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后大选：埃尔多安的“天命”揭晓时刻

记者·张宇琦    实习记者·薛永玮    编辑·徐菁菁

2023年2月8日，在大地震发生的两天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出现在了距离震中不远的卡赫拉曼马拉什省首府卡赫拉曼马拉什市。在与一名灾民谈论这场灾祸时，总统说：“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是命运（kismet）安排的一部分。”在伊斯兰教中，“kismet”特指安拉的旨意。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埃尔多安经常在公开场合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语言。擅于感情真挚地引用宗教话语，也是他受到穆斯林选民爱戴的原因之一。

在土耳其，大地震确实是任何人都必须接受的生存威胁。土耳其领土处在安纳托利亚板块和爱琴海板块上。这两个小板块夹在欧亚、非洲和阿拉伯三个主要大陆板块的交界区域。因此，土耳其靠近黑海的北部、多山的东南部和西南部沿海地带，都被一条活跃的断层带贯穿。土耳其的成年人大都留有对大地震的深刻记忆。1999年，两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曾造成1.8万人死亡，4.3万人伤残，60万人无家可归。在那以后的24年里，土耳其发生的6级以上强震就有9次。

但这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天命”的说法。一场天灾抑或人祸的追问迅速在舆论场中激荡开来。地震发生后，社交网络上出现了大量从灾区流出的图像。在马拉提亚（Malatya）市，第二场地震袭来时，有人拍下一栋高层板楼底层坍塌的过程，大量的烟尘瞬间遮蔽楼体，人们尖叫着跑开。据说，这个配备吊灯和大理石地板的小区建成刚三年，宣称使用了最好的材料，完全符合最新抗震规范。

在安塔基亚（Antakya）市，一座高档小区十年前开盘时曾打出“天堂般的作品”“世上最美住宅楼”的宣传语，但从震后的一张图片可以看到，这里所有公寓楼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来，而周围却有其他的建筑物挺立，包括一些明显更老旧的住宅楼。

震后第五天，我向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土木工程系的土耳其裔结构工程专家雅斯敏·阿克塔斯（Yasmine Aktas）询问看法。她首先指出的是，2月6日两场地震的垂直加速度和水平加速度均超出了建筑抗震标准上限，因此在一些地区，必然出现大量严重损毁的情况。而要分析建筑的损毁规模和具体原因，需要工程师在救援结束后进行实地考察，这通常要花数周时间，并不能草率判断。

但这位曾多次带队研究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震后建筑的学者同时指出：“从目前网络上传播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出，如果这些建筑是以正确的方式设计和施工的，它们的最高抗震性能会比现在表现出的好。”问题可能存在于各个环节。“建筑标准不是问题，1999年时就不是，现在也不是。”阿克塔斯说，“问题出在执行上，在建筑工程学上，从设计到施工到后期改造的全部阶段，都可能出现导致安全性降低的操作。”

如果不是监管者的纵容，就不会有这么多开发商使用劣质材料、大肆违规操作——这种批评迅速演化为激烈的党派争论。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党魁抨击埃尔多安政府“手上沾满了民众的鲜血”。反对派提出的证据之一是，2018年的土耳其新版建筑法加强了对钢柱和钢梁的标准，但在同一年，正发党领导的政府就出台宣布，只要支付罚款，违规建筑就可以不被拆除。在此次受灾的10个省中，获得特赦的建筑数量为29.4万。根据最新汇率估算，赦免令为政府增加了20亿美元的收入。

在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看来，这些批评并不公允，是典型的政治投机行为。震后，一家左翼媒体报道了哈塔伊省埃尔詹市（Erzin）的事迹，在这座小城，地震没有造成任何建筑损坏，也没有人丧生。该市市长是反对党共和人民党人，他表示：“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没有批准过任何违规建筑。”这个奇迹般的例子引来埃尔多安支持者的回击：“拜托你们仔细看看，从2009年到2019年，埃尔詹的市长都是正发党人，难道说，2019年以后，所有老楼都被推倒重建了吗？”

