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倒计时

8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对今年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做了总结回顾，同时介绍了下半年的经济工作重点，似乎是对近期社会上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在10月份出台”传言的回应，张平在报告中提到下半年要“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如果对今年3月份“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的发言还有记忆，其实“发改委”关于抓紧制定收入分配方案的表态并不会太让人意外。在“两会”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到在任职的最后一年，中国政府将做好几件困难的事情，而不留给后人，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以此来看，在今年最后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其实已经进入倒计时。

早在10年前，我国有关部门就曾经设计过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最终推行，后来在2004年由“发改委”牵头再次启动改革方案的设计，其间也是屡受挫折，一直没能在国务院获得通过。改革方案难产的原因，除了技术上的障碍之外，更主要是由于改革方案不可避免地要切割部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自然会遭到重重阻挠。对于现在的中国社会而言，收入分配改革不仅有关公平公正，更关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转型，确实已到非改不可的关键时点。

我国经济虽然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并没有缩小人们的贫富差距，相反，贫富差距的鸿沟在过去30年来越来越大。我国并没有一个官方数据来体现现有的贫富差距状况，国家统计局每年会发布一个农村基尼系数，但从来不发布更具代表性的城镇居民基尼系数。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曾经解释说是“高收入阶层居民难以获取真实的收入信息，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而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偏低，所以就没有发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实情所在，因为中国很多群体都有巨大的灰色收入，这极大掩盖了真实的基尼系数和贫富差距状况。虽然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统计数据，但是按照很多学术研究机构的测算，大都认为中国近年的基尼系数应该超过0.45甚至0.5的水平，一般而言，0.4被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而超过0.5则被认为收入差距悬殊。

中国现在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按照国际上其他很多国家的发展路径，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被视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此前旧的发展模式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很多国家都没能跨越这个陷阱，在经历前期的高速发展之后，从此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无法延续此前的辉煌。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有很多，收入分配不公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将面临收入分配改革这一考验。

我国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思路是“初次分配重效率，再分配重公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初次分配重效率的思路，对于打破大锅饭制度，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我国经济活动中存在太多的权力寻租，很多人通过接近权力获取了难以想象的收入，除此之外，我国经济活动中还存在大量的垄断行业，通过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获取超额收益。由于权力寻租和垄断等因素的大量存在，使得我国的分配体制越来越远离公平，原意是通过鼓励能者致富的“初次分配重效率”的思路，其实已经离初衷越来越远。所以，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中，初次分配重效率的思路势必会有所改变，在权力寻租和垄断大量存在的现实背景下，初次分配也必须引入公平机制。

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体制将如何改革，在今年3月份的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其实已经透露出改革的方向。温家宝总理表示：“缓解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应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城乡居民的收入能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第二，调节收入分配。要限制高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收入，要增加中等收入的比重。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四，保护合法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应该说，上述四个方面基本上体现了民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期待，但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在目前经济相对困难的时期，收入分配改革所带来的成本，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分担？

作为最直接的用人单位，企业对于提高居民收入自然有着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目前正值经济相对困难时期，很多企业也正在遭遇利润下滑，所以，如果收入分配改革的成本全部由企业尤其是非垄断性企业来承担，可能也会给企业利润带来更大压力，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今年1～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6785万亿元，同比下降2.7%；7月当月实现利润3668亿元，同比下降5.4%。种种迹象表明，目前的中国经济仍然处于下行阶段，还没有触及底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8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9.2%，比上月下降0.9个百分点，跌破了50%的荣枯线。在这样的背景下，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还需要政府承担更多的成本，这不仅有助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更事关中国经济的长远转型。

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但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却一直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从1995年以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上升趋势，大约上升了5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占比则明显下降，大约下降了7个百分点。如果和GDP增速相比，我国居民的收入也是长期低于经济增长，但是政府收入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从2004至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从2.64万亿元大幅增长至10万亿元以上，其中除了2009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财政收入同比增幅为12%，其余年份均超过20%，增速显著高于居民收入增幅。

政府收入增速过快增长，除了挤压居民收入之外，更大的弊端在于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政府收入过快，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政府投资随之快速增长，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结果就是消费无力，所以，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高投资和低消费”的畸形结构，从收入分配机制的源头就已经注定。

最近几年以来，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减轻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从调整个税起征点到结构性减税等，都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不过，随着今年以来经济增速的下滑超出预期，政府的税收收入也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政府减税的力度因此减弱，收入分配改革无疑也会受此影响。

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仅为9.8%，与去年同期将近30%的增速相比大幅回落，受此影响，最近几个月的财政收入也仅有个位数的增速。从过去高达20%多骤然下降到个位数增速，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政府的财力大为萎缩，但实际并非如此，过去政府的财政收入高达20%以上，比同期的GDP增速高出10个百分点，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现在财政收入的增速放缓，并非意味着政府财力萎缩，更多只是财政收入向常态回归，以最近几个月的财政收入来看，虽然暂时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仍然高于同期GDP增速，所以说，现在的财政收入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慢。

以目前的财政收入增速来看，其实并不会对政府的财政支出带来太大的影响。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连续4年的财政政策一直定位于“积极”，如果按照国际标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意味着突破3%的赤字率，但由于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大规模超收，所以2009到2011年的赤字率从未超过3%，即使是大规模实施4万亿计划的2009年，赤字率也仅为2.3%，其余两年的赤字率更是只有1.7%和1%。所以，即使今年的财政收入大幅萎缩，最终也不会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带来太大影响，最多只是实现3%的赤字率，使得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更加名副其实。

而从更长远来看，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对于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也大有裨益，不至于使得一轮又一轮的“4万亿”卷土重来，政府转而更加关注于民生，切实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将促进中国经济早日成功转型。（文 / 谢九） 改革收入倒计时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