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可能存在的十字路口

秦岭是中国南北方自然区域的分界。从西安坐高铁去汉中，会经过那条漫长、无尽的秦岭隧道，只要穿过秦岭一出隧道，你就会发现自己仿佛已经从北方到了南方，眼前不再是黄土高原单调乏味的蓝天，几片云挂在天边，路边的麦田变成了稻田，植被变得丰茂，空气变得湿润，长江第一大支流汉江流过这里，形成蜿蜒的河谷。这里川菜馆子不少，镇巴县的人操着四川口音，甚至连陕西人最赖以生存的面条，在这里也被当地人变成了汉中热米皮，用米磨成粉代替面粉。

由于地处秦岭南侧，在地理和气候上都更接近四川，汉中在先秦时就属于巴蜀之地，此后历代在汉中的政区设置，都和四川盆地紧密结合，直到元朝，为了打破“因山川形便”而划分疆界的传统，汉中才开始隶属于秦岭以北的陕西行省。因此尽管汉中如今属于陕西，但其文化却和四川盆地更接近。

不过在史前时期，这里与秦岭以北的陕西关中地区往往也有密切联系。仰韶时期，汉中曾与关中乃至整个中原属于同一个新石器文化系统，但到了龙山时代及其以后，这里的考古学文化面貌不像先前那样清楚了。汉中城固县和洋县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仅50年代至今已经出土铜器就多达700多件，但这些铜器均为当地农民种田、挖土时发现，并没有科学发掘，且绝大部分为窖藏，未发现墓地或仪式堆积，因此汉中青铜时代并未建立起考古学文化序列。

北京大学考古学科负责人、商周考古学家李伯谦是最早对汉中青铜器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1983年，他根据当时见到的有关资料，撰写了《城固铜器群与早期蜀文化》，认为除了来自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礼器之外，此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兵器、工具，与成都平原新繁水观音、彭县竹瓦街出土的早蜀文化铜器很像，因此判断这批青铜文化总体不属于商文化系统，而可能是较已知成都平原早蜀铜器年代更早的早期蜀文化铜器，并进一步发挥联想，提出蜀最早的活动中心可能不在四川而正是在汉中，至西周时期才迁移到成都平原的假说。

但紧接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开始了进一步发掘，并在1986年发现了两座埋葬有大量青铜器的器物坑，否定了李伯谦以前的推断，原来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东周时期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谱系，蜀文化的核心遗址没有离开过四川。

那汉中出土的大批商代青铜器到底属于哪个族群和文化呢？学者们陆续写文章进行推测，但似乎研究却无法再突破了。“其实当时大家最能想到的一个思路，就是把遗址找到，这样就能将汉中青铜器研究更深入下去”，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向我回忆，当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考古所文物管理委员会都曾派人去汉中尝试过发掘，但都没有找到遗址。

1990年，赵丛苍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毕业，他的论文题目就选的是汉中城固－洋县青铜器群，对他来说，只要能找到遗址，就一定是重大突破。

陕西关中地区古文明和遗址众多，历来考古力量雄厚，赵丛苍是关中宝鸡人，他带着几位关中考古学者第一次去汉中。到了城固、洋县他们就傻眼了，自己在关中积累的考古学田野经验，在秦岭以南的汉中并不适用。

北方农村都是土厕，为了垫厕所农民会从附近山包取土，这样就挖出了很多断崖，考古学者们可以通过这些断崖中裸露的地层来判断是否有遗址，但在汉中，农民用的都是水厕，到处都是稻田，地被修得整整平平。此外在北方黄土地区，探铲打下去很容易，而汉中的胶泥性土质，打下去难，提起来就更难了。更别说赶上大雨，一下起来几天都干不了活儿。

他们连续挖了很多天，没有任何发现，眼看着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赵丛苍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挖。

1990年3月19日，那天天气不好，中午又饿又累，他躺在城固县胥水村稻田边休息，侧头一看，旁边湑水河对岸有个山包包，他问当地配合他工作的人这山叫什么，对方告诉他，叫宝山。宝山有宝？他眼前一亮，3月份河水还很凉，他挽着裤腿，蹚过了湑水河。

