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情义

( 《士兵突击》剧照 )

处处战场的焦虑幻觉是现代社会竞争模式的必然结果，现代思潮鼓励个人价值的最大化，造就了理性人。在一个理性人组成的社会中，竞争是唯一的一种生存方式，博弈论正是对这种生存环境的科学化描述。博弈论大师纳什在关于非合作博弈的论文中得出的“纳什均衡”的结论，使他在1994年得到了诺贝尔奖。在博弈论的计算中，合作当然是导致最优方式，双方都获得最好的结果，这要求相互信任。假如一方合作，对方采取的是不合作策略，合作的一方会彻底失败，但博弈论假定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没有一个理性人敢于信任别人，善良的许三多第一轮就会被淘汰。博弈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因为博弈中的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策略，策略之间相互影响，也就意味着任何策略都必须把他人的策略考虑在内，不能为所欲为，纳什均衡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信任的不合作博弈只能得到次优结果。纳什本人在20多岁创造力处在最佳状态时得了精神分裂症，随后的30年中他也许还比不上许三多，他的家人和普林斯顿的同事一直陪伴他直到康复，纳什的个人经历似乎证明的不是他的理论，而是情义的力量。

《士兵突击》中虽然也是一个具备淘汰机制的环境，但是它始终把情义作为人的能量来源和最终根据，而不是理性计算。在人的环境中，能量或相互交换，或相互损耗。纳什均衡中人的能量是被消耗，成才的精明和策略在纳什均衡中是能够得到次优结果的，许三多在第一轮博弈中就会被淘汰。而《士兵突击》构造了一种与纳什理论完全不同的人际环境，编剧兰小龙在一次访谈里说，“在我们很多年的浮华中，有很多神经太久没有被碰过了”。他让许三多以身试法，碰一碰情义这根神经，他永远信任他人，即使是从小就欺负他的成才他也给予同样的信任。他的每一次的能量爆发都来源于情义，腹部绕杠333是为了留住班长，俘虏袁朗是因为要当狙击手的成才被他击中而可能当不成了。而最符合理性人标准的成才在这个人际环境中，连次优结果也得不到。他在集体中没有朋友，离开的时候没有人送，虽然他会为此很伤心，并不能导致他改变策略。最终他被老A大队淘汰不是因为他的策略失误，也不是竞争能力欠佳，而是因为袁朗觉得他“太见外”，他是理性人，他不信任别人，他不与人合作。

1980年，生物学家艾克斯罗德做了一个出现合作的大型计算机博弈实验，他要求博弈者是多样的，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甚至不一定是利益最大化者，有善良的，有邪恶的，这是比较真实的人性人。参加实验的是来自世界上最精明的14个人的设计方案，其中有数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家等等，其中一个匿名的人据说是基辛格。博弈每轮200个回合，共12万个回合，模拟一个长时段的多次博弈的人生，实验结果是，善良、宽容、公正的方案以明显优势胜出，不合作的失败。艾克斯罗德对这个美丽的结果将信将疑，第二次实验把人数增加到62个，结果与第一次同样。然而实验最终证明的是，合作的基础不是信任，而是关系的长期持续。

如果把《士兵突击》中的众人放在艾克斯罗德的实验中，胜出者是袁朗，许三多则不出前几轮就彻底失败，因为在实验中出现的善良、宽容、公正的策略是出自那些足够精明的强者如袁朗，他能识别出谁是可能合作的对象，在遇到不合作的人时，他有足够的能力调整方案予以还击，所谓“恶的善人”，他才能将博弈关系长久持续到最后并胜出。

类似博弈论人性前提的现代社会学说充斥着种种富有狡辩力量的判断，已经使博弈、竞争、奋斗这类词语获得了天理般的力量，然而历史上还有另一些词语并没有真的失效，基督教讲“爱人用物乃是当行之路”，如果说基督教指出的当行之路是通向理想的天堂，那么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似乎只是安身立命。李泽厚在讲这种区别时，对比的是西人的理性与中国人的情感，他把这种重情感的文化传统概括为感情本体，而这正是《士兵突击》被拟真化的现实基础之一。■ 理性人博弈思考价值许三多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