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间风雨寒暑

即便不算誊录与收掌等大量非编校人员，《四库全书》也有数百名学者、官员参与，是以必须有严密的管理章程，有精细的分工，有检查、考评和奖惩机制。五征君陆续入馆，担任《大典》辑佚的分校，而其时三十翰林已至少干了三个月，所有《永乐大典》卷册应已陆续分发勾选，给他们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上节写五纂修，因翁方纲留下一份《纂校事略》，虽不完整，也为叙述带来很大方便。而五征君无人及此，颇难考定，只能依赖现有史料做一点推测。个人认为五征君可能不承担勾选发抄的事，而主要是审阅考订草本，并撰写提要分纂稿。需要说明的是，总纂和提调负责对他们的安排，会尽量考虑每个人的学术专长，不同时期也会派发不同的活儿。

总裁于敏中随扈避暑山庄时，曾在给总纂陆锡熊的信中写道：“昨阅程功册，散篇一项，除山东周编修外，认真者极少，然每日五页，尚有一定之程。”程功册，大约类似今天的“进度表”，应是每月汇总上报一次，主持编校事务的总裁会查阅。由于周永年和余集、邵晋涵在乾隆四十年四月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则知这封信应写于当年夏月，其时四库开馆已过两年，很多编校者已有些懈怠。散篇，当指初步粘连成页的《大典》辑佚草本，需要对其章节、序次、内容等仔细考订，也要博采其他典籍以为补充，以形成一个较可靠的稿本。每日五页，乃对整理书稿制定的工作量，而难易大不同，也只能是凭良心干活了。于敏中明敏聪察，表述则委婉含蓄，肯定了周编修办书认真，也透露出对其他人不甚满意，却不点名。

其实，历史上大型官书的纂修，从来都是一个名利场，都是公私掺杂，当然会有倾集心血的赤诚奉献，更多的应是乘机下手，各取所需。于是馆内大张旗鼓地抄书，馆外静悄悄地抄书；官家召集数百上千名誊录，不少纂修分校也将古本私自携出，雇用写手在家另抄。周永年的认真也是相对的，入馆后很快请好友桂馥作为助手，并雇人大抄猛抄。桂馥记载：

借馆上书，属予为《四部考》，佣工十人，日钞数十纸，盛夏烧灯校治。会禁借官书，遂罢。

借，实际上为私自携出，大家都如此，彼此心照不宣。周永年性情迂执，可以肯定不会是始作俑者。像他这样的人都在私宅搞了一个小作坊，自定选题，邀请助手和雇人誊抄，其他人则可想象。而夜晚挑灯大战，白天又有多少精力用于官家的编校呢？

雇了这么多人抄书，钱从哪儿来？背后有没有一个富商的支撑？皆无考。据章学诚记述，永年此举以多得善本、实现兴办借书园的夙愿为主，也有与书商的合作，“尝欲行其平生之见，尽表遗籍，设法劝诱，使人刊布流通，且为学者无穷之利，而己身与同列者竭所知能，悠游寝食其中”，最后则因阻力太多作罢。成为编修后，周永年认为衣食丰足才能无求于人，才能做官清正，因此也曾努力谋求赚钱的门道。他在街市上开过店铺，雇人做买卖，结果亏得一塌糊涂，始悟不应该舍本逐末；接下来买了些地，请老农为之耕种，得到大丰收，但一算账还不够施肥灌溉所费，复悟自己不应该放弃学业，去做不熟悉的事；然后选辑科举应试文章，亲加评点，一下子印了一万本，以为诸生都会抢着买，孰知卖不出去几本，砸在手里。好朋友多反复劝诫，其妻也极力劝阻，永年偏爱听信那些骗子的话，如此一圈折腾下来，家境大为狼狈。他的倒霉还不仅于此，四十四年五月钦点贵州乡试副考官，竟然不小心跌落水中，几乎被淹死。

周永年入京后与淄川王培荀家为邻，据培荀《乡园忆旧录》记述其贫，说赵渭川曾给予资助，并赠诗调侃：“髯翁贫病今犹昔，时欠长安卖药钱。堪笑石仓无粒米，乱书堆里日高眠。”书中还提到一件事：“其家藏书最多。先生在馆时，蒙上垂问家藏书籍，刻有书目二部，遂以进呈，点出一千余部进之。后印以御宝发还，堂官某求暂留借观，未数日而其家籍没，书遂入大内矣。”其时培荀尚为幼儿，所记出自传闻，应有夸大渲染的成分，还是以《总目》所录为准。

正因为经历了这样多的挫折，愈显出周永年之迂，显出其纯儒本色。这一点在《大典》辑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周书昌先生别传》写道：

宋元遗书岁久湮没，畸篇剩简，多见采于明成祖时所辑《永乐大典》。时议转从《大典》采缀，以还旧观。而馆臣多次择其易为功者，遂谓搜取无遗矣。书昌固执以争，谓其中多可录，同列无如之何，则尽举而委之书昌。书昌无间风雨寒暑，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丹铅标识，摘抉编摩，于是永新刘氏兄弟《公是》《公非》诸集以下，又得十有余家，皆前人所未见者，咸著于录。好古之士以为书昌有功斯文，而书昌自是不复载笔矣。

此时文渊阁本即将告竣，乾隆帝又下旨加速办理《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职官表》《河源考》等特修之书，皆令收入四库。各处都缺有学问的纂修，稍有一点名气者往往身兼数馆，那可是有名有利的差事，周永年则依旧埋首于《永乐大典》中，寻寻觅觅，乐在其中。

永年性至孝，入京未久即把母亲接来奉养，而七十老母“自奉殊俭，虽清水一盂亦不轻弃”，每日炊饭洗衣，拦都拦不住。五十一年六月母亲辞世，他扶柩还乡丁忧，回京应在五十四年春。其间记述阙略，真不知他是怎样度日。所可知晓的，是他后来得了痰疾，即精神方面的病，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不得已又返回济南。离京前，周永年特地来与邵晋涵辞行，“言语多不甚可辨”，大意为有不少话要对他讲，可又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晋涵深为悯恻，后接永年信，知是托他请章学诚为自己作传。学诚充满感情地完成了老友的嘱托，复在一篇札记中写道：“得邵二云书，历城周书昌永年编修逝矣。二云传其遗书，属余为传，哀哉！”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