在社交网络上，埃尔多安的一段讲话视频被大量转发。2019年3月，正是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埃尔多安慷慨激昂地宣布，他刚刚颁布的建筑赦免令为14万市民解决了住房问题。批评者视其为埃尔多安政府失职和腐败的铁证。但事实的另一面是，埃尔多安是在一场选举拉票活动中做的公开演讲。对于住进这些房子的市民来说，建筑赦免令并不是秘密。事实上，土耳其的第一个建筑赦免（Zoning Reconcilliation）法令颁布于上世纪40年代。不同时代的政府一共颁布过19次赦令。执政者用这种方式回应土耳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对住房的急迫需求，这是一种常用选前政策。正因为如此，过去反对党在地方执政时也普遍认可这种政策。

除了建筑业的监管问题，政府的震后表现也受到颇为两极的评价。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晚上，我和身在伊斯坦布尔的托普拉克·纳迪尔（Toprak Nadir）通了电话，他今年35岁，给土耳其最大的体育转播商做内容总监，是一名坚定的共和人民党支持者。从震后第三天下午到第四天早上，土耳其政府对推特（Twitter）的限流措施持续了将近12小时，政府后来表示，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不实信息”的传播。纳迪尔认为，政策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埃尔多安和他的部长们在灾区遇到了两次抗议”，政府要防止相关视频的传播。“那么多人正在网上发布需要救援的地点、寻找失联的亲人，他们这么做和叛国有什么区别？”

美国圣劳伦斯大学的历史教授、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华德·埃森斯塔特（Howard Eissenstat）通过视频向我指出，土耳其政府灾后第一时间的应对有三个主要失误。除了推特限流，另一大问题是，在前48小时的救援黄金窗口期，政府没有及时派出军队。“土耳其拥有技术极为先进的部队和军事设施，也只有军人才能在一夜之间修好公路、建战地医院和流动食堂。但因为政府不愿把过多控制权交给相对独立的部门，没有立刻动员他们。”第三个失误是限制了个别社会组织投入救援。震后，由摇滚明星哈鲁克·雷凡特（Haluk Levent）成立的公益机构AHBAP募捐收到了巨额捐款。但很快，AHBAP遭到批评。土耳其与正发党结成联盟的民族运动党主席批评说，这种行为无视国家，救灾资金应该由土耳其灾害和紧急管理署（AFAD）统一管理。

2月6日，在卡赫拉曼马拉什，埃尔多安在电视直播里承认，救援行动在第一天遇到了一些困难，尤其是机场和道路的通行问题。但他强调，从第二天起，政府就已经掌握主动权，“今天（第三天）我们的工作已经顺利了不少，明天会更顺利，之后还会更加顺利”。在巡视由反对党执政的哈塔伊省灾区时，埃尔多安回击了对他的批评：“一些不诚实的人正在进行虚假宣传和诽谤，如‘我们在哈塔伊没有看到任何士兵和警察’。我们的士兵是光荣的，我们不会让他们成为这些混蛋口中的开胃菜。”

在支持者看来，总统在震后的表现至少是合格的。定居安塔利亚多年的中国人方静（化名）告诉我：“叙利亚总统可是第七天才到灾区！”选民们可以感知的是，震后的第三到第六天，埃尔多安又先后到访哈塔伊、阿达纳、加济安泰普、奥斯曼尼耶、基利斯、阿迪亚曼、马拉提亚、迪亚巴克尔、尚勒乌尔法这9个受灾省份。几乎在每一个省份，他都留下紧紧拥抱戴着头巾的老妇人、抚摸和亲吻孩子的照片。他的总统专机载着16个在地震中丧失双亲的新生儿到伊斯坦布尔就医。

在土耳其东南部受灾的10个省份中，司法部授权近150个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成立“地震犯罪调查办公室”，调查承包商、建筑师、地质学家、工程师等与坍塌劣质建筑相关人员，并检查建筑许可证和土地占用许可证，确保有关责任人不会潜逃或销毁证据。土耳其内政部长责令警方与检察机关合作，联合地质学家和建筑学家“一家一户”地调查所有倒塌房屋的建筑缺陷，且在工作完成前不得移动塌房瓦砾。目前，在地震波及的10个省份，总共有221名嫌犯被捕，其中24人对塌房的责任已经被确认。

