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民俗学视角论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是王小波的成名之作，讲述了知识青年王二在云南插队时期和医生陈清扬之间的人生故事。《黄金时代》描绘了云南地区独具特色的民俗，以独特的地域为依托点，借助于日常生活民俗、风景民俗、民俗意象的刻画，展现了主人公的生活和时代的发展，小说中对于民俗方式和民俗效果的运用成为作品的突出特色。本文将在“文艺学”的学科视域下，从“文艺民俗学”的视野出发，结合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从生活文化民俗、风景民俗以及民俗意象三方面对王小波作品中的民俗呈现进行梳理。

一、文艺民俗学概念界说与缘起

（一）文艺民俗学概念界定

文艺民俗将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从民俗学的独特视角、知识、方法和理论等方面对文艺发展的一些方面进行个案分析，对文艺作品中的民俗现象进行批评，将文艺学和民俗学有机结合，揭示文学创作、欣赏和研究过程中的民俗机制和文艺发展中的规律。文艺民俗学研究民俗文化对于一般文艺发展的影响，同时，也探究文艺与民俗文化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兼容文艺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方面。文艺民俗学作为文艺学和民俗学交叉而形成的新的学科，具有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在研究时应当走出旧范式的影响，以多维视角重新审视两大学科的学理关联。在实际的研究中，应避免套用单一理论框架的机械式研究，而要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从表层现象分析向深层文化阐释的跨越，进而揭示文艺民俗现象中审美形式与文化内涵的互动关系。

（二）王小波的云南经历与文学创作

1969年3月，云南农垦局负责招募知识青年的负责人在教育部做的“魅力云南”“彩云之南”的报告坚定王小波前往云南干革命的决心。正在二龙路中学上初中的王小波，态度坚定地要去云南。1967年5月15日，十七岁的王小波从北京出发历时十一天来到云南弄巴农场景罕十四队，也就是后来的云南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三营二连。王小波曾在云南生活和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同云南的各族同胞们共同劳动和生活。云南知青生活时间虽然短暂，却是王小波一生的转折点。在云南做知青时的所见所闻、当地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并为他提供素材。

二、《黄金时代》中的民俗体现

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民俗又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因而文艺民俗同时涵盖文艺和民俗这两种性质。《黄金时代》这部中篇小说就是以王小波在云南插队的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小说，但王小波曾多次强调这部小说不是自传。王小波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知青王二的形象，通过王二的所见所闻呈现云南的独特风物和风俗民情，刻画了一幅风景别致的云南民俗风景图。

（一）《黄金时代》中的风景民俗的刻画

自然风光是区分不同地域的显著标志，因而成为文学作品呈现浓郁地域色彩和民族特色不可或缺的要素。作家笔下的自然山水总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联系密切的。离开了北京的王小波来到祖国的西南边陲，感受到的是与北京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气候、生活习惯都和从前是截然不同的。王小波在云南弄巴农场景罕十四队插队，这个农场是由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陇川农场改建而来的，亦即现在的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景罕镇。

云南省德宏州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属南亚热带气候，炎热湿润，年降水量充足，年日照时间长。州内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为主的四十多种少数民族。虽然王小波在云南只待了两年，但这段在云南的知青经历却成为其创作的重要源泉。在他的文学世界里，云南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底蕴深深渗透于字里行间，那些以西南边陲为背景的篇章，将短暂的栖居转化为永恒的艺术真实，展现出超越时空的文学张力。在描写云南的山包时，他这样写道：“那些小山上长满了草，草下是红土。上午风从山上往平坝里吹，冷得像山上的水，下午风吹回来，带着燥热和尘土。”从这几句充满诗意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对于云南这片土地的喜爱。

