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城-新干大墓-牛城：商代江南

位于赣江中游清江盆地的樟树市吴城乡吴城村，在1973年发现商代遗址前，一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吴城以长江以南最早被发现的年代明确的商代青铜文化遗址，早已闻名天下。我们在江南的梅雨季节，踏着青草与裸露其间的红泥土到达这里。走近约4平方公里的遗址区，东北面像几个手指一样向远方伸出的水库，正是当年修建的吴城水库。不远处隆起的长满青草和树木的土台，便是吴城残存的城垣。城垣外还保留着一块稻田，三三两两的黄牛漫步在附近草地，一切依然显得那么静谧。

吴城遗址是1973年8月初为配合兴修吴城水库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同年9月到12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考古队进行第一次试掘。为了明确遗址性质，博物馆委派领队李家和将试掘的陶片标本送往北京鉴定。如今已90岁的李家和，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情景：“我就带着陶片到北京跑了一趟，背了一大包，先到我的老师苏秉琦家让他看，苏先生看了以后对我说：‘这是夏商之物。’”

之后，这些来自吴城的印纹陶片被带到故宫武英殿，供大家鉴定讨论。时任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打电话让青年教师李伯谦也来看，之后希望他带1972级考古班的部分同学去吴城实习，于是便有了1974年秋天，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与江西省历史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联合对吴城遗址进行的第三次发掘。

这三次发掘，初步将吴城遗址的文化堆积分为三期。《简报》认为：“吴城一期常见的鬲、豆、罐、盆等器物，与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同类器物较为接近。吴城二期的鬲与安阳殷墟早期的鬲近似。吴城三期的扁体瘪裆鬲与西周初期的典型瘪裆鬲基本风格一致。”历史学家唐兰据此进一步明确提出：“第一期相当于郑州二里岗上层文化，时间为商代中期；第二期相当于安阳殷墟文化的早期和中期；第三期约略相当于殷的晚期，可能延续到周初。”

虽然发掘已经结束，简报也出了，但李伯谦对遗址的性质判断一直很犹豫：是根据其内涵中有几何形印纹陶片，像过去一样将这三期遗存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还是因为其中包含有一些类似郑州商城出土的鬲、盆、豆、罐、大口尊等器物，将它们划归商文化遗址呢？

时隔多年，李伯谦向我们回忆道：“挖出很多有几何形印纹陶的陶器，还有一些是带釉的，这个在北方就很少碰到。后来发现，这里没有几何形印纹陶的这批陶片和郑州发现的商文化很相像，不仅纹饰相像，器形也有相像，比如鬲、盆，还有一些酒器。这些东西和印纹多的差别很大，所以我们说能不能分成两组。”

“印纹陶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是几何形拍印纹陶，因为这个纹样是用陶拍拍上去的。”李家和告诉我，在南方广大地区很早就发现了印纹陶，不过早期学术观点都认为属于新石器时代。

1978年，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研讨会”上，李伯谦宣读了他经过长期思考写作的《试论吴城文化》。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吴城出土的器物分成两组，其中包含较多几何形印纹硬陶、釉陶和原始瓷器及少量铜器、石器的甲组器物，被认为是吴城文化的主要因素；包含陶器、铜器和石器、具有浓厚商文化作风的乙组器物，居于次要地位。据此，他提出将这一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地方文化遗存命名为“吴城文化”。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李伯谦将吴城遗址第三期进一步定为殷墟三、四期。前三次发掘中，吴城遗址出土一把青铜刀，此外还有采集的凤首铜盖，也就是说，吴城文化是一处商代江南的青铜文明。

吴城遗址的发现，意义非凡，正如多次参与吴城遗址发掘的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周广明所总结：“第一次在江南发现了商文化考古遗存，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说。当时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树立了南方地区商代考古的年代学标尺。”

从1973年到2002年，吴城遗址先后经过10次考古发掘。1986年9月的第6次发掘，是周广明第一次参加吴城遗址的发掘。那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一条鹅卵石长廊式道路，“南方地区一下雨，道路就和泥浆一样。那条路上面铺了鹅卵石还有陶片，红烧土，路旁边还有柱洞，我们当时觉得这条路等级很高，当时只有半年发掘，就没有再挖下去，回填掩埋起来了。”

