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宪庭的“乡绅”之路

（文 / 苌苌）

( 老栗家的老院子现在是“老栗电影基金”办公室 )

退隐心

2000年秋天，栗宪庭搬到了小堡村。一个直接原因是他和廖雯的女儿即将出生，城里的房子太小不够住了。同一时期，他萌生了“引退艺术界”的念头。廖雯开玩笑说，“女儿的出生把老栗给废了”，而栗宪庭精神上的自我“废黜”则另有其因。

之前的半年，他和廖雯一直在美国旅行，洛克菲勒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AAC）提供的研究资金让他们遍访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名艺术家。“我等于是最后一次向西方告别。整个上世纪90年代我去了世界很多地方，由开始的兴奋发现我对西方的了解就是异国情调。1999年下半年我在美国就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当代艺术都是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影响，那我们自己的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建立我们自己的价值体系？”那时，中国当代艺术最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栗宪庭觉得他的使命已经完成，就想彻底退出艺术界，反省自己，“去想想我做过的事情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无益的，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新的价值”。

在小堡村，栗宪庭的那个农家小院，从1995年到2000年一直借给艺术家住，先后有罗氏兄弟、郝秀丽、孙国娟、伊德尔等人住过。2000年夏天，他花了几个月，把原来的房子全部拆掉翻新。小院是解放前建成的，当初栗宪庭看房的时候，就看中了它的破败和雕花的窗格。在他的拾掇下，小院旧貌换新颜，红砖墙木头门，凉棚板凳荷花池，门墩肥狗胖丫头。栗宪庭此时刚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开始对做饭、整理房子越来越充满热情，对事业和艺术越来越失去兴趣，尤其一想起写文章就心烦，所以才有了廖雯说的那句话。

然而在小堡村，栗宪庭并没有找到他的桃花源。本来想远离艺术潮流，却因为他的落户，大量艺术家开始往宋庄聚集。每天不请自来的艺术家比城市生活时期更加络绎不绝，新来的年轻艺术家，到了宋庄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找他家的门。喝醉的艺术家半夜三四点来敲门把他拽起来，和他聊艺术。“我在宋庄10年的生活中，没有比10年前更安静。”年轻艺术家创作和生活上的艰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栗宪庭觉得安静的生活可能对他这样的人来说根本就无法存在，生活又成了每天三陪：陪人聊天，陪人喝茶，陪人逛工作室。在他家采访时，碰到几拨客人，多少体现了栗宪庭这些年的日常交往：一个摄影策展人来和老栗商量他们共同策划的一个摄影展，一个青年艺术家来请栗宪庭给他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字，一队日本欧巴桑来参观特意看望栗宪庭，岳敏君的助手送来一兜他家院里结的柿子，还有不同艺术院校的女学生在那儿闲待着，帮着烧水沏茶。

( 老栗家有静谧之感的院子 )

“我这人一生的弱点，就是很难面对这些问题说不，搞得我现在很累。”栗宪庭说。1997年就开始在小堡村居住、经常去栗宪庭家串门的艺术家伊德尔说：“老栗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有话语权，来到村庄以后，人们自然而然，无论艺术还是生活问题都会想到他。而他骨子里又是非常传统的中国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恭俭礼让，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1997年，伊德尔从内蒙古刚来北京时，住在通州比小堡村还偏远的一个村子里。有一天，廖雯带朋友去他那里看画，感觉到交通不便，主动对他说起她家在小堡村有个空院子，请他过去住。伊德尔最初就想住到小堡村，但是那会儿根本不允许艺术家租房子。他在老栗家的小院一直住到2000年。

在早期圆明园和宋庄初期，做职业艺术家是一种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在消费时代则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2000年以后，索家村和费家村等艺术家村落也在兴起，而选择宋庄一个是因为房租便宜，当时花1600块钱就可以租个小院住一年;另外因为栗宪庭的到来，无疑令生活上和精神上无着无落的年轻艺术家们更有安全感。“艺术家在宋庄聚集，是艺术商品化的结果，都想来宋庄寻找机会。”栗宪庭说，“客观上还因为近些年各地艺术院校的扩招，都是盲目追求升学率造成的。”考上了大学，但不知道是不是把那些本身对艺术没有热情、更别提天赋的孩子给害了。很多人怀着憧憬，但在现实生活里没什么出路，没有实用的专业技能，也没有什么钱，仅仅为了体验生活，去接近艺术，宋庄聚集了很多这样的人。