如今没有下雨的时候，湑水河基本上是干涸的，只剩下宽阔的河床。城固县和洋县大体以湑水河为界，站在湑水大桥上，能看到不远处湑水河汇入汉江。湑水河是汉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江宽阔而平静，从这里向东向南，便会缓慢地流入长江。

宝山显而易见。它大约十层楼高，是秦岭南麓南延至湑水河河床时自然形成的一个小山包。站在宝山山顶，视野极其开阔，能瞭望汉江谷地。山上阡陌交通，遗址早就回填，如今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田地，田埂整整齐齐，农民翻完土后，会把土里有碍种地的瓦片捡到田埂上。

在陕西干考古这行，早就养成了低头走路的职业习惯。赵丛苍和两名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我前面走，不一会儿就从田埂上的瓦片里捡起来两块仰韶时期的陶片，它们是仰韶时期典型的红陶，是某种盆、罐的口沿。不一会儿他们又捡到一块商时期的陶片，“红胎黑皮”的口沿，是当地商时期陶器的典型特点。

赵丛苍解释说，此处遗址有不同时代的堆积，从仰韶、龙山时期，到商，再到汉之后以及清代，这里都曾有人居住，也都能在这里找到相应的陶片或瓷片。他给我打了个比方：“就像当你太熟悉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从一堆人里一眼就认出他。”从1990年开始，他先后6次在宝山上进行发掘，出土了大量商时期陶片，此后的30年里，他一直在和这些陶片打交道。

在1990年他第一次蹚过冰冷的湑水河来到宝山的时候，他也一眼就注意到了这些陶片。当时村里有家要盖房子，村支书带着人在宝山山脚下挖土，赵丛苍发现土里有滚落的零星陶片，挑挑拣拣，果然发现了商时期的陶片，他问村民哪里还有，村民说宝山山上还有很多这样的“陶瓦瓦”。

上了宝山山顶，他马上就看到了灰坑，开始做探方，很快一堆一堆的陶片就出土了。之后的十几天，他和两名西北大学的同学挖出大量商陶片，他们用帆布包把它们背到山下。那时已经是4月份了，还有一个月毕业，于是赵丛苍匆匆忙忙地开始洗陶片、画图、写毕业论文。

1990年，赵丛苍顺利毕业，开始留校做老师，之后的几年里，他带着学生去全国各地考古发掘，还编了两套教材，不过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他还在一直整理、拼接宝山出土的这批陶片。“考古就是这样，如果你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告一个段落，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一些文化面貌不清楚的时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考古学家张忠培、李伯谦等人，都专门来看过他整理、拼接的这批陶片。

不过随着不断地整理，以及他在全国各地带学生考古发掘，越来越丰富的经验使他意识到，宝山出土的陶片虽多，但依然没有挖到诸如墓葬之类的理想遗存，这样的发掘依然不可靠，陶片有可能是二次堆积的结果，即后人将伴有陶片的土挖出来再倾倒在此地。

于是1997年，赵丛苍再次启动宝山发掘工作。他很快就印证了自己之前的猜测，在出土商陶片的地方，又挖出了龙山、仰韶时期的陶片，甚至其中还混有晚清的瓷片。明显的二次堆积的迹象，说明地层并不可靠，这让赵丛苍越挖越没有信心。他后来向我回顾说，这实际依然是作为北方人的他对汉中地理特点不了解导致的，这里土壤黏性大，遭遇地震或者暴雨冲刷后，地表上的东西可能会通过裂缝等方式进入浅层土壤中，混淆地层。

再回到当时，就在他绝望地几乎马上要停止发掘的时候，终于在离地表一米多深处挖到了一座墓葬，通过墓葬打破的地层确认时代，此地成为汉中城固、洋县地区第一处通过科学考古并完成考古报告的商遗址。

就这样，此后数年，赵丛苍又4次前往宝山发掘，一直持续到2004年，他对汉中胶质土地的脾气越来越熟悉，学会了避开雨季，选择在春节前后去发掘，那时土地最干，最能加快进度。