这条路的完整揭示，要等到6年之后的第7次挖掘。曾参与那次发掘的樟树市博物馆馆长李昆向我回忆那条大家口中的“神秘之路”：“1992年的考古发掘，刘林当时是领队，周广明是副领队，他当时派给我三个探方，让我解决吴城这条神秘之路通向何方，还有整个地层叠压关系。天天刮地皮，有几个重大发现：第一，这条路慢慢变细，拐弯以后有个祭祀广场，出现了房屋的迹象，推测为议事厅或祖庙。一路扩方，发现路又拐弯了，有个祭祀台座。台座旁边，清理出来是一个柱洞群。”

道路、建筑基址、祭祀台座、红土台地、柱洞群等组成了大型祭祀广场。祭祀广场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吴城遗址的等级。李昆还记得1996年吴城遗址被公布为全国文保单位时，官网上的一段描述：“该遗址属于商代中晚期的都邑遗址，对探讨南方商周青铜文明及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随后的发掘中，吴城作为一个都邑遗址的面貌渐渐清晰起来：吴城城址坐落在约4平方公里的遗址中心区，城垣周长约2960米，至今仍残存多段城墙，61.3万平方米的城内分布着制陶区、居住区、铸铜区和祭祀区，城址南关外的正塘山则是一片比较集中的墓葬区，出土了青铜矛、青铜戈、青铜剑、青铜斝、青铜锛等随葬品。

吴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虽然告一段落，但围绕遗址文化性质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首要的问题在于，吴城遗址所代表的青铜文化，究竟是中原商文化的一支，还是发源于当地的土著青铜文化？

“土著说”的代表人物李伯谦，通过对吴城遗址文化内涵的分析，认为吴城文化是受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曾任江西省博物馆馆长、江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彭适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吴城青铜文化的主人，是百越的一支——扬越。

虽然吴城文化的“土著说”已成为目前学界主流观点，不过李家和谈及自己的“中原说”观点，依然充满坚定：“经过吴城遗址这么多次发掘，我坚持认为，吴城这个商代遗址主要应该是中原文化，中原的夏商文化应该是经盘龙城顺江而下。我后来在八十年代做了很多工作，沿着盘龙城，顺流而下，到瑞昌铜岭铜矿，德安的石灰山，还有九江的龙王岭遗址，这条线我基本打通了，越靠近盘龙城越早。应该说，江西得天独厚，铜矿比较多，当时应该是为了矿藏而来。吴城这帮人在中原究竟是哪一族？我后来在一个很大的硬陶纺轮上发现了一个‘雀’的形象，推测是商代中原的雀或其的族徽。”

其实不管是“土著说”还是“中原说”，均不否认中原商文化对吴城的强烈影响，二者最大区别在于，究竟是商文化还是地方文化占据主导因素。仔细翻阅吴城考古发掘报告，不难发现在吴城文化一期遗存中，商文化占据主导因素，而依据李伯谦的观察，在吴城文化最兴盛的二期遗存中，本地文化因素占据主导，并且在三期中有不断增强的趋势，据此他才提出“吴城文化”的概念。

可以追问的是，吴城文化一期（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中占主导地位的商文化因素从何而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吴城文化在接受中原商文化影响路径中，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的重要性。根据学界主流观点，盘龙城遗址主体遗存是与以郑州为中心的商文化相似，属于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商文化类型，其年代跨度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商文化的殷墟早期。盘龙城是如何突然衰落的呢？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研究员刘森淼在《盘龙城文化衰落与商王武丁南征》一文中，提出盘龙城作为荆楚都城，早商时期与中原商文明联系密切，在商王朝国力衰退屡迁都城后，又一度背叛过商，因而在殷墟一二期之际，被武丁征讨而亡。这一逃亡四散的场景被描述为：“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抗争之后，只能四散逃命。其中一支逃往江西，与原来活动于赣江中游的土著合并，形成了后来的吴城文化；一支逃往湖南，亦与原来的土著合并，形成了费家河与宁乡一带商晚期文化；还有一支可能逃往鄂西山地。逃往湖南的一支，在西周以后逐渐向江汉平原西部发展，并与逃往鄂西山地的一支会合，终于形成了强大的东周楚文化。”