2月7日，政府首批拨款约52亿美元用于地震灾区的救援工作。总统还许下承诺，他会在1年内让所有灾民住进新家，向每个灾民提供1万里拉现金援助。

大地震所激起的纷争是一场更大的政治决斗的前戏。2023年对埃尔多安来说，也是一个“天命”揭晓的年份。自2003年上台以来，他已经执政整整20年。今年，5月14日，土耳其计划举行总统大选。大地震之前，人们已经在展望一场前所未有、势均力敌的较量。

一个正在伊斯坦布尔的联合国某办事处工作的中国年轻人告诉我，地震发生后，她身边的土耳其朋友劝她5月大选时暂时离境，以躲避可能出现的混乱。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分别支持不同党派的同龄朋友都在积极参与救灾，却尽力不谈政治，因为每当这个国家发生糟糕的事情，大家都会相信一套完全不同的说法，但谁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谁也无法说服谁。

在外界看来，地震袭来之前，埃尔多安的正发党要在这届选举中维系过去20年一党独大的地位，已经异常艰难。不妙的信号在2019年就已出现。在地方选举中，正发党同时丢掉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和伊兹密尔这三大城市的执政权，堪称党史上最大的失利。

在伊斯坦布尔，第一轮选举计票时发生戏剧性的断电后，结果显示，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的候选人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后来居上，以0.2%的微弱优势击败前任总理、正发党候选人比纳利·耶尔德勒姆（Binali Yıldırım）。正发党不承认这样的结果。最高选举委员会批准重选。伊斯坦布尔17年来第一次举办了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会。然而，第二次投票的结果证明总统和他的执政党在局势判断上出现了重大失误，伊马姆奥卢的优势扩大到9%。

这次失利是正发党25年来首次失去伊斯坦布尔这座承载全国1/4人口、近1/3GDP，象征着土耳其成功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揣测，49岁的伊马姆奥卢或许也有问鼎总统宝座的潜力。毕竟，埃尔多安就亲口说过：“谁在伊斯坦布尔胜出，谁就赢得了土耳其。”

伊马姆奥卢身上闪现着埃尔多安当年的影子。他们都是在40多岁时以反对党人身份成为伊斯坦布尔市长的，都年富力强，善于演讲。长期以来，伊马姆奥卢所在的共和人民党为自身激进的世俗主义政纲所困，但宗教家庭出身的伊马姆奥卢打破了界限。他像埃尔多安一样展示自己的伊斯兰信仰。他的母亲也戴头巾。他在穆斯林斋月中禁食，并能熟练背诵《古兰经》中的相关段落，颇能赢得穆斯林信众的好感。

但人们选择伊马姆奥卢的原因并不是期待历史重现，因为伊斯坦布尔早已不是从前的伊斯坦布尔。2002年，埃尔多安上台执政时，土耳其全国的GDP是2500亿美元。2019年，光是伊斯坦布尔的GDP就达到了2370亿美元。

伊马姆奥卢和埃尔多安都是伊斯坦布尔移民，但他们的背景完全不同。伊马姆奥卢出生于土耳其东北部的黑海重镇特拉布宗（Trabzon），在那里读完高中后考入伊斯坦布尔大学，并先后读完了运营管理学（英语）本科和人力资源管理学研究生。在他读大学期间，全家迁至伊斯坦布尔。伊马姆奥卢家境殷实，毕业后就进入自家的建筑公司工作。在从政之前，他是特拉布宗体育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特拉布宗BK篮球队的副总裁。

而上世纪60年代，埃尔多安的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从东北部黑海沿岸的里泽省乡下迁居伊斯坦布尔时，几乎一穷二白，土耳其也才刚刚开始城市化进程。一家人和大量涌入城市却缺乏就业机会、无力购入房产的农村移民一起，挤在伊斯坦布尔郊区的棚户区。父亲每周会给十几岁的埃尔多安2.5里拉零用钱。为补贴家用，埃尔多安就在大街上向游客兜售明信片，向堵车的司机卖汽水，走街串巷卖面包圈。

