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为唐诗“破案”

在复旦大学光华楼2715室和资料室中间，有一间“神秘的办公室”，那是陈尚君工作的地方。凡去过的人都印象深刻——屋里堆满了书籍和资料，桌上、凳上、地上到处都是，书架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平日里，除特殊情况， 他每天会到这里上班，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位专治唐代文学与古典文献的学者，常独坐此屋，将散布各处的文献资料，按照规范辨真伪、明归属，成一代学问。12年前，60岁的他曾站在十字路口。回身望，研究唐代文学近40年，正主持新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的点校，也凭一己之力编成《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往前看，年岁已高，身体渐衰，心忧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犹豫之间，他记起了一位老朋友“司马光”——人生失意之时，退而著书，用19年的时间写就《资治通鉴》，毕其功时已64岁。

“司马光身上最感人的一点，是一人一手一力完成一部传世大书。想到这里，我就心潮澎湃。我也想凭个人之力来做一件大事——重编全部存世唐诗。”陈尚君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自此，他便将全部心血花在唐诗上，最终完成《唐五代诗全编》的纂校，于今年8月出版。

这是一部超大型唐诗总集文献，共收录唐五代时期诗歌55000余首，涉及诗人4200余名，总1225卷，包括无名氏68卷，“只要有一首诗、一句诗就收入”。甫一面世便“一部书成天下惊”，学界称赞陈尚君“继往哲，开来学”，直言这部大书的出版“是中国当代文史学界的荣誉”。

“一个人一生能完成这样一部宏大的著作，奉献给学术界，我感觉何其有幸。”陈尚君说。当整整50册书摆在面前那一刻，他既感到如释重负，又有惶恐与不安涌上心头——要接受所有人的检验和审视。

一人一手一力，重编唐诗

长期以来，大众最为熟知的唐诗总集文献是《全唐诗》。它成书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由10位江南在籍翰林用一年半时间仓促编纂而成，不注文献来源，缺漏讹误百出。如一些重要作者未收录，一些唐以后人的诗误作唐诗，还有互见问题——一首诗既见于甲的名下，又见于乙的名下，还见于丙的名下，等等。

陈尚君最早发现《全唐诗》的问题可追溯到1979年。当时，他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研究唐宋文学。一天，他在《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读到学者孙望所著《全唐诗补遗》的摘录，发现一些重收、误收，便写了一篇文章，经老师之手转交给孙望。没想到孙先生回了信，用工楷写了几页纸，逐条答复，书出版时还有多处引用了陈尚君的意见。

当时的陈尚君，初涉学术，“读了孙先生的回信，有了信心”。之后，他先后写《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等文章，开始留心各类典籍资料中的唐诗，并将之与《全唐诗》作比较。再后来，他编《全唐诗续拾》，修订《全唐诗外编》，辑录唐人佚诗4000多首。20世纪80年代末，唐代文学界计划做一部《全唐五代诗》，“编纂出符合于我们这个时代学术水准的唐诗总集”，以取代清编《全唐诗》。陈尚君作为主编之一，“负责凡例、细则、样稿的起草……承担全书有别集传世者二百余家以外所有中小诗人作品的整理，并在第一阶段即杜甫以前部分文稿收齐以后，承担第二遍定稿之责任”。可惜后来因“人事纠纷而几度苍黄”，只得中途放弃。

直到20多年后，陈尚君下定决心重编唐诗。这一次，他不再假手他人，全凭“一人一手一力”完成。

“整个过程，可以说是步步有地雷，步步要小心。所有存世唐诗，都因校勘各本而读过5到10遍。所有涉及唐诗的文献、资料，包括一些传说、争议、是非等，都曾逐一分析条理，考订取舍。”陈尚君说。为完成这一浩大工程，他常年埋首在书桌前，每天工作到深夜，寒来暑往，不曾中断。“从复旦大学北门的一条小路回家，那个地方的树叶枯了，又繁茂了，又枯了，就这样一年一年过去，这本书终于完成了。”

在《唐五代诗全编》中，陈尚君写了4000篇以上唐代诗歌作者的小传，剔除了历代流传的上万首诗歌，对那些诗“为什么是假的”做了考证和说明，并列举证据，还对可信的文本做了详尽的校对。

比如张继的《枫桥夜泊》。陈尚君研究发现题目有误，实则应为《夜宿松江》。而因题目误传，也影响了后人对诗意的理解，“原题中的松江，是今苏州河上游在苏州远郊的一段。近处没有寺庙，也没有桥，只有月落乌啼、江枫渔火，荒寒的远山间传来隐约的梵钟，伴随诗人无眠的夜晚。如是而已”。

再如李白的《静夜思》，宋本中是“床前看月光”，通行文本是经明代李攀龙所改的；《登鹳雀楼》几乎可以确认不是王之涣所写；崔颢《黄鹤楼》首句肯定是“昔人已乘白云去”，作“昔人已乘黄鹤去”是明代妄人所改；“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南宋才出现，作者缺名，《全唐诗》和杜牧文集都不收，很难说是唐诗……

“我努力做到一切表达和取舍都追求冷静客观，避免个人感情，力戒一己好恶。”陈尚君说。他旨在“让唐诗回到唐朝”，“回到唐人立场，回到唐诗原貌。剔除大家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改变一些文本的基本面貌，展现唐诗丰富而立体的真相”。