( 宋庄镇新居民——画家张庭群（右）和周燕 )

“人生无常，随遇而为。”栗宪庭给朋友写的一幅字，代表了他当时的心境。“成名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视野内了，我关心年轻艺术家的生存状况。”很多年轻的艺术家请他去看他们的作品，期望得到这位批评家的指导和推荐。问他：“要是看到明显没有天赋的学生，你会建议他卷铺盖回家吗？”栗宪庭说，“我一般不太会刺激别人，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为你自己画画，忠于你自己的心灵。没有钱，你去打工，也不要去画行画，也不要跟着风走”。与此同时，他发现大量的艺术家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令他忧虑：“我能为这些年轻人做什么？”在宋庄渐渐形成中国最大也是最早的艺术家聚居群落的过程中，栗宪庭开始有意识地思考一个长远发展模式。

乡绅时代

( 艺术家欧阳春 )

今天，宋庄的高速发展是栗宪庭始料莫及的。“刚来到宋庄那几年，我老想我是什么？我从一个编辑到批评家到策展人，那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我以前一直在反对传统文化，后来发现社会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与其这样，我们不如做一些具体的事情。这就牵扯到儒家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就是用你的想法和智慧来解决问题。”

从2003年起，栗宪庭和小堡村支书崔大柏的接触密切起来，小堡村于是开始了全面改造，铺马路，铺地下水管道。“传统和现代化不一定是对立的，但是中国致富有一个情结——我要现代化，就不能要传统。我为什么不能把一个传统的房子改成现代化？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太多了。”栗宪庭说。

当人们试图在栗宪庭身上寻找宋庄发展的答案时，他总是这样说：“我这个理想主义者碰上了一个疯子！”“疯子”就指崔大柏。崔大柏是土生土长的小堡村人，说话时总爱提到“一切从村民的利益出发”，这是他决定所有发展思路的基点。被叫做“疯子”，一是因为他胆子大，胆子大是因为他没有比当小堡村支书更高的权力欲望，而且他有决断力，这个村级干部的远见和魄力经常令人惊讶。栗宪庭和崔大柏的相遇，真正形成了宋庄文化产业链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崔大柏在农民和艺术家之间起着一个奇妙的平衡作用。“当初奇形怪状的艺术家进村儿，农民就天天反映，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先观察一段，他们本质的东西怎么样？为人怎么样？是不是对我们村儿起到了正面的经济拉动作用？那些早来的艺术家也相当不错，‘非典’时捐点钱，农民一得到实惠，就不关心那些奇形怪状了。”听李学来谈到崔大柏当初和房地产开发商制定的规划方案，他都很真诚地为村民的利益考虑，“崔书记给开发商制定了‘四个一’政策，就是‘一楼一户，一户一店，一户一险，一户一股’。‘一险’和‘一股’是让开发商分给农民的保险和股票”。但后来崔大柏采纳了老栗的建议，保留了原生态的农家小院。这些年来，来找他的房地产商一拨又一拨，他没再动过出售土地的念头。“一旦上马房地产，土地再也没有改变的机会。一次性收回钱，只能当时得到些好处，其实随着整个经济的发展，土地增值的空间更大，我始终不主张占自己的土地搞房地产，因为土地资源不可再生。”崔大柏说。

2004年，小堡村人均收入是9000多元，当年通州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是6000多元。而这一年，一个时代背景是艺术市场的兴起，崔大柏看到了一个潜在的产业。他算过一笔账，一个画家在小堡生活一年的费用包括吃饭买画具等等，大约是6万块钱，400个艺术家，就带来2000多万元的消费。崔大柏说起为什么他可以和老栗的很多想法一拍即合时说，“第一，从我们农村干部来讲，我们觉得他人挺好。第二是为我们当地农民创造了可支配收入。如果公安局来了清人，我们就说人不在，如果不违法，我们就把他们留在小堡，因为他们改变了小堡的经济格局。最基本的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我们之间存在的高度默契，完全是不可复制的”。

“他是父母官，代表权力，但我要影响权力。”栗宪庭说，“我觉得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必须去影响能把这件事做成的人。崔大柏聪明，而且有思想，他对农村的政策很有想法。”“我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问题。我还是要为农民考虑，这是双方的利益。比如我要说服他不要盖楼，因为楼房逼仄的空间不适合艺术家的生活，那他就会远离你这儿，那10多年来积累的资源就没有了。所以他后来能接受这个原生态的意见。”改造完小堡村，崔大柏带着栗宪庭去看地，宋庄文化产业链从这个时候开始悄悄形成。

