·萨缪尔斯概述了人类如何努力去想象外星人如何沟通。他用了几页篇幅总结了克林贡语的结构和历史，从19世纪的火星文开始（其实是法语的变体），人类想象的外星人语言在外星与人类之间摇摆，外星人的语言必须既不同，又熟悉。这正是地外文明搜索背后的理念——不管人们想象外星人的外貌有多怪异，他们一定在用中性氢发出射电信号的1420兆赫监听无线电信号。

巴塔利亚的文章记述和分析她考察雷尔运动的亲身经历，这一运动认为，人类是外星人在掌握了基因工程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置身于他们中间，“能够最近距离地在一个人自己的文化中体会他人，那些人都是把自己看做他人的人”。

人类学另一个日益繁荣的分支是数字人类学。有大学的人类学系刚刚设立了数字人类学的硕士学位，有关著作也在大量涌现。夏威夷大学人类学教授亚历克斯·戈卢布说，数字人类学或者虚拟世界人类学应该是跨学科的研究，要为数字人类学想象一个尽可能久远的历史，其诞生应该追溯到狭窄的数字人类学专业问世的10多年前。“我目前虚拟世界的书单包括段义孚的《逃避主义》、赛利格曼的《仪式及其后果》等。我让虚拟世界课程的学生读爱默生的《论自立》、马瑟·拜尔斯的《论身体目前的腐化和未来光辉的变化》。人类学对数字现象的兴趣是好事，但它本身也有潜在的病症。了解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是好事，但也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是谁、应该去哪里。”■ 目的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