只是，如果认为吴城遗址一期关于二里岗上层的年代可信，显然在那时，盘龙城尚不曾覆灭，可商文化的影响已很强烈。况且，从吴城文化一二三期来看，更多出于一种渐进的自然演进。如此看来，盘龙城的人直接南下建立吴城文化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而与诸多中原部族南下说相对，李伯谦在1997年发表的《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一文中，认为“吴城文化对商文化则主要是‘择优而从’的学习关系，二者之间看不出多少强制的因素。”这一影响路径，正是通过李家和等考古人对赣北一系列重要商代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从赣北到赣南，渐渐清晰起来。富有意味的是，这两位老同学看似矛盾的观点，竟然在这里不期而遇。

另一方面，尽管“吴城遗址作为长江下游地区受中原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青铜文化的方国都邑”的观点日渐深入人心，但这里始终没有发现高等级墓葬和宫殿基址，成为困扰许多考古学人的问题。这一切，伴随1989年新干大洋洲大墓的发现，看似得到了部分回答，却也同时将吴城文化的讨论，引入更为深入复杂的地带。

隔着赣江，西岸的樟树市吴城村距离东岸的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大约20公里左右。不过，在1989年9月20日新干大洋洲大墓被发现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两个村子在商代的关系如此密切。

新干大墓是当地农民在程家村涝背沙丘掘取沙土时被发现的。这里西濒赣江仅1公里左右，每年下半年，附近几个村子的农民都要取沙土维护加固赣江堤坝。与吴城遗址有些相似，新干大墓附近也有一个用来蓄洪抗旱的水库——中棱水库。

9月20日下午，夏塘村的一个村民在掘取沙土时，一锨下去挖到了一件古色斑斓的青铜圆腹鼎。这件“大香炉”，包括此前在附近发现的一些出土了墓砖、铜钱和陶罐的汉至清的小型墓葬，让村民们联想到一直以来在当地流传的“三把半伞”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这一带有好几个形如雨伞的封土堆，后来只剩下三把半，这些土堆与“九缸十八瓮”的财富传说联系在一起。很快，大家连挖带刨，又拉出了大大小小十几件青铜器，哄抢一空。

消息报告到县里，相关领导到达现场时，已是晚上8点。到21日凌晨3点，大部分被哄抢的文物交了上来，共计12件青铜器，还有一麻袋被砸碎的铜器碎片。这批最先被哄抢的青铜器，后经修复，得方鼎、圆鼎、甗、卣、钺、矛等共17件，其中就有那件通高1.05米，重达78.5公斤，有“中华甗王”之称的四足铜甗。后任此次考古发掘领队的彭适凡，在上海的家中告诉我，虽然大部分遭抢的文物被追出来了，但仍有漏网之鱼。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高30厘米的扁足在清理时发现不见了，次年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被拍卖。一件伏鸟双尾铜卧虎，“出土的时候还是两半，右边的獠牙不见了。”彭适凡退休之后，在古玩市场遇到一个收藏爱好者，才得知虎牙的下落，几经波折，终于在2012年使其完璧归赵。

21日上午9点，正在5公里外牛头城遗址发掘的詹开逊等4名省考古队队员，得知消息后赶到现场。他们此时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牛城遗址与新干大墓更为密切的关系。詹开逊等人到了现场后，一边进行小探方的试掘，一边把消息报告给省里。

21日下午4时，彭适凡等人到达现场。他向我描述当时的情景：“人山人海，修堤坝的群众全停下活，包括周围赶来的人，里三层外三层包围。我们钻进去，詹开逊他们正在发掘。沙坑里显露出了多件青铜器，一件斜卧着的方鼎，立耳上卧有圆雕的老虎，这不正是典型的商代晚期器物吗？”此前，詹开逊便在一件扁足鼎碎片上，发现了与1978年在樟树三桥横塘出土的虎耳虎形扁足鼎一样的虎耳。两人马上意识到发现的重要性。为了现场安全，詹开逊在县领导的要求下，无奈地将小探方中发现的青铜器先取了出来，其中就有那件塞满沙土的四羊铜罍。

9月25日，新干大洋洲考古发掘队正式成立，考古队在沙丘周围划出一个40×60米的保护范围，在10月底搭起2米高的竹篱笆围护墙，于11月6日开始正式发掘，田野发掘一直持续到12月4日结束。就这样，在这片赣江边的沙地下，考古队员一共发掘出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颗），陶、硬陶、原始瓷器139件。新干大墓，成为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发现，是不折不扣的江南青铜王国。

