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3年5月出版的斯炎伟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是近年来有关当代文学制度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该著作不仅系统建构了一个囊括身份、性质、功能、组件、历史、运作等多个元素的文学会议知识体系，更通过发掘部分重要文学会议的特殊性及其内涵，进一步开拓了当代文学会议的学术空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对文学的外部研究重启，文学体制研究也一点点解冻。步入千禧年后，洪子诚先生《问题与方法》提出“一个时期的文学特征，和文学体制、文学生产的方式关系密切”，但“对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至少在‘文革’以前的五六十年代，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界里”。这为以后诸多学者开展文学体制研究提供了生长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文学史著作，便设有专门的章节阐述文学会议。朱寨对第一至第四次文代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和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多个专题性文学会议，逐一进行了过程、内容的梳理和文学史价值的考量，改变了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郭志刚《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为代表的以政治视角对文学进行简单勾勒的局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外部研究”观念的重启与学术视野及思维的拓展，使得当代文学会议受到学界进一步关注。这一时期，不但文学会议在文学史论著中所占的篇幅越来越大，而且单独研究文学会议的论著开始涌现。与此同时，随着当代文学学科对史料学的日益重视，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各种史料被不断发掘与公开出版。这些史料包括当事人的亲笔记录、历史在场者对会议的回忆，还有一些学者整理内部资料或对资料进行解读。这些新材料的出现为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生长提供了新的土壤。

斯炎伟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可以说是其博士论文修改后出版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与新中国文学体制的建构》学术路径的延续。而《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这种自然而然的对文学制度研究从现代到当代的过渡，始于王本朝从《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2002年）到《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2007年），采用更加广阔的视野对中国当代文学制度进行更加完整和系统的研究。斯炎伟在写成《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一书前，便已经完成了对第一次文代会、第四次文代会等的相关问题进行多方位的研究，不断积蓄着史料。这为其后续开展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做好了铺垫。

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两个维度：一是对文学会议报以文学史的眼光，注重发掘文学会议与文学史分期、文学方向嬗变、文学格局重组、文学创作转型、文学生产力释放等复杂影响；二是将文学会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文学会议做整体或局部的专门考察。“知识考古”是该类研究的常见范式。当代文学会议研究虽然已经蓬勃兴起，但依旧存在几个关键问题：其一，目前文学会议“叙述”成分远大于“研究”内涵；其二，有关文学会议的专门研究依旧稀缺，这与文学会议的重要程度不成正比；其三，有关文学会议研究的理论视野和研究层次尚待丰富。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尝试做一种全局性、系统化的专门研究。它不仅着眼于全国性文代会，也关注着一直被学界鲜有研究的部分重要的专题会议；同时在研究视角上并不局限于单一视角，而是兼有理论建构、情景还原、关键部位研读等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在体例安排上有着独特的创新，论者想要竭力达到“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学术追求，即当代文学会议理论的建构与重要会议完整历史还原的平衡。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各四章，共八章内容。上编囊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机制中的当代文学会议”“当代文学会议体制化的历史脉络与发展演进”“当代文学会议的形态与构成要素”“当代文学会议与共和国文学生产”四章内容。第一章，意在表明当代文学会议有着杂糅政治、经济、文化的复合性身份。其中，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当代文学会议的一个逻辑基点。国家共同体塑造构成了文学会议的目标与内容，党政群联动是文学会议的方法与形式。第二章，主要围绕当代文学会议体制化的历史脉络与发展演进。关于文学会议的领导权，本书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时期，以及市场经济时期，以此来厘清文学会议领导权力的生成及巩固发展的动态过程。文学会议逐渐体制化的根本表现，在于政府机构与相关文艺团体系统化的运作。如果说前两章内容目的在于建构一个当代文学会议的言说背景，那么第三章则是斯炎伟想要建构一套文学会议的话语体系，以及理论研究范式。“文学会议的形态与构成要素”首先极具创新的地方在于对文学会议形态的划分。以往学者对会议的分类都较为模糊，大多从会议的承办主体出发；而斯炎伟不仅将会议类型做承办主体的分类，以组织方式分为代表会议和专题会议，以组办性质分为官方会议和民间会议，还尝试将文学会议分为“塑造”会议与“原真”会议。这实际上就指明了当代文学会议底层的逻辑。他认为当代文学会议形态方面存在着一个特别的现象，同一个文学会议有时候会存在两种形态，一方面是多方力量共同“塑造”的会议，另一个方面是更接近历史本体的“原真”会议。这种出入又集中体现在会议发言上，斯炎伟用报刊、回忆录、日记、文件等多种史料对比会议上的公开发言和现场发言，一方面试图还原被遮蔽的历史，另一方面想要以此作为一个研究视点。在会议的构成要素方面，他将会议的组成部分分为会议主题、与会人员、领导讲话、代表发言四个方面，以此来呈现当代文学会议要素本身具有的超越文学场域的阐释空间。第四章，重在阐明当代文学会议与共和国的文学生产之间的关系。文学会议既是共和国文学展开的重要方式，也是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朝着既定目标迈进的有力保证。