崔大柏手里有两块空地，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他带栗宪庭来到湖边，指着湖区周围的430亩空地说，“你给我做个文化公园吧”。“我说你要文化公园干什么，我给你出个方案。我把艺术家的聚居形成一潭水，那必须让它流动起来才能不腐。这就涉及两个机制，一个是建画廊，艺术家必须有卖画的地方。因为在这个体制下，没有艺术赞助，反对艺术商品化是完全不可能的，你不让他卖画，他怎么活？要想吸引好的画廊，那就必须有好的艺术家，而有了好的画廊，有名的艺术家才可能到这个区域里来。”当时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农民因为听到说国家颁布法律不准占用耕地建房，起诉在小堡盖房的艺术家，一时间几乎形成一股风气，而只要官司打起来，艺术家就得走人。崔大柏也想通过重新规划一块地给艺术家住留住他们。

栗宪庭很快将艺术园区规划方案交给了崔大柏，为了让上级领导们能看明白，建筑师采用了房地产惯常使用的俯视的立体视角。“在国家提出文化产业之前，我们就开始规划文化产业区。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就是稳定农民的收入，增加影响力。我们后来又意识到，文化产业要是想长足发展，光靠租房这部分产业是不够的。”崔大柏说，“和老栗反复协商后，觉得还要有产业服务、画廊、美术馆和拍卖行，老栗关注的是这种文化现象有一个发挥的空间，有一个学术地位，我们考虑的是拉动本村的经济发展。”艺术家园区包括有非营利展览空间——宋庄美术馆，于2005年5月动工。当时小堡村的村年收入为800万元，崔大柏拿出了两年的村收入共计1750万元投入到美术馆的建设中。围绕宋庄美术馆的一个有十几个画廊的区域，外围有100多个正在建设中的艺术家工作室区。后来这个园区逐渐成为宋庄艺术家群落的中心，它与宋庄十几个自然村落居住的艺术家，形成一个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另一块空地是废旧的饲料厂，当时老栗和廖雯考虑到宋庄的女艺术家生活上的不方便和安全隐患，把它改建成了“嫘苑”，经过科学设计的复式工作室，以最便宜的租金租给女艺术家。“我给他们的要求一定要质量好，一定要有暖气，不准用轻钢顶。”嫘苑的建成，构成了小堡村艺术家另一种新的生活模式——就是改造工厂。后来崔大柏一手建立的“国防工事艺术区”，也是复制这个模式。在小堡村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就是老栗参与改造的农家小院。村里出一部分钱，房主出一部分钱，老栗出改造设计。他清楚艺术家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一个大院子隔成两个互不干扰的空间，给艺术家的空间要大，敞亮。改造出来后，几乎每家农民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后来旁边村都按照小堡村的模式扩展了。加上后来的自建工作室，这就是来宋庄生活的艺术家可以选择的三种生活模式。最便宜住在村里的农家小院，年租金在去年是1万元左右。

村声

和静园艺术馆是紧邻宋庄美术馆西边的一栋清水泥建筑，主人李冰毕业于鲁美，后来下海做茶生意做得很成功。2005年，他花600万人民币打包收购了濒临倒闭的中国最早的3家私人美术馆之一的东宇美术馆的所有收藏品，其中包括了张晓刚、岳敏君、方力均、王广义等最重要的40多位中国当代艺术家的79幅作品。拿到这些画后，李冰就想做一个10年回顾展，因为东宇开幕的时候，老栗给他们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艺术市场需要自己创造》，里面流露出一个观念，意识到西方艺术市场在玩中国艺术。这年秋天，他找到了栗宪庭，栗宪庭就和他商量能不能在宋庄盖个美术馆。李冰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把准备投资酒吧的1000多万元撤出来投入美术馆的建设。李冰没想过卖掉这些画，老栗也建议他不要卖，至今这些作品像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静静地挂在和静园美术馆。李冰说：“我就是冲老栗来的，我看出他是个大修行人。要是没有老栗，我不会在这儿盖美术馆。他的人格对我影响很大，他是个永远给别人架梯子的人，我在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欲望越来越平淡。”