这段生活经历与埃尔多安的从政之路有紧密关系。上世纪80年代，在新一轮的全球化和“冷战”两极对立结束的历史机遇下，土耳其在经济上实行更为积极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城镇化进程急剧加速。1995年左右，伊斯坦布尔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比例已经升至50%。

1994年的竞选中，作为反对党候选人，埃尔多安亮出了主张社会公平的大旗。在任市长期间，由于对城市的治理有方，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条件，他还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积累了丰厚的政治资本。2002年选举中，埃尔多安和他组建的正义与发展党采取的还是争取城市中下层选民的路线。他多次在竞选演讲中提及自己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偏远郊区，称自己是“郊区孩子”。

2002年初次赢得全国大选时，正发党的得票率仅为34.60%。此后，其支持率一路甩开对手，节节攀升。执政13年后，2015年的大选中，正发党的得票率达到了49.5%。

这一方面得益于超预期的经济繁荣。2001年，长期饱受通胀困扰的土耳其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衰退，2月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里拉被嘲“世界最不值钱的货币”，面值最小的硬币也有5万。埃尔多安一上任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援助方案，延续他在伊斯坦布尔当市长时就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当年就实现了经济增长。

从2003年到2008年，土耳其一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被公认为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发展成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度会议选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作为东道主的埃尔多安显得一时风头无两。当时，相比滑向衰退的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土耳其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人均GDP还一度达到1.25万美元，几乎触及当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另一方面，正发党的民意基础也是因为埃尔多安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确实让大量普通人获得了实惠。以住房政策为例，正发党重组了民众住房管理局，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价位不等的四类住房。据官方统计，该管理局在1984年至2002年的19年间仅仅建造了4.3145万套住房，而埃尔多安政府在头两个任期内就建造了75万套住房。

在2019年的选举中失去伊斯坦布尔前，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尾声。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通胀水平开始高企。2018年8月10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因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要对土耳其的钢、铝制品分别加增50%和20%的关税。土耳其里拉币值一天内缩水20%，创下13年来最大单日跌幅。

在市场由来已久的不安预期中，特朗普的制裁就像是触发了一个早就松动的闸门。此后，土耳其里拉坐上了时快时慢的下行电梯，国内通货膨胀逐渐恶化。在全球经济链条中获益的土耳其开始承担难以抗拒的后果。2020年新冠大流行开始后，占土耳其经济比重超过十分之一的旅游业遭受重创，全球供应链紊乱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也对99%的能源需要进口、出口依赖欧洲市场的工业部门造成更大压力。2021年9月到12月，在土耳其央行连续三次大幅降低利率后，国际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状况的信心进一步丧失，里拉币值在年内消失44%，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升了36%。

在回顾埃尔多安时代的生活时，几乎每个居住在土耳其的受访者都会谈到2019年经济急转直下带来的困惑和失落。90年代末就定居土耳其的伊兹密尔华人华侨研究会会长王兴华从事小商品批发贸易，从义乌进货，因此需要大量周转资金。他回忆，2021年底里拉币值最动荡的那三个月，每天都在焦虑中度过，因为一觉醒来，存在银行里用于周转的里拉就可能亏掉一大笔。有时候，他为了规避贬值风险，在前一天下班后先把周转资金兑换成美元，可第二天早上里拉的币值又涨了上去，一样也是亏。现在说起这些，王兴华只觉得像是劫后余生，“差点坚持不住了，如果没挺过来就是倾家荡产”。

除了像王兴华这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在通胀中同样受到较大冲击的就是城市中产。他们需要的不是保障房，而是更高品质的生活。法陆克（Ahmet Faruk ISIK）在土耳其贸易部做亚太地区协调专员，他的最大感受是进口商品越来越贵，越来越难买到：“过去一个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下新手机，但现在要好几个月。同等价位以前能轻松买到的电脑，现在很难买到了，有的甚至要用信用卡还款12个月才行。”