认识的唐代人比现代人多

“个人的能力非常有限，但是当天地同力一起支持我的时候，我也跟着时代的节拍努力前行，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回望整个纂修过程，陈尚君如是说。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似乎总能踩在时代的点上。

他生于上世纪50年代，父亲是会计，母亲是裁缝，没什么家学渊源。中学刚读一年，学校停课，他被下放到农场。8年间，他至少4年担任生产队长，天不亮就吹哨子，叫大家起床劳作。农闲时分，他找来所有能找到的书，从外国名著读到马列，从生物分类读到孔子、鲁迅。印象最深的是，1971年读《唐诗三百首》，“借来的，大会时翻看，被点名没收，至今想起来仍觉心痛”。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陈尚君作为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到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当时，整个校园一派新气象，每天早上图书馆、资料室的门还没开，门口就排起长长的队。陈尚君也疯狂读书，“全无条理，全无目的，兴之所至，浑囵吞象，一往无前”。 一年后，经老师推荐，严格考试，他考上本校研究生，师从朱东润先生，研究唐宋文学。朱东润先生是古代文史学家，也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一年一个新气象，各种新思潮、新思想、新观点不断出现。我远离主流，孤独地行走在唐宋文学的世界里。”陈尚君说。后来，孤勇的他也慢慢蹚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学问之路。

朱东润当时已83岁，在家中书房授课，隔周上一次。“朱先生上课，格局宏大，议论透彻，充满怀疑精神。他主张讲中国文学必须知道外国文学，讲现代文学必须知道古代文学，也讲读懂作品必须知道作者为何这样写，这样写与前代有何不同，有什么寄意，有什么技法，等等。”陈尚君说。其间，先生会不断询问你如何看，说研究学术不要人云亦云。当时，陈尚君自觉学问浅薄，也未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对先生所讲还不能完全理解，但都记在心中。

研一结束，朱先生给陈尚君布置学年论文，写大历元年之后的杜甫。这一年，是杜甫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离开成都，舟行万里，颠沛流离，最终死于途中。整个暑假，陈尚君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遍读杜甫离蜀前后的诗歌，发现以前人都没有讲清楚杜甫晚年为何离开成都。再仔细研读资料，他找到一个线索——杜甫离开成都，并非是剑南节度使严武去世而失去寄托，严武是在他离开后去世的。事实的真相是，严武去世前曾奏请朝廷任命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这才买舟沿江东下，准备经荆州溯汉江北上，走京洛大道到长安赴职，途中因病无法继续前行，滞留夔州。

陈尚君沿着这一线索，一点点还原当时杜甫的生活与所思所想。他将发现写成论文《杜甫为郎离蜀考》，“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坚定了我做学术的信心”。之后，他感到难以兼顾唐宋，便弃宋专唐，渐渐将目光放在唐诗上。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一边教学，一边做研究。

“常常会有惊喜，比如发现一首诗的新版本，或发现一首诗的真正作者，都会让人激动不已。”陈尚君说。他不怕坐“冷板凳”，数十年如一日，翻检文献和资料，通过海量搜集证据、调查取证，解决一个个古人留下的悬案。久而久之，学生称他“大唐神探”，他则自嘲“唐朝户籍警”，因为对唐朝诗人做过拉网式排查，每个人的简历都了然于心。

“可以说，我认识的唐代人比现代人多。”他说。

站在古人的立场

无数个夜晚，陈尚君独居斗室，据善本校勘诗歌，口诵心念，目验心会，体会唐人在诗中倾诉的喜怒哀乐，内心不能不受到深深的触动。

“唐诗不是一张纸，也不是简单的文字，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感情、有欲望、有爱恨的人，活生生地写出来的。将所有东西都读通后，唐代的社会以立体的面貌向我们展示，是生动而活泼的。”陈尚君说，他认为唐诗研究离不开对诗人的研究。2019年年初，他开始在《文史知识》开设专栏“我认识的唐朝诗人”，每月撰写一篇文章，为诗人写小传，皆是有感而发，力争做到深入浅出，客观论证，接近真相。

他写欧阳詹的深情。欧阳詹才华出众，可惜进士及第后仅八九年就去世了。好友韩愈很伤心，作《欧阳生哀辞》，称赞他“事父母尽孝道，仁于妻子，于朋友义以诚”，可谓道德完人。事实上，根据同时人孟简和同乡后学黄璞所作之诗，可知欧阳詹往太原游历期间，曾与一官妓相恋，当时无法公开，只得分离。后来此女病亡，他得知消息，伤心不已，昏迷数日后离世。“中国古代文人多以道德示人，为爱情而情动五内，以身相殉者，则少之又少，欧阳詹之特别可贵之处，正在于此。”

他追踪杜甫在大历三年的足迹，梳理诗作，证实《登岳阳楼》里所谓“亲朋无一字”，确实是走投无路了。他写韩愈在潮州的经历，本想批评其《潮州刺史谢上表》的谄媚无耻，写的过程中则原谅了他的一切，“努力挽救自己的自然和政治生命，也有可以理解的理由吧”……这些文章，后来都被结集成书——《我认识的唐朝诗人》出版。

“我是站在唐朝特定的环境中来评价诗人或诗作，也比较愿意用古人的思路来理解作品，不是用当下的标准来要求古人。”陈尚君说。

研究唐诗这么多年，总有人问陈尚君，为什么现代人要读唐诗？唐诗究竟好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