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龙”其实很淡定

6月24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结束7000米级海试第四次下潜试验后出水

端午节假期，对于习惯了靠“枪长炮短”吸引眼球的媒体而言，可选择的内容可谓是“爆满”。从排序上看，“神九”与“天宫”的手动对接无疑是首选，其次是越南、菲律宾在南海再次“搅局”和美、日、韩首次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而应该排第三的才是“蛟龙号”深潜器“冲击”7000米的深潜纪录。对此，有些喜爱舰船的军事迷多少有些“抱怨”，认为与“神九”相比，在深海承受700个大气压的“蛟龙号”技术含量也不低，但“露面”的机会也太少了。对此我只能回答说：“蛟龙”其实很淡定。

如果非要把“神九”与“蛟龙”对比，简单地说，前者是考验装备平台一次性使用的可靠性，而后者考验的则是多次性使用的可靠性。或者说，前者的成功，是在前一次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体现在重新制造的装备平台上的；而后者的成功，只能在同一个装备平台上体现。就拿“蛟龙号”下潜7000米要承受的700个大气压的钛合金球形壳体来说，在设计、工艺、试验上，比前者具有更大的“困难”。其中的原因在于，在“蛟龙号”设计完成后的建造过程中，由于国内没有大直径的万米级模拟压力测试条件，只能在国内做完各系统和元器件的分解测试后，最终将“蛟龙号”的壳体整体送到俄罗斯的科罗廖夫研究院进行整体压力试验，以采集相关的试验数据。在这方面，“蛟龙号”显然比在国内拥有自己的风洞、全箭振动测试塔和火箭发动机测试台的“神九”，在试验条件上受到了更大的局限。因此，“蛟龙号”必须要通过1000米级、3000米级、5000米级和7000米级的深海真实环境试验，为设计、工艺、材料积累更多的试验数据和经验。而这也是为什么“蛟龙”的副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在每个级别试验时必须随艇下潜，以及在各个级别下潜时常常会出现一些可排除的小“故障”的真正原因。

由于有越南、菲律宾在南海再次“搅局”和美、日、韩首次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的新闻背景衬托，加之西方主流媒体的跟进，很多关注新闻的中国人自然会想到“神九”和“蛟龙”的军事价值。如果用简单的逻辑推断，“神九”的技术应该与弹道导弹和卫星定位有关，而“蛟龙”的技术则应该与核潜艇有关。那么这两者的结合，就是目前在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中国的“最短板”——战略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当下美国重返亚洲以南中国海为支点要实现的“再平衡”，多少都与中国正逐渐完善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有关。从这个意义上看，“蛟龙”恐怕比“神九”可能更具有“赶超”的价值。说到“赶超”，不妨看看美国和俄罗斯战略导弹核潜艇的情况：拥有14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美国海军，在2011年共进行了32次威胁性巡航；拥有9艘战略导弹核潜艇的俄罗斯海军，在2011年共进行了5次威胁性巡航。这意味着双方时时都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在射程范围内，在瞄准着战略作战计划分配的打击目标。而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中国与美、俄还存在着差距。

那么“蛟龙”与这种“差距”有什么关系呢？从对武器装备的可靠性要求上说，一般一款新型武器装备其材料、元器件的比例不能超过30%，一旦过了这个比例，装备的可靠性指标就会大幅下降。在“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俄）为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不计成本地铺了巨大的摊子，因此才会拥有科罗廖夫研究院和泰勒试验水池这样能“玩”出各种深潜器的基础设施。而中国早期在没有别国任何帮助下发展战略导弹和战略核潜艇时，已经付出了极高的“试错”成本，现在无论是“神九”还是“蛟龙”，恰恰都进入了“收获”阶段。对于仅用了10年时间就要拔世界作业式深潜器“头筹”的“蛟龙”而言，无疑会将这种“收获”中的种种成熟技术、经验甚至一些“失效模式”，回馈到战略核潜艇的设计与建造中。

巧合的是，在端午节的两天前，我与设计建造“蛟龙号”所在单位的中国工程院吴有生院士有过一次面谈，当说到电视台非要等到“蛟龙”真正下潜到7000米海底时再做大报道时，吴院士笑着说：如果不是到了洋底，“蛟龙号”这次达到设计与研制指标7000米深度应是正常现象。当然，7000米并不是终点，下一步中国人也会有“深海空间站”在数千米深度的大洋中遨游。我注意到，吴院士在说这些时其实很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