最终发现的宝山遗址面积达5万平方米，包括房基、铺石遗迹、陶器坑、动物坑、墓葬，以及众多的“烧烤坑”，即烧烤食物时使用过的土坑遗迹。尽管此地发现的最大的建筑台基超过100平方米，出土了巨大数量的陶器，但发现的墓葬却是8座没什么随葬品的小型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也极少。那么，宝山遗址与早年城固、洋县出土的大量商青铜器，是否是同一群人在使用呢？如果是同一群人在使用，那宝山遗址是否是这一文化的中心聚落呢？为什么作为礼器的商青铜器，没有出现在墓葬之中作为陪葬品？

疑问一层叠一层，可能的应对答案也是层层叠叠的：宝山遗址之所以没有发现青铜礼器或兵器，是因为此地为社会成员日常生活之地，并非使用礼器的祭祀、仪式之地。如果宝山遗址所属族群为城固、洋县青铜器群的拥有者，则那些商式青铜礼器很可能是这一族群中社会上层所拥有。在商代，商文化中心区域周边的少数族群，在与商文化接触后，其社会上层可能会以体会这种先进文化为时尚，因此逐渐接纳商式青铜礼器乃至商文化。但是，从城固、洋县铜器群的埋葬情况来看，拥有这些器物的族群社会上层成员并未全部接受商文化背后的青铜礼器随葬制度，很可能因此商式青铜礼器并未出土于宝山遗址墓葬。

此外，在宝山遗址烧烤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青铜器残片，与城固、洋县铜器群曾大量出土的“镰形器”极其相似。而通过考古类型学比对，宝山出土的陶器不仅与四川盆地的三星堆和十二桥文化共有普遍的相似器形，与长江峡区宜昌路家河文化的制陶传统也密切相关。

这些蛛丝马迹和引发的猜想，都在召唤着赵丛苍：如果想要印证宝山遗址与城固、洋县铜器群出自同一个族群，就需要对早年在城洋出土的700多件青铜器进行全面调查。而这是一项比发掘宝山遗址更难的工作。

除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里的少数藏品外，实际上长久以来全国考古学者们都看不到城固、洋县出土的这一大批青铜器，它们都被放在了城固、洋县的文物库房中，唯一一次数量可观的展览是在1990年，上海博物馆特展中借展了其中的45件。此外由于这些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是当地农民挖出来后上交给当地文博机构的，所以学术界也没有对这些青铜器相对专业的记录或考古报告。于是，赵丛苍的第一个着手点便是两地文物库房。他找到两县文物库房负责人，陪着他把库房里所有的青铜器文物都看了一遍，他拍照、画线图，随后又让当地文博系统的人，带着他把当年出土青铜器的村落也走了一遍，他采访、记录。

至今洋县文物博物馆（简称文博馆）还保留着80年代的影子，它隐藏在闹市区的老院子里，旁边是图书馆和文化馆——1984年之前是三馆合一的，后来分别独立，但实际上还是共用一个院子，进入文博馆，要先经过文化馆，门口贴的都是钢琴课和美术辅导课的广告。

说是文博馆，其实就是一栋四层小楼，如今在这里，1984年建立起来的老库房还在使用，只不过老旧的铁门和大锁之外，还增加了感应卡和电子锁这两道新关卡，有种时空穿越般的违和感。

翟群涛1993年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毕业后就进入洋县文博馆做研究员了，他刚到文博馆的时候，这里藏的200多件商代青铜器就全放在库房的地上，连个柜子都没有。直到1996年汉中市长过来调研，看到满地的青铜器，才拨了款，让文博馆购置了一批柜架，如今这间老库房里已经换上了更先进的密集柜，而在明年，他们便将搬到新建成的洋县博物馆。

当年老文物库房连账本都没有，大部分青铜器没有编号，也没有发现时间和发现地描述。翟群涛2005年开始重新全面整理库房文物，有些还能从器物里发现当年放进去的小纸条，上面写着哪个村的谁什么时候交上来的，但另外一些则什么信息都没有，他去问馆里的老同志，也不记得了，没办法，他只能在账本里写上“1984年进馆”——因为洋县文博馆是1984年成立的。