在百安居公司做客服专员的“90后”巴哈迪尔更加难掩苦闷，将过去三年多的生活描述为“一场噩梦”。整个2020年，伊斯坦布尔的房价涨幅就超过30%，在全球主要城市里位居前列。巴哈迪尔的工资负担不起房租，不得不在疫情期间搬离这座自幼向往立足的城市，回到老家。他坚定地说，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他会像身边许多朋友一样离开土耳其，去欧洲谋生。

其实，客观地说，现在情况并没有比2000年（1999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糟糕。那个冬天让相对年长的王兴华刻骨铭心：“里拉一晚上贬了100%，说破产就破产。”他的朋友里有人因为货币贬值跳楼自杀，有人跟老婆离婚，还有人出走逃债。现在，人们失望更多是因为繁荣进入尾声，他们困惑：作为掌舵者的埃尔多安是否出现了误判？在王兴华的印象里，在最近三年里，土耳其的经济政策“就是一锅粥”，尤其是“总统想降息就降息，真的是让搞商务的人士搞不懂”。

在经济动荡中，埃尔多安采取的方案看起来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按照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逻辑，通货膨胀加剧代表货币供应过剩，因此中央银行应该提高利率，收紧货币政策。当经济参与者的借钱成本提高，企业会推迟贷款或扩张，个人会减少消费，市场总体需求下降，物价也会随之得到缓解。但埃尔多安从执政以来一直持有相反的观点：“当你从因果关系的角度看，利率是原因，通货膨胀是结果。利率越低，通货膨胀就越低。”

埃尔多安对于利率的排斥一定程度上根植于宗教信仰，带有深刻的道德色彩。在伊斯兰教法中，利率（riba）是获取不义之财的手段，因此是一种禁忌（haram）。在2018年大选前夕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举办的活动上，埃尔多安甚至将利率描述成“万恶之父母”，誓要与之斗争到底。

这让批评者认为埃尔多安根本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管理者，而他所握有的权力加剧了反对者的担忧。埃尔多安在2017年推动修宪，土耳其从议会制改为总统制，总统的权力进一步扩大。按照北京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昝涛的话说，这标志着“埃尔多安对土耳其的统治进入极盛时期”。2018年连任总统后，埃尔多安先将女婿贝拉特·阿尔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任命为财政部长，又修改了央行行长任命的程序。此后，他两年内三换央行行长。

2022年5月，在美联储宣布大幅加息以扼制通胀之后，外界对已经受困于高通胀和债务问题的土耳其经济更加悲观。当时，我就这种困境的成因请教了土耳其卡迪尔哈斯大学（Kadir Has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艾林·叶尔丹（A. Erinc Yeldan）。与许多将矛头直指埃尔多安“非主流经济学”的西方评论者不同，这位曾亲历过土耳其上世纪多次经济动荡的63岁宏观经济学家指出，通货膨胀从来不是短期调控不当所能简单解释的现象，而是一个经济体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导致的结果。

叶尔丹认为，在埃尔多安上台推动货币制度改革后，土耳其虽然保持了数年10%左右的“低通胀水平”，但2009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为了维系高速的经济增长，政府选择了扩大债务规模，将实际货币供应量从500亿里拉扩大到2000亿里拉，“这种干预的幅度远超经济的潜力。换句话说，这就类似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措施，但美元是世界货币，而土耳其这样做，就等同于制造更大的脆弱性”。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邹志强认为，2009年后，土耳其似乎没有意识到全球经济环境变化对自身的深远影响，错过了改革的窗口期。他解释说，埃尔多安早期的改革塑造了高度开放和自由的市场，六成资本来自外国投资者，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外部环境出现风吹草动，资本就会大量流失。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的产业研究则指出，土耳其经济高度外向的脆弱性早在80年代就埋下伏笔。当时，土耳其的人均GDP接近6000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这导致土耳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不过劳动力低廉的东亚国家，而它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也无法和欧美抗衡。

