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课间活动的价值澄清与路径转向

摘 要 基于课间消失、“课间圈养”现象漫卷的困境检视发现，当前小学课间活动囿于空间的限定、时间的挤占、条件的匮乏。为了驱散笼罩于小学课间的迷雾，应基于空间正义理论、生命自觉理论、自然教育理论，理性描摹课间生活的应然样态，澄清良好课间活动具有彰显空间正义、解放生命生长、救赎天性本真的价值意蕴。在归还课间自由的愿景下，小学课间活动范式应该实现三方面路径转向——由绝对转向相对，依循相对安全标准；由束口转向松口，施以适度留白管理；由离身转向具身，给予充盈身心体验。

关  键  词 小学；课间活动；课间圈养；课间管理

引用格式 高芷灵，李太平.小学课间活动的价值澄清与路径转向[J].教学与管理，2025（11）：12-15.

下课铃响过，课间时分理应是学生舒展身心、释放朝气之际，但沉静、肃穆的空气仍悬浮于教室上空，学生仍困于封闭的教室之内，此般现象正是当前“课间圈养”的状况。课间“除喝水和上厕所外，不能走出教室活动”“不能随意离开座位”“严禁在走廊追逐玩耍”“‘非常规冲跑’学生记名扣分”“入班即静、入座即学”等准则捆缚学生渴望探索、伸展的肢体，规训着活泼好动的儿童。在高强度的限制下，压抑紧张的气息从课上蔓延至课下，学生分秒不得松懈，他们的课间活动空间仅剩教室座位与公共厕所，荒唐的“厕所社交”席卷学生群体。2024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对此现象表示担忧，呼吁“不能让这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就此停留在厕所里”[1]。鉴于此，本文对小学课间活动现状进行重新审视与理性思考，希冀学校课间管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安心且负责地解除课间管束，让闪耀着生命华彩的课间校园重归“沸腾”。

一、小学课间活动的现实困境

1.限定的空间：无限放大的安全隐患

方寸教室成为封闭一隅，青春校园成为静穆空间的现象由何而来？安全隐患被无限放大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家长、社会的密切监督、强势问责下，校园安全问题是悬于校园管理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们被安全责任和舆情绑架，时时刻刻处于担惊受怕之中。诚然，校园安全是学校管理的重中之重，防范安全事故无可厚非，但有压力更要有责任，有问题更要有担当，若以高密度的管理“圈养”学生未免矫枉过正、过犹不及。

在舆论和部分家长的压力下，下课的时间、自由的空间、跑跳的少年几个要素成了部分学校管理者眼中一幅“危机四伏”的“画卷”，嬉戏与冲撞是不得体、不规范的校园行为，磕碰与受伤是绝对禁止、不容存在的安全问题。因此，为了防范安全隐患，扼制安全风险，限制课间活动空间、禁止户外活动便成为了校方眼中最省事且最保险的管理方式，以此压缩、管制学生课间活动。此般保守作为坚持“三事”原则——“别让孩子出事，别让家长找事，别给自己惹事”，无异于“懒政”[2]。教育部制定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要求，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学生安全不应成为限制学生课间走出教室的借口，以安全之名，束学生之身，是多方主体对安全隐患的过度放大，是对学生空间自由权利的绑架。

2.挤占的时间：效率逻辑的双重挤压

在教师教学进度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双重挤压下，消失的课间成为留驻于受教育个体校园岁月中的苦涩记忆。在分秒必争的原则下，教师的时间控制思维限制着学生的课间活动，或是规定喝水或上厕所的时长，或是批评学生总往返于教室与厕所，或是禁止进行与学习无关的活动，这些教育行为无不侵占了短暂的课间。

前后两节课间的十分钟课间通常用来做什么？学生说：“课间休息十分钟，拖堂两分钟，提前上课两分钟，上厕所不跑都来不及。”[3]有的教师说：“课上一个同学耽误一分钟，全班四十个同学就是四十分钟，课堂进度没完成，只好拖堂延迟下课。”还有的教师说：“下节课内容多、任务重，四十分钟不够用，提前开始上课。”他们的答案所呈现出的图景并非小学课间的应然模样，违背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提出的“要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的要求。