旁边的城固县，更靠近汉中市和汉中机场，还沾了此地4A级旅游景区张骞墓的光，县城规模比洋县大很多，还有高铁站。在2019年崭新的城固县博物馆紧挨着张骞纪念馆建成之前，城固县文物库房与洋县的情况差不多，但新博物馆建成后，他们拥有了全省最好的文物库房，比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都好。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不仅为现存的400多件商代青铜器配备全自动的恒温恒湿系统，文物柜从开合方式到尺寸，都是他们向省文物局专门定制的，每层柜子下面铺上防虫的樟木。现在他们正在做新的文物芯片，贴在每件文物上，出入库房会自动感应扫描，自动记录。

不过无论城固还是洋县，今后他们文物库房所藏商代青铜器数量很可能都不太会大量增加了。苟保平1987年调入城固县文化馆负责管理文物库房，后来成了城固县博物馆馆长，他还记得90年代之前因为农村还处于集体劳动的状态，农民在种田时如果发现青铜器，都会交给博物馆，但在90年代之后，随着人们对考古和青铜器逐渐有了概念，主动上交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近20年来，几次为数不多的青铜器发现，都是因修路或者修高铁带来的。

苟保平的工作之一，便是在每个乡建设文化站，不仅用来向村民进行法制宣传，也间接成为他的“眼线”，打探哪里挖出了青铜器。如果听到风声，他便会前往，花钱从农民手里“买”下青铜器——当然文物是不能买卖的，这笔钱只是用来奖励。

就在前几年，苟保平听到风声，一位农民挖出了一件觚，他去找当事人谈了4次，希望奖励5000块钱请对方上交，但对方就是不承认，最后当地派出所介入，对方才交上去了。这件觚就入了当地派出所的证物室，并没有进入县文物库房。类似的情况在洋县也存在，如今当地派出所证物室里还有几十件涉案收缴的青铜器。

城固县与洋县博物馆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在谁的县界内发现就算谁的。按理说极其公平，城固县在湑水河的西岸，洋县在湑水河的东岸，可偏偏两县并非完全依湑水河为界，河东岸有一小部分自古就归城固县，而正是这一小部分，早年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苏村小冢，因此引发过两县博物馆一场不小的纷争。

实际上苏村离赵丛苍发掘遗址的宝山也就几百米的距离。苏村行政村下面有几个自然村，都是以冢命名的，小冢、塔冢、方冢、安冢等，都只相距几百米。说是冢，如今看来其实并非埋葬人的墓冢，而是一处高于周围地表的土台地，由于当地潮湿，人们习惯在这些台地上建房，组成小村落，周围围绕的都是稻田。

但再早几十年，这些土冢确实都是像墓冢一样的大山包，只不过由于改田改土，山包被农民夷平。《城固县志》记载，湑水河东岸的苏村一带历史上有7个土冢，古称七女冢，这些土冢历史上都曾出土了大量铜器，而其他发现于河岸或者河床沙土中的铜器，也可以理解为是洪水冲毁附近土冢后的结果。《水经注》写：“湑水又东经七女冢，冢夹水，罗布如星，高十余丈，周回数亩。元嘉六年，大水破坟，坟崩，出铜不可称计。得一砖，刻云：‘项氏伯无子，七女造墩’。”

如今唯一留有山包痕迹的是野狐冢。周围都是平坦的稻田，野狐冢几十米高，在其中很显眼。1990年赵丛苍第一次来宝山村的时候，它还像传统墓冢一样呈圆弧形，在经历了周边农民不断取土改田之后，如今它已经被削成了长方形，面积也小了很多。走近野狐冢，能够从农民削土产生的断层处明显地看到是人工堆积的活土，里面不仅有沙质，还有植物的腐质。这些高台上的土冢在商时期是祭坛？还是人们生活的地方？现在不得而知，赵丛苍曾从野狐冢顶部向下打过二三十米的探口，又在旁边挖过两米深的探沟，都无功而返。