彭适凡告诉我，对于遗址的性质，他们在发掘时便经过讨论，认为墓葬的可能性更大。据1997年出版的考古报告《新干商代大墓》描述，考古发掘队在取出全部暴露遗物后，对底层沙土呈色与包含物分析后，将所有出土器物所在的区域划为：标高—2.15米，东西长约8.22、宽约3.6米，沙色带灰，内含铜锈和腐殖质较多，边界较为清晰的长方形区域称为A区；A区中部略偏西，东西向长约2.34米、宽约0.85米，沙色灰中带黑，腐殖质含量更多的长方形区域称为B区；标高—1.55米的平面上，各宽1.2米。南北两端不太整齐，长度无法确定的区域称为东C区和西C区。报告认为，C区为墓葬的二层台，A、B两区则为一棺一椁的位置。同时，考虑到遗物分布大多有规律；青铜器中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礼乐重器和兵器、生活工具；多数兵器和工具都装有木柄，按一定方向规整放置；绝大多数青铜器裹有丝绢，保存完整，使这批遗存不像祭祀坑的性质。墓主人的残骸虽然没有保存，但在遗存中发现属于三个不同年龄个体的牙齿和猪牙，则不排除人殉和杀牲的可能。

然而，上述理由并不能说服所有人。对于遗存的性质，“墓葬说”之外，“祭祀坑”说也受到不少人的认同，祭祀说又大致分为巫沙祭祀、沉浮祭祀和社祀三种观点。

“墓葬说”最受质疑的地方是埋藏位置就在紧靠赣江河滨的沙地，与古人“择高而葬”的习俗截然不同。此外，考古报告中“长方形棺椁”的描述，似乎也引人诟病。主张“祭祀坑”说的李家和便对我说：“沙地里怎么会有有棱有角的墓葬？”当我带着这些疑问向彭适凡求教时，他的回答是赣江的河道有变迁，此外，“这里的葬俗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流行土墩墓的葬俗。”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在《关于新干大墓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回答了针对“墓葬说”的上述质疑。他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人们是选择地势比生人居住地稍微高亢的地方掩埋死者，但有的滨水而居的或善于使用舟船等水上交通工具的族群，他们埋葬死者却可能选择在河边埋葬死者的方式，四川盆地古代的船棺墓就往往埋藏在距离水边不远的地方。”针对当地人流传“三把半伞”的封土堆，孙华较早提出“土墩墓”的说法：“尽管地表用封土作坟丘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晚，但在南方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地上封土为坟丘的墓葬——土墩墓。”

遗存性质外，新干大墓中青铜器的时代与埋藏年代同样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新干大墓出土的文物既有中原商文化因素，又有土著吴越文化因素以及先周文化因素；有的青铜器具有商代前期特征，有的却明显属于晚商时期，有的甚至类似于西周早期的器物，因而学界对遗存的年代一直众说纷纭，以至有二里岗上层说，殷墟一期说，殷墟早、中期说，殷墟三、四期说，商末周初说，西周中期说和春秋早期说等七种观点之多。不过，认为新干大洋洲遗存属于殷墟时期的说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彭适凡、刘林、詹开逊等新干大墓的发掘者，最初根据某些青铜器的分析，推论“新干大墓的下葬年代应在商代后期早段，大体相当于殷墟早、中期”，后来经过对更多铜器的比对，还有墓中出土陶器的分析，进一步将大墓的下葬年代缩小为殷墟中期。孙华后来在驳斥了其他论点后，结合新干大墓的三个碳-14年代数据的最晚一个为距今3110±330年，不晚于殷墟中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

也就是说，在吴城遗址最为兴盛的二期，新干大墓下葬。由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对距离新干大墓更近的牛城遗址缺乏认识，很自然地将新干大墓视为赣江对岸吴城遗址的王陵。多次参与牛城考古发掘的周广明告诉我，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均认为，新干大墓与牛城的关系更为密切，而非吴城：“从城址规模和特征来说，牛城也是一个方国都邑所在地，它与新干大墓的关系就是都城与王陵。新干大墓出土的陶器类型与牛城更为一致，和吴城则不太一样，因为当年牛城没有发掘，只能与吴城比。只能说吴城里面也有牛城风格的东西，属于交流形成的文化相似性。从器物组合和风格来说，新干大墓的陶器群和牛城陶器群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和吴城则不同。”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共有48件礼器，这批礼器受到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有些与二里岗时期器物非常相似，更多则体现为殷墟时期的风格。许多礼器虽具有地方特点，但大多数是对中原青铜器改造而成。国家博物馆与江西省文化厅合编的《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一书中，描述这批青铜礼器与中原文化的差异为：“首先，器类组合与中原有显著差异，新干青铜礼器中，鼎占半数以上，并以中原不常见鼎扁足鼎为主；而在青铜酒器中，只有盛酒器与注酒器，却不见爵、觚、斝、角、觯等饮酒器，与‘重酒’等商文化大异其趣。其次，这些礼器没有一件带有中原器物上常见的铭文，也不见新干青铜器兵器及陶瓷器上较为普遍的刻划符号；此外，在造型、纹样等方面，新干青铜礼器体现出浓郁的区域特色，如簋、豆等器的假腹、鼎足及器耳上的立雕动物造型，器身上多见的燕尾纹、变形兽面纹等。”