基于对教学效率的考虑，本着对学科成绩的重视，紧张的教师们采用侵占课间时间的方式，向着学生的“高效”学习发起冲击，在完成课堂讲授后继续堆砌课后练习，将自己与学生都“关押”于教室之中，致使学生失去课间时间的自由。这不仅是对教师教育情怀的损耗，也是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摧残，这样的状态改变甚至恶化了基础教育微生态。

在家长教育焦虑的渗透、扩散中，挤占学生课间时间也被蒙上了正当性的面纱。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完成作业、巩固学科知识、保持学习状态、养成学习习惯，正是家长所期望的学习样态，能够铺就学生将来成功的基石。家长“智育至上”的观念无视孩子生命存在的需要，对学生与教师强行施以提质增效之压，造成课间活动时间自由的消弭。

3.匮乏的活动：基础条件的限制与自然体验的消逝

受制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小学课间活动匮乏，课间校园环境愈发沉寂，殊不知让学生在阳光下交往、在蓝天下游戏，才是对成长最大的尊重。在硬件设施方面，部分学校迫于场地空间不足、基础设施情况不佳，无法给学生提供应有的课间户外活动条件。逼仄的走廊、稀缺的器械、荒芜的操场为课间带来的只有萧瑟。此外，在网络媒体、电子游戏的冲击下，窗外明媚的自然世界、广阔的运动场所不再具有迷人的吸引力，户外跑跳追逐的乐趣比不上电竞游戏新皮肤、短视频流行语的谈资，传统游戏藏匿于过往尘封的记忆，欢声笑语消逝于封闭紧锁的教室。

基础设施条件的束缚与网络娱乐方式的狂潮，共同编织起了日益严密的课间活动藩篱，隔绝向往外界天地的儿童的天性，致使观绿芽、听虫鸣、赏叶落、扎雪堆的自然体验在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童年中隐没。身处“圈养”之困中的学生们正在渐渐失去丰盈的课间活动体验。

二、小学课间活动应然样态的价值澄清

1.拨正空间正义的偏离

空间正义主要是空间生产的正义，它要求保证社会主体相对平等地享有空间权利和占有空间资源，满足个体多样性的空间支配权和均等自由的发展权[4]。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空间即权力，他强调空间剥夺、空间隔离等非空间正义现象都是权力争夺的体现[5]。立足于伦理学视野，空间正义理论是阐释教育伦理意义的一个维度，学校教育生产过程中空间正义应成为学校教育的基本价值追寻。

从实现个体自由与解放的原初目的出发，在小学课间活动的语境中，空间正义意味着每个教育主体享有平等的课间空间权益和基本的课间空间自由，获得公正的教育空间发展机会与资源。然而，挤压的时间、沉重的作业压力、匮乏的活动导致课间正义的消失，学生因此走不出教室，“课间圈养”无疑是学校教育空间非正义性的体现，击碎了空间生产的基本价值向度。或许，“课间圈养”对学生课间活动的限制出于保证学生生命安全的本意，但从核心价值维度审视其存在的正当性与行为的合法性，发现其偏离了学校教育追求的空间正义轨道，未能将空间公正视为至高无上的伦理原则，公然漠视学生的个体权利与自由活动空间，这一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均衡发展的教育核心价值与终极目标[6]。

因此，课间活动应指向空间正义，拨正偏离，使每个学生个体都拥有充分的、安全的、自由的活动空间，实现教育空间依循正义的逻辑，重构教育空间之内的物质资源、结构关系、情感体验等，让学生享受空间安全和自由。

2.解放生命生长的禁锢

无论是出于规避安全隐患、稳定校园秩序的目的，还是迎合家长需要、紧抓学习进度的企图，“课间圈养”行为的合理性都备受质疑。我们可以清晰地窥见，课间活动的失落是对学生机体生长的剥夺、对生命自觉的埋没。