（二）《黄金时代》中日常生活民俗的书写

相较于一般的社会活动，民俗生活因其广阔的领域和细小的触角，沟通了文学创作的源头，呈现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领域。《黄金时代》虽然只有不到十二万字，但从起稿、初稿、终稿到定稿，花了整整二十年的时间。王小波认为，这是一部花费他非常多心血的著作。王小波欣赏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创作态度，主张反复修改小说力求完美。王小波《黄金时代》中的描述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经过反复斟酌之后形成的。《黄金时代》通过大量民俗生活的描写，使读者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景颇族、傣族、阿昌族的生活状况。衣食住行是人民生活必不可少的活动，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刻画了独属于西南地区的民俗生活。本部分将从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建筑民俗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首先，是《黄金时代》中的饮食文化民俗。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地理位置不同，饮食文化也会存在差异。《黄金时代》中描写了很多独具云南地区风味的食物，如酸琶果、鱼干、龙竹笋、山梨、腊肉和香肠等。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记录，王二打算逃跑的时候，送了司务长很多的酸琶果，书中这样写道：“平原上的酸琶果都不能吃，因为里面是一窝蚂蚁。只有山里的酸琶果才没蚂蚁。”王小波小说中的“酸琶果”指的是地枇杷，是一种野果，德宏称之为“酸杷”，是陇川枇杷，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的特产，形状如乒乓球大小，成熟时是红色小果子，果肉殷红，有乳白色浆汁。酸杷主要生长在德宏地区，该地区温度较高，酸性和中性土壤居多，为酸杷的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因为该地区习性多样，包括山地、丘陵和平原，受地理条件制约，所以平原和山地的酸琶果有所不同。

《黄金时代》中同样描述了独具特色的饮食习惯。王二在插队时想要种植玉米，但永远种不出来，后来在和陈清扬逃到山上时，王二在肥沃的土地上成功种植出玉米。在提到玉米的做法时，书中这样写道：“后来玉米还没熟透，我们就把它放在捣臼里捣，这是山上老景颇的做法。做出的玉米粑粑很不坏。在冷水里放着，好多天不坏。”“玉米粑粑”云南人又称之为“苞谷粑”，是云南地区特别流行的美食，加工方式简单，只要将未成熟的黏玉米经过磨制之后，捏成大小均匀的形状，上锅蒸熟就可以食用。玉米粑粑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是一种地方文化的代表和家庭记忆的传承。王小波对这些独具特色的饮食风俗和事物的描写既表现出了西南地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也表现出了这个地区人民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其次，是《黄金时代》中的服饰民俗。服饰在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不同民族的服饰都各具魅力。服饰承载着社会文化等多重意蕴。服饰也是民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虽然对于服饰的描写很少，但从只言片语的描述中依然可以窥见傣族、阿昌族、汉族服饰的民族特色，对于了解不同民族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以陈清扬、王二，以及其他的知识青年为代表的汉族青年，服饰多为黄军装、解放鞋。傣族女性的传统服饰是筒裙，而阿昌族女性的服饰常带有装饰物，书中这样写道：“阿伧族（即阿昌族）的女人都很漂亮，身上挂了很多铜箍和银钱。”其中也有不同民族服饰融合使用的描写，比如陈清扬穿的鞋子都是用干净的麻绳拴好的解放鞋，王二的刀总是拴在牛皮大带上等。

《黄金时代》中有关傣族服饰筒裙的描写是陈清扬和王二逃到山上要去清平赶集的时候，陈清扬穿着筒裙，装扮成傣族人。书中还提到了筒裙的样式和作用，“筒裙就像个布筒子，下口只有一尺宽。会穿的人在里面可以干各种事，包括在大街上撒尿，不用蹲下来”。傣族人穿筒裙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系。首先，筒裙的实用性强，穿着方式多样，经济适用；傣族的聚集地是热带，蚊虫多，蚊虫上身的话便于驱赶；雨季降水强，雨季长，方便卷起裙子涉水；傣族是水族，有“一日三浴”的习惯，筒裙起到一个遮挡身体的作用。其次，筒裙具有重要的文化内涵，傣族的服饰纹样众多，美丽的服饰也是女性展现自己女红水平的标准，是男女婚嫁中的重要判断标准，不同的服饰呈现独特的文化内涵。同样，阿昌族的服饰多挂件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关，阿昌族的服饰很注重装饰和细节，衣服上的挂件可以表现个性，如铜箍和银钱在阿昌族的文化中有消灾辟邪、吉祥平安的文化意义。