不过，从大洋洲大墓的青铜器来看，更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是青铜兵器与农具的大量出现。据统计，新干大墓出土的475件青铜器中，兵器便有232件，位居目前已知商代同类青铜器遗存数量之最。在江西省博物馆的展厅里，周广明提醒我看一件至今通体乌黑发亮的直内铜戈。这是新干大墓中唯一出土于棺内的铜戈。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农具达143件，品类数量同样位居各地商代农具遗存之首。

“原来大家从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看，认为它们属于一个重食不重酒的族群。我后来认为这个族群更多反映的是一个‘耕战民族’，既能打仗，又能生产。”周广明说。

那么，这些青铜器的主人究竟是谁？这一耕战民族，究竟来自哪里？这便又回到讨论吴城文化主人的老问题，依然存在着土著说与外来说两类观点。在与盘龙城的比较中，李伯谦认为“大洋洲墓葬的死者绝不是如同盘龙城大墓的死者一样是商王朝派驻来的军事首脑，而应该是当地土著部族的首领。”

不少持“外来说”的学者，首先被大洋洲青铜器上鲜明的虎元素所吸引。“江西的大洋洲青铜器、吴城的青铜器，还有湖南那边出土的500多件商代青铜器，有一个共同的现象：用虎纹作为装饰，很多时候用圆雕、高浮雕的方式表现虎纹，使其在所有纹饰中突出表达。放眼整个商时期，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现象。”原江西省博物馆馆长彭明翰说。彭明翰在张长寿提出的“赣鄱地区虎方说”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记载中的虎方，地望定在长江以南、南岭以北、鄱阳湖——赣江流域以西、洞庭湖——湘江流域以东的古三苗聚居地区，吴城文化与费家河类型商文化便是虎方的考古学文化。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吴城文化，包括新干大墓的主人，来自虎方这个部族。

彭适凡对此并不认同，“他把吴城称为虎方，这样一个南方的方国出了这么多镇国之宝，图腾信仰崇拜，好像很顺理成章。但是仔细研究文献，把虎方拉到南方来讲，有点不妥当。更可能的是，一部分虎方人过来了，一些崇拜老虎的中原人也来了。南方土著主要的崇拜信仰一直是鸟，这些人结合以后，就有了伏鸟双尾铜卧虎的造型艺术，这是典型的文明融合。但是商人也崇奉鸟，也可能是迁徙到这里的商人不忘本的体现，是虎方与商人的融合。”

不管怎么说，学界对于新干大墓这一耕战民族的主人，更多还是各种假说。要真正弄清楚这个问题，便不得不谈到清江盆地中，新干大墓与牛城、吴城三者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1989年，当新干大墓被发现时，詹开逊等江西省考古所成员正在附近的牛城做发掘。牛城遗址是在1988年修南昌通往吉安的昌吉铁路时发现的。在牛城遗址中，我们仍能看到铁路与西段城墙几乎平行而过。穿过铁路的地下通道，道路旁郁郁葱葱树木下面的台地便是城墙，下面还能看出凸出的部分与低洼的城壕。

“80年代末也对牛城进行了发掘，只说是牛城遗址，没有想到是一个城，没有思考它与吴城、新干青铜器之间的关系。”周广明说。

人们为何对新干大墓附近的牛城遗址迟迟没有重视呢？某种程度上，这与人们对之前在附近出土的一批铜器的认识有关。1976年，当地农民在加固中棱水库的堤坝时，偶然发现9件铜器，其中就有5件被称为“列鼎”的铜器。“在新干挖到鼎后，当地农民把这些东西卖到了樟树市的永泰镇，后来被樟树市博物馆看到是青铜器，就收到了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馆长朱福生告诉我。当时写简讯的作者推断，这批铜器应当出自一座墓葬，年代属西周早期。殷商考古专家唐际根后来指出，由于这批铜器一开始就被定在西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也都视其为西周遗存，因此很少有人将其与赣江流域的商文化联系起来。对它旁边的牛城遗址，人们的意识自然也不足够。