课间种种死板准则如同沉重的枷锁，将学生生命生长坠入沉寂的海底。课间休息时的学生们被束缚于方寸教室内，被固定于座位上，被囚困于加量的巩固提升作业中。一个又一个学生机械而冷漠地“行走”于课堂与作业间，身体软弱、脊柱侧弯、体重失控、视力障碍等问题普遍存在，成为了不能跑、不能跳的“瓷娃娃”，被贴上“温室花朵”的负面标签，学校生活给学生生命的存在与生长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虽然一节课间的时间只有短暂的十分钟，但在日积月累的“圈养”中，学生的生命组成要素正在被暴力拆解，肉体上身体素质低下，精神上生命自觉沉睡，自我存在的生长附着于被动僵化的生存样式。因此我们呼唤重塑课间活动样态，归还学生的行动自由、发展自由、生命自由，孕育生成性生存环境，让学生自我建构生长的持久动机，从身体内、外部滋发生命的成长力量，最终得以成为健康的人。

3.救赎天性本真的沉沦

卢梭曾在《爱弥儿》中用浪漫的笔触描绘道：“如果他从来没有在干燥的原野上跑过，如果他的脚没有被灼热的沙砾烫过，如果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太阳从岩石上所反射的闷人的热气，他怎能领略那美丽清晨的清新空气呢？”[7]只有与大自然对话共生，生长在生机无限的广袤大自然中，才能拥有健康成长的无限生机。但如今，被禁锢在钢筋水泥“丛林”里的学生们失去了户外运动的机会，失去了在自然天地间轻嗅泥土芬芳、逐蜂戏蝶肆意起舞的珍贵童真与灵气。

在安全、纪律、习惯之名的课间约束下，好动的小学生逐渐安静，好奇的求知欲逐渐停滞；在压抑天性的“文明休息”中，他们的身体感官、动手操作、抗挫抗压、学习创造等能力被残忍抹杀。课间活动本就应该以学生为本位，禁止占用课间时间，允许课桌椅的移动，扩展教室和走廊的活动空间，将学生从闭塞的教室环境中解放出来，奏响回归天性、休闲放松的旋律。良好课间活动应放飞堕于沉沦的儿童天性，实现本真灵性的恣意挥洒。

三、小学课间活动范式的路径转向

1.由绝对转向相对，依循相对安全标准

在保护学生安全与保障学生课间活动自由之间，学校应该重新审视其中的联结关系，认识到两者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需要转变传统安全观。为追求所谓“绝对安全”，不惜牺牲学生的正当权益，简单粗暴地限制课间活动，违背了教育的本质与初衷。学生活动中的固有危险性不可能完全消除，为了理想化的“绝对完全”，盲目禁止课间活动难免落入因噎废食的怪圈。

因此，放逐刻板的绝对化，转向依循相对安全标准，采取多样化手段，通过预置安全措施、精细化安全管理来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使危险要素在可控范围内。这种转型是落实教育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成长的必然要求。

如何在相对安全的原则下进行精细化管理，把握好“教育安全”与“健康成长”之间的平衡呢？仅依靠学校教育性的说服显然无法达成目的，因此诉诸法律政策、程序正义的手段是必要的。相关部门只有厘清权责，给学校的安全管理提供法律支撑和指导，才有进一步讨论“如何经营好课间活动”的空间。然而，我国目前并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来处理此类事故，散落在《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例也未成体系，故而制定完善、公平、合理的校园安全法律法规刻不容缓。

在教育现场具体操作上，首先，学校应在相关政策的指导下，结合学生的学情和特点及需求，合理界定哪些课间活动安全、可支持，哪些危险需制止，以确保学生课间自由活动权的落实；其次，学校应建立健全学生意外事故防控机制及保险制度，为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提供应对方案和经济保障；再次，学校应从家校两方面关注学生课间安全事故发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积极作为、相互信任、共同合作，而非踢皮球式地推卸责任、隔岸观火，甚至火上浇油[8]。

2.由束口转向松口，施以适度留白管理

赫尔巴特在《普通教育学》的首章开篇即讨论教育情境中儿童的管理，强调教育者应关注儿童的非理性行为，并主张以自由教育取代严格管理，认为成长中的未成熟个体需要自由生长的足够空间[9]。学校在教育管理上的理念应当从传统的“束口”模式，即过度控制与严格监管，逐步转向“松口”策略，实现管理上的适度留白与自由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