下编囊括四章，分别是第一次文代会、大连会议、第四次文代会、第四次作代会。经过前四章的铺垫，斯炎伟已经为文学会议的切入提供了多层次的视角，并提供了将文学会议研究专业化理论化的宝藏。这样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个别的思维创见使得他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书写是具有学术范式的意义。下编所选取的四个文学会议都有其特殊性和丰富的学术内涵，四个学术会议之间并非毫无关联，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当代文学会议的承袭与变革。下编既是对文学会议个案本身的研读，并且还是对文学会议理论表述的证实与印证。选取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作为下编首章内容是较为恰当的，第一次文代会的组织模式不仅被后来的会议承续下去，而且完成了党对共和国文艺创作的实质领导。第一次文代会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被确立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和起点，可以说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都是这次文代会的延伸。这一章在史料运用上大量引用了《文艺报》的相关史料，仅有王林《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日记》及阿英的《第一次文代会日记》作为文代会个体视野的现场记录作为佐证材料，显然是有待丰腴。这其实也反映出在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对矛盾，即个体文学会议视角与集体文学会议视角之间的矛盾。斯炎伟尝试构建的宏观外部研究框架，虽然将文学会议视作制度性存在进行考察，但未能深入解析会议场域中复杂的权力运作机制。其研究缺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文学生产主体（包括作家、评论家及文艺官员）之间的个体博弈缺乏微观透视；其次，未能动态呈现文学权力在制度化空间中的再生产过程。例如，其通过茅盾、巴金、周扬、王蒙等人的日记、访谈、回忆录组成的多重史料进行互证，还原他们在历次文学会议当中的真实态度，以及他们观点形成的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学会议“微观史学”方面有待学者的跟进。倘若将个体视野下的文学会议单独为章节加入该书的编排体例当中，或许会增添不少光彩，也会让勾连呼应更合理。此外，在编排体例上，虽然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竭力建构专业的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框架，但是若将一些重要会议的会议决议、领导讲话、代表发言以附录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让读者的阅读更加便利。第六章，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切入：一是“大连会议”作为有关农村题材短篇小说的专题会议有其特殊的价值；二是“大连会议”所遭受的批判，可以说是文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遭遇冰冻的前兆。从主流文坛对“异质”文艺主张的“反制”，显示出了文学的发生成长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也折射出以具体的政治为根本诉求而搭建起来的文学体制在运作当中的诸多特质。第七章，第四次文代会既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大事件。选取第四次文代会作为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意在揭示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文学会议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第八章，围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展开。此次会议存在着两极分化的态度，一些问题至今也未有定论，但它是我们观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外部环境和内部生态的一扇窗口，也是阐释当代文学会议的一个极佳个案。

《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一书的版图还有待拓展，有关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会议研究并未涉及，倘若加入中国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典型案例作为阐释对象，可以更好地呈现国家文学机制、民族地区文学会议、少数民族作家之间的组织机制与运行方式。此外，文代会已经举办到第十一次，其中，第十次文代会于2016年召开，作为新时代的重要文学会议没有纳入研究范畴内，是比较遗憾的。当然，当代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不仅是历史也是现在，受制于多种因素，一些文学会议产生的影响可能还不清晰，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尺度内来观察。

在理论建构层面，《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虽然有新的剖析视角，但是对于“当代文学会议研究”这一核心的议题上并未提出系统化的理论，这就使得大厦之中虽有木石累积但少梁椽。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对当代文学会议进行研究，做到既要揭示出其背后的诸多真相，又要符合出版要求甚是不易。这就要求在研究当中须一次又一次调整妥协，因而最后呈现出来的成品略有瑕疵。对“文学会议”进行理论化，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达成，也不是说采用单一的话语体系就可以言说全貌，这需要更多的史料积累以及越来越多学人的参与。在宏观与微观研究两个尺度都逐渐丰满起来的时候，研究者对一些基本概念厘定清晰后，达成了普遍共识。当然，也少不了有关“当代文学会议”的更多新史料的挖掘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以此作为基础，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才能有所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