2001年，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青铜器研究专家李朝远首次对这批铜器的年代提出异议，认为它们是“商代晚期”而不是西周文物。2007年，唐际根在樟树市博物馆看到这批铜器后，经过仔细研究，认为中棱水库墓葬中的铜器年代相当于“中商二期”，属于郑州商城与安阳商城的过渡时段。

詹开逊直到2004年去世前，一直关注着这个遗址。2002年，他对牛城遗址做了整体调查。“他当时已经得了癌症，在这里做了一个调查，第一次提出这里有城墙。我和两个技工跟詹开逊老师一起调查，差不多两个月时间，我们三个人在城内全部走了一圈，采集了很多陶片，还完整修复了一个鬲。那次的目的就是弄清楚城内各大区块的文化堆积。”朱福生回忆。

詹开逊之后，接手牛城遗址发掘工作的就是周广明。2006年开始的这次发掘，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弄清楚吴城、牛城与新干大墓铜器三者之间的关系，断断续续挖了10年。随着对牛城遗址的深入发掘，周广明越来越感到牛城与吴城之间的差异：“牛城与吴城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有内外城，筑造方式上，吴城是堆筑，牛城是夯筑。”

周广明告诉我，牛城遗址的年代序列也基本弄清楚了，从殷墟早期一直延续到商晚周初。牛城城垣筑造于商代晚期，那也是牛城最为兴盛的时期。也就是说，两座城址的文化堆积相比，牛城比吴城兴起晚，结束得也晚，它们之间有过一段较长的共存期。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孙华推测二者的关系，更像统治中心的迁移：“我们还注意到，牛城遗址比吴城遗址似乎更注重防御，前者有大城、小城之分，而后者城内没有小城。据此，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推测，吴城王国的统治者先是以赣江以西的吴城遗址为中心都城，后来因某种原因，在吴城二期的时候，他们又在赣江东面营造了牛城遗址，并将统治中心从吴城迁到了牛城。在牛城成为中心都城后，吴城并没有废弃，它仍然是吴城王国的中心都邑，与牛城一起又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当然，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就是吴城遗址和牛城遗址是吴城文化圈内不同政治实体的统治中心。这两座规模相近的城邑对峙在赣江两岸，或许就是这两个政治实体隔江对立的形象写照。”

周广明更倾向于孙华的后一种推测，他认为吴城与牛城为隔江对峙的两大集团，如果考虑到盘龙城遗址的衰落与牛城遗址的兴起时期几乎一致，强盛一时的虎方地望只能在长江以北。吴城遗址城壕中出土了明显与战争相关的二十多具被砍砸的头骨，周广明做出一个极其大胆的猜测：甲骨文中记述的虎方这个方国，其都邑正在盘龙城，盘龙城衰落之后这批人在赣江东岸兴建了牛城。吴城的衰落，很可能与牛城的进攻有关。

只是，目前牛城考古发掘资料尚未公布，很多有效的讨论，只能期待未来更多材料的公布与研究推进。围绕两座城市的猜想，或许正如唐际根在《商时期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格局》一文中所说：“牛城与吴城两城址同时存在于赣江两岸，那么它们是分属两个政治体，还是同一个政治体制下的两座并存城址呢？这俨然是当前赣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中最具挑战性、我们却无力回答的问题。不过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吴城与牛城并非‘一兴一衰’，‘先后相继’的关系。商时期赣江流域的社会政治格局，很可能比我们原先估计的要复杂得多。”

与吴城不同，牛城遗址至今仍住着几百户村民。当我们穿越一段内城墙后，一座名为牛城小学的学校出现在眼前，村子里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门廊上闲聊。他们或许意识不到，自己天天生活的地方，还有那么多待解的谜团。

（本文写作参考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编著《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编著《新干商代大墓》，中国国家博物馆、江西省文化厅编著《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辑粹》，孙家骅、詹开逊主编《手铲下的文明：江西重大考古发现》等书，感谢常怀颖、周广明、崔涛、饶华松对采访的帮助） 考古青铜器文物博物馆中原文化李伯谦三星堆中原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