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感无力

“我能做什么？”

也许这是当下的“天问”，看到被战争撕碎的城市、被疫情封锁的城市，那些城市里受困人们的图景和呼救，每天深夜放下手机的时刻消失，下一个清晨又涌到面前，不停歇。

“只是我无能为力”，心里的另一个声音说。

于是“我能做什么”成为一个反问句。一个人不由自主地自问背后，也许自己虽未受波及，却同样经受痛苦，无力是一连串更为具体的反应——心跳过速，食欲不振，无法入睡、悲惨的景象在眼前盘旋，醒时易怒、精神涣散，却忍不住一而再而三地关注负面的消息；他开始察觉社会危机四伏、自己是孤立的、只想蜷缩在自己最熟悉的圈子里。

哲学家说，那是因为普遍的道德准则：“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敬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痛苦是道德律的强迫。心理学家的解释更为切近，那是源于同样结构的大脑，使人皆有共情能力。体验他人的创伤情景后，我们会体验到一系列负面情绪，仿佛自己也亲身经历。它被心理学家麦肯和珀尔曼用“替代性创伤”的概念界定，指“个体因为目击创伤场景之后，体验到了超出自身耐受极限的情绪体验，从而导致的各种心理异常现象”。它最初除了指向经历家人受到创伤的人，多指会长期接触创伤事件的人群，诸如警察、消防员、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而当手机里的负面消息源源不断，受害者也同样是平头百姓，普通大众的处境也与专业人士无异。

是的。心理学教导人们，甚至人们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些反应是正常的。那些令人绝望的经历，不一定是自己必将经历的；那些令自己痛苦的情绪，对自己没有害处，它只是暂时的，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的。有可依赖的人陪伴，接纳自己的情绪，人们会自动思考调节情绪的策略，回归理性。将自己与创伤事件隔离，甚至学着掌握自我调节方法。比如适当休闲和锻炼，像心理学家建议的“蝴蝶拥抱”，“闭上双眼，双臂交叉在胸前，双手指尖触碰锁骨和肩膀之间的区域；移动双手，模仿蝴蝶的双翼；深呼吸，感受通过身体和思维的感觉……”

但是，想必无力感仍然存在。因为负面消息无时无刻不涌来，诸如战争、疫情等笼罩其上的问题不曾解决，甚至个人已卷入其中，或是即便没有被波及，也曾就社会议题积极讨论，却不被理解，遭到奚落、攻击，甚至负面情绪不被广泛接受。那便不再是短暂的替代性创伤，而是一种被耗尽的感觉，它难以自我消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说，“当灾难成为日常的一部分，它可能造成一种无与伦比的激烈情绪，而这种情绪会损害我们的现实感和人性”。

有心理咨询师曾如此形容，“愤怒并不是一种能持续很久的情绪，因为太过虚耗一个人的精神。当愤怒持续一段时间仍得不到出路，就会化为悲哀，最后沉淀为绝望，为了一己的生活好过一点，唯有装作遗忘。到了某种时刻，又受刺激而想起曾经的愤怒，也马上明白自己纵使多愤怒也好，实际没有方法解决问题，于是无动于衷，就是无力感”。

心理咨询师理查德·布鲁伊莱曾说，巨大的不可控因素对人造成伤害时，个人会感到非常无助，并用愤怒、内疚和自我批评来掩盖这种无助。理查德·布鲁伊莱在书中表示美国难以忍受的就业环境如是，当下的战争、疫情亦如是。而长期暴露在这样的刺激和失望之下，令人想到美国心理学家塞利格曼做实验中的狗。他曾将两组狗放在吊床当中，第一组狗被轻微电流电击，但它们能够停止电流，另一组则不行。当这个吊床实验完结后，再将这两组狗放到一个有障碍物的屋子，第一组狗在屋子中遭受电击时，会跳过障碍物逃走，第二组狗虽然看到第一组狗逃跑的范例，知道自己能逃走，但在遭受电击时，却不尝试逃走，只会躺在原地不动，等待痛苦来临。这种行为被称为“习得性无助”。

人也会如此。就像心理学家曾研究“二战”犹太人大屠杀时的集中营幸存者，发现他们开始拒绝关心和鼓励自己。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人透过了解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对周围造成的影响，从而学会如何操纵及适应环境，切合生存需要。但因果关系不再存在，行为便会立刻变得没有意义。这种难以撼动，往往充满恐惧，个体害怕自己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而受到严重的伤害或社会排斥。于是，在看似“躺平”的人内心，会将外界的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形成自卑感，认为这个问题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不可被改变的。

“我能做什么”将发展为一种抑郁症，或是将一个人原有的抑郁状态加剧，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低落、烦躁、悲伤，乃至空虚，充斥着绝望的想法和感受，持续悲观、负面地品味过去、现在和将来。这种状态会一直延续，不断恶化，最终损害个体的社会功能。而且，因为它源于外来个人难以撼动的原因，在原有抑郁症的表现之上，个体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认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象力和坚持信仰是不重要的，并且认为一个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

但是，无助往往源于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聆听。寻找能够对话的群体，开展深入的对话尤为重要。应用社会学会提供一连串的提问，厘清每个人的观念，塑造共识，比如，“你的无望是因为你曾经有过盼望，这些盼望是什么？可以描述一下‘理想社会’吗？你曾经见过或听闻过它？可以告诉我你见过听过的经历吗？有没有同伴与你一起经历这些？如今他们在哪里？你希望在这个‘理想社会’出现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有谁和你一起？他们还在你身边吗？你觉得你和同伴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

在一点一滴的助人行为里，人们也会重获与人的真实联结，得到即时的满足感。甚至面对根深蒂固的习得性无助，有同路人相伴，人们需要挑战自己的认知，重新开始尝试早已认为没有希望的事，如《呐喊》里的鲁迅，“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上一个花环”。 心理学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