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稿案

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发现伪造的孙嘉淦奏本，正在大力追查，并将“伪稿”附函上报。弘历阅后震怒，钦定为逆案，严命各省督抚访察缉拿，追根究底。伪稿中写了什么？懂事的硕总督只字不提，大讲自己读毕的惊骇与愤怒，“恨不得寝皮食肉”“此等逆徒，虽凌迟不足以蔽其辜”。硕色也表示不相信出自孙嘉淦之手，更不相信伪稿后面的所谓朱批。

伪稿，类似今天所说的小道消息、假新闻。古往今来，世间都会有类似的东西流传飞播，假托名人，装填时事，不择地而生，却也必有一个或一伙真正的编造者。署名孙嘉淦的伪稿作者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编造这些呢？硕色说已命案发之地贵州安顺府严密追究，其也是皇上特别希望知道的。

为规避风险，也为了加大关注度与传播速度，作伪者假托之人，往往要选有声望的名流。本案中招的孙嘉淦，为康熙朝进士，以敢言直谏名动朝野：雍正继位前后兄弟失和，孙嘉淦上疏请“亲骨肉”，几乎掉了脑袋；待乾隆登基，擢升吏部侍郎、左都御史，又上了一道“三习一弊疏”，大意是提醒皇上，宝座坐久了，谀词听多了，笑脸看多了，就会习惯成自然，“喜小人而厌君子”。那时弘历正努力营造宽松包容的氛围，愉快地表示接受，并宣示群臣。之后孙嘉淦升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出任直隶总督，再回朝任吏部尚书，备受倚信。

三年春夏间，曾有一个小道消息在京师盛传，说孙嘉淦密参多位在朝大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海望，领侍卫内大臣常明，皆在名单之内。一个月后，乾隆出面澄清，说鄂尔泰、张廷玉是皇考特简之大学士，为国家之栋梁，才识远在孙嘉淦之上；而对孙氏屡加升用，乃因其操守廉洁、人品端方，并非才识比张、鄂更优，否则就让他做大学士了；至于孙嘉淦密参之语，则纯属别有用心者的编造。谕旨曰：“朕不知造作讹言之人是何肺肠？或忌嫉孙嘉淦之人，见朕将伊升用，而造为此说，以排挤之耶？或趋附孙嘉淦之人，欲相引重，而造为此说，以扬其特立独行之直名耶？”其也是一桩伪稿案，乾隆没让追查，但对监察百官的都察院、负责京师治安步军统领衙门提出批评，责备他们缺乏舆论管控能力，要求下不为例。岂知过了十几年，托名孙嘉淦的伪稿又一次出世，而且将锋芒直接指向皇帝。

性格就是命运。孙嘉淦与弘历的关系颇有几分微妙，已翻过一个跟头，在湖广总督任上因事被革职，不久得到皇上起用，又以老病恳请退休，在家乡住了两年。乾隆还是把他召了回来，十五年八月任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也就是在那时，有人开始编写那份“恶攻”奏章以及朱批，署着孙嘉淦的名字，正在大江南北不胫而走。弘历喜欢琢磨，却也从未怀疑过老孙的忠诚，接到硕色的奏报，同意其对捏造的定性，通谕各省追查。不久收到山东按察使和其衷的奏折，说是“伪造孙嘉淦本稿”在四月间就在济南出现，经追查传播者为江南河道撤职官员官贵震，禀告巡抚准泰，请求一面上奏，一面通报江南督抚协查。准泰说无庸深究，亦不必具奏，将禀件“勾抹发还，改为拾自途中，拟杖完结”。弘历对此很感意外，命刑部侍郎兆惠“驰驿前往，将准泰革职拿问”。