但距离野狐冢只有几百米距离的小冢，却曾3次出土过青铜器，1976年的出土数量，是至今城洋铜器群中最多的一次。

当地人有用地窖储存姜、红薯的习惯，当年一位农民正是在清理姜窖的时候被青铜器划破了手，才发现了它们，一共几百件。当晚这个农民拉着一批青铜器先去找了城固县文化馆，但文化馆已经下班了，看门师傅让他明天再来，于是他把青铜器暂存在离文化馆很近的妹妹家。妹夫在洋县教书，一听有这么多青铜器，就说服他，第二天一早把这批青铜器交到了洋县文化馆。第二天城固县文化馆听说了，于是叫来民兵前往农民家继续发掘，又出土了一批，这第二批就归了城固县文化馆。

因此苏村小冢1976年总共出土了400多件青铜器，包括方罍、铜面具、顶泡、戈等，如今由两个县博物馆分别收藏，洋县藏有100多件，城固藏有200多件，并没有机会放在一起共同展示。

其中两件方罍做工极其精美，当年发现的农民给两县各送了一件，但却配错了盖子。两县文博人员发现后，去找汉中市文管会主持公道，在后者的安排下，才将盖子换了回来。

两地馆藏之争如今已经烟消云散，现在两县的博物馆负责人都是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的毕业生，也都是赵丛苍的学生，老师来汉中考察青铜器出土点，两人会恭恭敬敬地陪着。

两件方罍，其中洋县博物馆所藏的那件刻有铭文。在洋县博物馆文物库房里，我看到了这件方罍，方形云雷纹温柔又美妙，被认为是安阳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最好的代表，在其肩部耳下铸有“亚伐”两字铭文，也被考古学者们认为足以证明这一器物为商首都制造，是首都世系之名。

而当年与这两件作为酒器的典型商式青铜礼器共同出土的，是大量铜人面具和牛面形铺首，它们往往被认为在作战或仪式舞蹈时佩戴使用，还有大量顶泡，它们极有可能是盾牌的装饰，即昜，也有可能缝于战服之上。无论面具还是顶泡，都并非最典型的商式铜器，有着明显的当地特征，但却与方罍同埋于一处，引发了人们的很多猜测，这是后话。

而随着赵丛苍对城固、洋县两地出土青铜器的不断整理，他基本确认了这批青铜器的年代是从二里岗上层期晚段到商周之际，与汉中宝山遗址文化遗存的年代大致相合；他又将城洋青铜器和宝山出土陶器进行了类型学比对，宝山遗址正好处于城洋铜器群地理区域的中心，种种时空关系的相符，使人们认为宝山遗存与城洋铜器群属于同一文化共同体，赵丛苍因此提出“宝山文化”，宝山遗址即为这一族群的中心聚落，而周围的城洋铜器群则可能与祭祀有关。那，他们到底是谁呢？

他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其实关于宝山文化的族属问题，从80年代以来，除了最早李伯谦提出的蜀人说以外，先后还有人提出过殷代羌人、巴、巴蜀以及商代西南夷一支等多种说法。2006年，赵丛苍出版了他调查整理的城洋地区青铜器发掘历史和叙述——《城洋青铜器》。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的曹玮也经过两年的调查，在2006年出版城洋铜器三集图录《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两本书都提供了印刷良好的青铜器图像，以及一些相关发现背景信息。正是这两套对城洋铜器群全面整理的书，将汉中城洋青铜器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一些过去尚存分歧的问题得到解决，但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

在族属问题上，赵丛苍和曹玮都支持巴人说。赵丛苍是从他擅长的陶器分析开始的，他认为与属于社会上层成员使用的礼器青铜器不同，作为炊具的陶器属于人们的日常用具，更能体现实际生活。