因此，埃尔多安执意压低利率，其强硬态度的背后是国内产能停滞的现实。耐人寻味的是，2020年11月，埃尔多安曾任命前财政部长纳杰·阿巴尔（Naci Agbal）出任央行行长，默许他将基准利率从10.25%上调到19%，但阿巴尔4个月后被换下时，通胀水平仍然维持在高位。从这个短暂的尝试或许可以窥见，埃尔多安并非外界调侃的那样不懂经济学，也曾尝试切换到有违信仰的政策。

如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经济学者埃姆雷·奥兹切利克（Emre Özçelik）的分析所指，在经济学上，提高利率必然导致中短期的经济衰退。而2019年正发党的地方选举失利，则提醒着埃尔多安牺牲短期经济增长的政治代价。

于是，总统和他的政府无法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继续实施以低利率为代表的普惠政策，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2019年，邹志强到土耳其做田野调查时，发现大大小小的本地企业都会抱怨融资困难。当他对一位中资企业代表提到伊斯坦布尔市的正发党高官说“欢迎外来投资，政府可以提供投资担保”时，这位代表坦言，政府的信誉还不如当地的银行好。危险中的机遇

“我给你理一理这个故事，1999年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将近两万人去世，现在同样的事又发生了。那么，1999年地震后的那次大选发生了什么呢？大家把那届政府投了下去，选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现在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正发党就是这么上台的。”当我问这场地震对5月的大选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时，电话那头儿的纳迪尔试图让我明白，答案已经摆在那里。“多么讽刺啊！我的预测是，这次选举他肯定会输掉，支持率最多还剩25%。”

不少人像纳迪尔一样回忆24年前的伊兹米特大地震。对于那场地震的政治影响，一位土耳其政策学者曾总结道：“持续45秒的震颤后，人们将政府视作全能的家长的想法也彻底粉碎。”

但历史的相似性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轮回。1999年，《纽约时报》驻伊斯坦布尔首席记者史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曾第一时间前往位于西部沿海的震中科贾埃利省（Kocaeli）进行连续报道。在他的描述中，时任总理比伦特·艾杰伦特（Bülent Ecevit）陷入了漫长的震惊状态，没有立刻去探视灾区或者命令助手采取行动，而是不停地告诉周围的人，“一切都在控制之中，没有必要担心”；军人们“疯狂地”挖出海军基地废墟下的军官，无视平民的困境；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总统推迟了很久才访问灾区，但由于他的造访，所有进出道路都被关闭，救援车队无法通行；卫生部长奥斯曼·杜尔穆（Osman Durmu）第一时间宣称土耳其不需要外国援助，“我不会给他们哪怕一个伤员（照顾），也不会接受他们的血液（捐赠）”，他还表示受灾地区不需要移动厕所，因为清真寺有卫生设施，马尔马拉海就在附近。另一个“残酷的玩笑”是，政府的地震救援基金只有4.45美元。显然，埃尔多安政府并没有重蹈前人的覆辙。

一些长期观察者对大选的预测显得更加谨慎。邹志强对我强调，地震会在短期内构成严重的冲击，但其本质仍是突发性事件，在2002年，金融系统的崩溃和90年代政局的长期混乱才是正发党崛起的契机。

虽然当前政府在国家治理上遇到了困难，但反对派内部也没有出现一个能与埃尔多安抗衡的魅力领袖，更没有提出具体的施政纲领。在过去一个竞选周期，以人民共和党为首的6个反对党逐渐结成了“民族联盟”，但他们迟迟未能就总统候选人达成一致。这种窘境直接招来了埃尔多安的挑衅：“以前的选举中，我们面前还是有候选人的，现在距离选举还有4个多月，仍然没人站出来。”就在地震发生前一周，六党党首共同发布了长达240页的竞选计划，其中被认为最有分量的一项是承诺恢复议会制。咨询公司Teneo在投资备忘录中写道：“土耳其的民意调查凸显了选民对通货膨胀、经济状况和埃尔多安过去几年经济管理的失望，但反对派却完全未能利用这些因素。”