此事使各省督抚震惊惶恐，赶紧行动起来，派员访察，对线索顺藤摸瓜，抓捕审讯，迅疾掀起一场席卷十余省的政治风暴。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超过大半个中国都有伪稿的流传。至于传播方式，则不一而足，商人、文人、武弁都有参与，也以官方驿传为渠道，不少伪稿就夹在政府公文中，得以瞒天过海。除了一些衙门的幕友吏役，很多中下层文武官员都曾看过，有的辗转传抄，有的聚众朗读，津津乐道，长官也不太当回事。那个举报巡抚不作为的和其衷，其实在开始时想法与准泰一样，就是加以遮盖，不愿追究。后官贵震在江苏被捕，搜出“捏造孙嘉淦本稿一纸”，还有一封和其衷幕友刘宏谟的信，始知内情：先是沂州府禀报抓获私传伪稿之人，审明得自官贵震，请求省里出面请江苏解审。刘宏谟对和其衷说官贵震系自己至亲，求他与巡抚商酌，将供词改为路上拾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亲自提审官贵震，贵震拒不交代，遂密札准泰，“令和其衷交出刘宏谟，押解江省质讯”，岂知和其衷先下手为强，巡抚大人已被拿下。只此一件，就可知追查伪稿案的过程极其复杂，涉事者千方百计抵赖，调查动辄进入歧途。而办案人捋着线头追来源，看似简单，可往往跨越数省，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惹得皇上着急，斥责：“如此循环往复，益不能得其端绪。”

这样范围的大追查，自也难免过火，层层加码。仅四川一省就“获犯二百八十余人”，而各省查出传抄者，轻则枷号示众，重则视为大逆之罪。乾隆不得不出来纠偏，说传抄转递者不应算逆犯，传谕尽快审明，将涉案情节不重的从犯立即释放。或是受到此谕的鼓舞，出身满洲的御史书成上奏，说目前正由各省陆续解押人犯至京，而廷臣的会审势必旷日持久，也难免造成冤枉和株连，恳请将在押者一律释放，另命督抚严密访拿正犯。乾隆认为正是由于采取了种种措施，已渐渐接近真相，书成身为满洲世仆，希图含糊了事，实在是丧心病狂，即命将之革职。

虽说处分了书成，弘历对此也有所反省，加快了办案速度，于十八年三月宣布结案：主犯为江西抚州千总卢鲁生，“曾任长淮卫守备，缘事降调千总，乾隆十五年七月内在刘时达家虑及办差赔累，妄希停止巡幸，遂与刘时达编造奏稿，凑成‘五不解十大过’名目；复思孙嘉淦肯上条陈，借名耸听，于各帮会议公事时给众阅看，交书办彭楚白钞传”。刘时达为南昌卫守备，也招认实有其事。此时卢鲁生已被正法，军机大臣拟将刘时达凌迟处死，皇上开恩，改为斩监候。这份伪稿被搜缴焚毁得非常彻底，目前未见流传，而由此谕，可知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想阻止将在十六年春举行的南巡。其时乾隆渐渐变得严苛专断，如孝贤皇后大丧期间的剃发案，打压尹继善、陈宏谋等贤臣，处死讷亲、张广泗等，在社会上引发很多议论，无形中推助了伪稿的大传播。

伪稿案算是一场文字狱吗？史学界看法不一，而其追查方式，则与后来编纂《四库全书》时的文字狱颇为相像，甚至可视为一种预演。孙嘉淦始终受到皇上信任器重，就在督办伪稿案的同时，仍不断被重用：十六年十月，兼会典馆正总裁官；十七年三月，主持顺天乡试；七月，担任经筵讲官；九月，再任吏部尚书，并升为内阁协办大学士。乾隆帝还赏赐给他住宅、黑狐端罩，凡此种种，表明这位大皇帝虽易冲动和感情用事，但头脑是清醒的。十八年八月，孙嘉淦再次被钦点主持顺天乡试，而在三个月后即一病不起，至于有人说他死于压力太大，那就是天知道了。 历史乾隆孙嘉淦清朝历史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