在宝山文化和湖北宜昌路家河文化出土陶器中，釜的比例都很高，长江中游是釜的起源地，通常是用来煮鱼的，因此需要靠近水源，而北方大部分古遗址出土的陶器中鬲的比例更高，通常是用来煮饭煮粥，尽管宝山文化中也有陶鬲出土，但数量很少。此外与宝山文化相比，路家河文化在年代上更早。赵丛苍进一步推测，作为路家河文化主人的巴人的一支，“于商代早期晚些时候向西北方迁徙，逆江而上，大约于大宁河或其他河谷通道北上进入汉水流域，遂至秦岭南麓湑水河沿岸的城、洋地区驻足”，创造了宝山文化。而四川学者普遍认为宝山文化是四川蜀文化影响的结果。

就此考古学界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研究和讨论，曹玮当时邀请过各地专家来汉中，仔细观察过城固、洋县出土的青铜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凤瀚、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罗泰等人都曾撰文参与讨论。学者们各显神通，有的从器物形态观察，有的从装饰艺术着眼，有的从青铜工艺讨论，有的从器物出土地点下手。

学者们注意到，商核心地区、四川、陕西关中、长江中游制作的青铜器都曾在汉中出土。而汉中本地制作的青铜工业产品，在形式上相当简单，在铸造上并不需要如二里岗、安阳所要求的高超技巧，并且没有证据可以指出，汉中为一处主要的青铜器制造中心。在整个青铜时代，此地大部分青铜器很可能均是从邻近地区进口而来。青铜容器大多由商朝核心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传入这里，而非容器则主要来自渭水盆地及成都平原，其连接路线很可能南通长江中游盘龙城，北经关中老牛坡，当地制作的青铜器可能最多作为辅助之用，无法取代进口器物。

城固县龙头村曾发现了二里岗式青铜容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系教授罗泰就认为它们既可能是在制作数个世纪后被当地人带回汉中埋葬，也可能是在二里岗时期便已经到达汉中，但两种猜测都缺少充足的证据。

罗泰还注意到，如镰形器、矛、顶泡、戈、面具等兵器在汉中所有出土青铜器数量上的高比例，也许意味着青铜器交换活动背后的推力不仅是贸易，还可能是军事。他通过研究城洋青铜器群的出土遗址埋藏时间，认为多集中于商周过渡时期，并根据古籍文献推断，当地所存有的地方政权曾为周王击败商的同盟之一，如果城洋青铜器群为此地方政权的遗迹，则那些发现于此地的、来自商中心地区的华美青铜器，便可能是从安阳带回来的，是掠夺自商王祖传神殿的战利品。

罗泰曾经将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成都平原比作“文化实验室”，二里头、二里岗、安阳和西周，以及周边地区文化的元素在这里混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随着不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学者们已经逐渐确立起来了成都平原从新石器时代直到东周时期一脉相承的文化发展谱系，罗泰进而推测汉中也属于此“文化实验室”的一部分，认为汉中有可能在晚商至西周早期的过渡之际，成为东亚大陆两大早期青铜文明，即黄河盆地与成都平原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结合点。

李伯谦也认为宝山文化是多种文化交汇的地点。“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的族属，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较多的学者将宝山文化和三星堆文化、路家河文化看作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三星堆文化属于早蜀文化是大家公认的，如果路家河确是巴文化，那么既有某些路家河文化因素，又有某些三星堆文化因素，且还出土了大量商代青铜器的宝山文化暂时称为巴蜀文化，也许是比较稳妥的。”

显然，如果没有更新的考古发掘，城洋铜器群的铸造年代、埋藏年代、产地、族属等问题，依然会保持含混和争议。而赵丛苍如今依然在耿耿于怀自己在宝山没有发掘到大型墓葬或陪葬坑。90年代他曾在宝山山顶上看上一块土地，地层理想，看样子也有很多陶片，但那片地归一位倔老头所有，老头在地上种了一片橘子树，不愿和赵丛苍谈，怎么也不让他们挖，于是赵丛苍就没有发掘那片地。几年过后树都病死了，再过几年倔老头也没了，那片地则成了赵丛苍留下的一个遗憾。

（参考书目：《城洋青铜器》，赵丛苍编；《汉中出土商代青铜器》，曹玮编） 考古青铜器文物博物馆汉中盆地汉中李伯谦三星堆城固上海宝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