最后，是《黄金时代》中的居住建筑民俗。建筑为人类提供生存居所，满足人们的各项需求，不同建筑具有不同的作用。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就刻画了不同的居住建筑，其中有很多独具云南特色的居住建筑民俗的刻画。小说中主人公王二的居住环境反映了云南地区住宅建筑的风貌，而人保组的房子则反映了工作场所的建筑风貌特点。

在《黄金时代》中，王二在插队的时候居住的房子是草房，草房子的墙体是由竹子做成的竹板墙，睡觉用的床是竹板床。而且书中描述，在旱季里开荒的时候，知青们多在树下和地头休息睡觉，休息时多枕着竹筒，睡在棕皮蓑衣上，拿斗笠盖着脸等；而且，聚集的区域多为寨子，如麻风寨、章风寨等。这样的建筑及生活方式具有典型的云南地区特色。草房作为主要的住宅建筑出现，与云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从自然环境来看，云南地区自然资源丰富，草房子的建造材料简单易得，成本较低；从社会文化来看，村落历史悠久，草房子的存在也是传统生活习俗的延续。

《黄金时代》中提到的人保组的房子则更具办公性质，但同样带有民族特色，书中这样写道：“人保组的房子在场部的路口上，是一座孤零零的土坯房。你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因为它粉刷得很白，还因为它在高岗上。大家到场部赶街，老远就看见那间房子。它周围是一片剑麻地，剑麻总是暗绿色，剑麻下的土总是鲜红色。”

王小波用真实朴素的文字记录了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服饰、饮食和居住建筑，通过他的笔触将这些习以为常的事情记录下来，为读者了解云南地区的民风民俗提供可供参照的依据，同时也暗含了他对于云南知青生活的眷恋，真切地展示了云南民间民俗生活的魅力。

（三）《黄金时代》中民俗意象的刻画

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民俗意象古来有之，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形式化”，其内容不再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样的民俗意象自身已经成为独立的民俗。这些经过形式淬炼的民俗意象不仅持续作用于社会变迁与民间生活场域，更因其独特的象征意义进入艺术创作领域，转化为文艺作品中的民俗符号，在审美维度建构起新的文化阐释空间。在《黄金时代》中，“牛”这一意象反复出现，虽然从文章内容来看，这个意象和文章内容好像关系并不密切，仅仅是作为叙述内容在文中却是反复出现的，如书中提到阉牛习俗、王二和本地小伙儿三闷儿因为使用大白牛与否的问题打架、用干牛粪生火、白水牛的角的特殊用法，以及本地人对牛的重视，“这地方的老傣不关牛，天一亮水牛就自己跑出来”。但这里的牛同样也已经成为一个民俗意象出现在小说中。牛在古人心中不仅仅是一种牲畜，更是一种具有崇高象征意义的符号。牛在云南地区不仅仅是农业劳动的工具，同样也象征着坚忍不拔、吃苦耐劳、无私奉献和攻坚克难的精神。同时，从云南出土的各种各样的青铜礼器中可以看出普通底层人民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小说叙事中以牛为民俗意象的主要代表，衬托着其他民俗意象，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黄金时代》的创作中，王小波将个人生命体验与知青记忆相融合，以云南插队经历为叙事基底。作品通过生动而细腻的笔触，既勾勒出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图景，又生动地再现了云南地区绮丽的自然风貌。作者以王二与陈清扬的情感纠葛为线索，通过荒诞却真实的叙事逻辑，向读者介绍神秘瑰丽的“彩云之南”。作者在云南的生活经历持续影响他的文学创作。以民俗作为切入点介绍少数民族风俗的任务，使《黄金时代》更富有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