在土耳其，大多数人并不像纳迪尔一样，对自己支持的党派有很强的身份归属感。纳迪尔出身于精英阶层，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接受了本科教育，祖父曾在军队担任要职，叔叔当过议员。在纳迪尔看来，现代土耳其的意识形态从来都是主张西方化、世俗化的凯末尔主义，而埃尔多安代表了伊斯兰势力的反攻。

但对大多数选民来说，只要不走极端，他们并不太关心主义和权力的争夺，更关心自己的生活。邹志强观察到，近年来土耳其政治的极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逐渐演变为围绕埃尔多安一人的极化。“支持埃尔多安的人不一定都是保守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反对派也不一定是世俗化主义者。”中东“观察”新闻网（Al-Monitor）去年年底的民意调查显示，67%的土耳其选民最关心经济，其次有10%的人关心移民问题，关心司法公正的有9%，只有4%的人关心反对派的发展。

方静居住的西部沿海城市安塔利亚是反对派共和人民党的票仓。前两次大选中，她都把票投给了该党。但地震发生一周后，方静忍不住向我抱怨，共和人民党这次表现“太差”，“主席只知道每天坐在沙发里说执政党的不是。”她补充道。本来她最看好的候选人是2019年为共和人民党赢下伊斯坦布尔的市长伊马姆奥卢，但这位候选人“被当局搞掉了”。

方静所指的是去年12月14日，土耳其一家法院以在演讲中侮辱公职人员为由，判处伊马姆奥卢2年7个月监禁，并禁止他从政。反对派认为，这起官司是总统滥用权力打击竞争对手的铁证，是对民主的践踏。但这件事对选民造成的影响并不明确。方静接受了既成事实。她对伊马姆奥卢的欣赏并不足以让她更激烈地反对埃尔多安，她也没有将这种欣赏转移到伊马姆奥卢所属的党派身上。在无人可选的局面下，她的决定反倒是在大选里支持埃尔多安。她身边的朋友们也都持有类似的情绪，大都在徘徊中。

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埃尔多安至少代表了短期内某种可以预见的前景。昝涛向我们强调，经济学上骇人的数字并不能完全呈现土耳其的社会心态。严重通胀发生之前，包括能源在内，土耳其的物价实际上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涨价对普通土耳其人的冲击并未达到了不可承受的水平。

在过去三年的经济动荡中，普惠主义的分配路线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下层民众抵御了通胀的冲击。总统在去年12月将土耳其每月最低工资调整为8506.80里拉（约合455美元），比去年7月份确定的水平增加了100%。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有必要，最低工资可能会在2023年再次上调。如果以人均GDP来计算，土耳其与阿根廷水平相当。同样是通货膨胀严重，阿根廷的最低工资水平是大约361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参与组建联合国时曾说过，“不要浪费任何一场危机”。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埃尔多安从政半生，可谓践行了这种精神。1997年，还在担任伊斯坦布尔市长时，埃尔多安曾因在本党集会上朗诵带有伊斯兰色彩的诗句，被当局以“煽动仇恨罪”为由投入监狱，剥夺参政权利。前往监狱当天，他出其不意地发布了一张叫做《曲终人未散》（The Song Doesn't End Here）的诗歌专辑。据传这张CD卖出一百多万张，登上了当年土耳其专辑畅销榜榜首。

在那个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埃尔多安仿佛已经熟谙如何回应公众情绪和吸引“流量”，将不利局面化解为自己所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范鸿达则指出，反对派内部存在的分裂将有利于埃尔多安，尤其在当下全力救灾的阶段，各个党派都已停止竞选活动，而身为总统的埃尔多安每天都可以作为国家和受难者的安抚者出现在媒体上。

强震之后，土耳其迅速接受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大量援助，当下已有70个国家对土耳其伸出了援手，甚至包括战火中的乌克兰。相比之下，同为严重受灾国的叙利亚，不仅“门庭冷落”，甚至外界对当地的具体灾情也知之甚少。这提醒土耳其人，也正是在埃尔多安治下，土耳其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发言权的地区性大国。

（实习生顾靓楠对本文亦有贡献） 地震土耳其埃尔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