“他基本上相当于我们的家长，生活中不懂的事情都问他。”张庭群说。2002年9月他来到宋庄，之前他把刚从四川美院毕业时的作品发到老栗的信箱，老栗回信说，“你可以来看一下，看看你是不是适合这里”。到了以后，老栗又对他讲，北方冬天很冷，你还是回去吧。但那个冬天他没走，留在了小堡村，一住就是6个年头。3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和妻子画家周燕住在小堡村租来的农家小院里。他们一共搬过6次家，房租从80元一个月，到150元、200元、330元……第二个房子是老栗介绍的一个艺术家帮他找的。至于怎么画画，老栗没有给他多少指导。现在他和周燕住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房子是老栗和他们一起设计的，盖房子时，不到30岁的两个画家尚需要父母的资助。老栗在规划艺术家园区时，把离他家最近的一块地划给了他们。张庭群看上去就是个老实孩子，在宋庄生活颇有一些受欺负的故事，老栗给过他很多照顾。“过年过节都在老栗家包饺子，经常有几十个人，每年都到他们家求对联，他经常做面给我们吃。”张庭群说。栗宪庭的家对张庭群们来说是一个有效的资源平台，在那里可以认识其他艺术家和经营画廊的人，老栗也有意识地这样安排。现在张庭群和周燕签约的画廊都是栗宪庭给介绍的。

艺术家欧阳春代表这样一类艺术家——和老栗来往不是很密切，但是直接享受到了宋庄方式的好处。村里主马路修好后，为艺术家服务的相关产业也一下被带动起来。“小堡村为艺术家服务的相关产业是最发达的。”欧阳春说，“我打个电话，比如我要2米×3米的框子，什么样的画布，什么样的颜色，哪个国家的颜料，马上车给你送来。宋庄的艺术家也影响了当地人的思考方式，从农民到干部，都在逐步接受这个模式，村里人越来越习惯艺术家的存在了。每年村里一帮保安收卫生费，一个人200元，2002年我刚来的时候他们特别横，把门砸得要塌了似的，但是敲门声一年比一年轻了，说话一年比一年客气。到我离开搬去艺术家园区时，已经开始叫我老师了。”

艺术家和包工头闹纠纷，老栗要帮着调解;夫妻打架，也跑到老栗家说理。尽管他真不愿意管这一地鸡毛的事儿。采访的时候，多次听到人提到老栗对他们的影响。欧阳春说，“老栗让宋庄这种方式固定下来了，起到的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宋庄的生态和他有密切关系，形成生态，艺术家才能长久地生活下去。老栗的存在形成了一种合力，他把艺术家团结起来，给很多艺术家在生活中创造了条件，其中包括优秀的艺术家，也包括很窘迫的艺术家”。

但凡形成艺术家聚居地的地方，都是寻找一种群居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在宋庄的艺术家层次很多，有少数优秀的艺术家，大多数都是一般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坏的特别坏，某艺术家感叹骗走他多幅绘画的骗子仍然在宋庄生活得好好的，因为没有签合同，老栗对付这样的混子也毫无办法，毕竟不是黑社会。小堡村治保主任李学来说，几乎从2004年开始，村里的治安案件90%以上和艺术家有关。“净是醉酒闹事的，我经常接到他们酒后打来的电话。一天一个艺术家喝醉酒了，拼命喊救命，我说你在哪儿？他说在大兴庄，已经出了我的管片范围，但后来想想于心不忍，就去大兴庄看，一看他开车撞树了。后来安排警车把他送到医院，治疗完又送回家。”李学来现在已经和艺术家们渐渐打成一片，采访的时候，他正陪着方力均的老爹聊天。

栗宪庭对来园区的艺术家说，不要把这个艺术家园区当财产，我们一起来创造一个生活方式。“我原来不想建这个房子，崔大柏一定要把我放在这儿。”他坐在位于湖边的房子里说。开始这块地老栗想给崔健，第二次是给的夏小万，一共给了4个人都没给出去，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旁边有高压电线。崔大柏最后急了说，“这块地就是栗老师的，谁都不要动”。他花钱买了一大批砖，指定一个包工头说开工就开工了，院子里的3棵树见证了他们所有的规划会议。“我一直有走的想法，到现在也有走的想法。想想，水至清则无鱼，这儿也进来很多很烂的艺术家。规划园区的时候，我说安排艺术家的这个权力，我一定要，我没有给他们提过这种要求。所有艺术家我来审查，我来谈话，很烂的艺术家、很商业的艺术家都别来，但实际上只有1/3是我安排的。”栗宪庭说。■ 廖雯栗宪庭乡绅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