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真实的语言和本真的情感

海明威常用真实的语言搭建“一般”的场景，并在其中放置大量“摄影机式”的描写。于场景切换中，文本的叙述既实现了时序视角的变化，又暗含着故事情节、心理氛围和主题意向。而真实的语言也往往表达着一种本真的情感，即直面恐惧和死亡的勇气，这种勇气又表现为超越肉体死亡的精神永恒。本文尝试以海明威《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后简称《幸福生活》）为文本中心，联系作者其他的短篇小说，从真实的语言和本真的情感对作者的语言技巧和主题旨意进行文本分析。

一、真实的语言

海明威谨守着语言的经济原则，将语言的外衣剥得一干二净，使其骨骼裸露在外，让本真的情感沸腾于字斟句酌的文字之下。这些力求真实的语言都包含着精心的设计和纯熟的技巧。

（一）“一般”的场景设置

海明威常选择经精准观察的现实细节或精心虚构的地理元素来营造“一般”的叙事空间。这种创作取向具体表现为精准克制的语言风格，尤其体现在对繁复修饰的刻意规避。这颇有新古典主义美学观的意味，叙述的目的主要是呈现一个客观的“一般框架”，读者可以发挥想象力以嵌入自己的独特体验。《幸福生活》以河流为界，形成了一边是帐篷营地、另一边是狩猎森林的客观地理位置，这展示了小说发生的客观前景。而作者对这些场景的描写并不多，如对驻扎营地的描写，只有三个短句和一个朴素的长句，提及的物象有：微风、合欢树、帐篷、悬崖、河底和森林。其中，微风是对当时天气的客观描述，后五者则是对情节主要发生地的简笔勾勒。后文多次提及的“河底尽是圆石”及其岸边的“森林”则是对该场景的呼应，更是麦康伯饱受第一次失败猎狮事件而困扰的心理动态的连续。

海明威还使用这样的景物和场景来表达微妙的情感和深刻的主题。例如，《雨中的猫》的主要场景是雨天的旅馆，文中对潮湿水汽、连绵雨幕和晦暗光线的描绘实质是对战后女性的沉睡情感和压抑意识缓慢觉醒的反映。而在《在异乡》中，作者对秋风中米兰街道的场景设置，“野味”“小鸟”等真实事物的选择和克制节省的描写，都弥漫着死亡的气息，也暗示着战后人们对社会和未来普遍的失落。

这种将自身情感转化为外在的某种场景和景物，T.S.艾略特称之为“客观对应物”（T.S.艾略特著，卞之琳、李赋宁、方平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但两人在设置方式上有所不同：T.S.艾略特常将他的客观对应物塑造成一系列复杂的文学象征，读者解读时就要依赖想象力调度、情感参与程度，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文学”经历因素，即读者的文化素养。而海明威追求“真实的东西”，他的客观对应物是通过观察和总结获得的，即从直接经验中提取。这种有血有肉的实际经验往往更能激发作家内心真实力求传达的情感，读者也无须过多地联系文艺文学作品，自然能从文本中体会其中情感。

（二）“摄影机式”的描述

海明威少叙事、多描写，并力求他的描述要比实际发生的还要真实。他的眼睛就像一台摄像机，客观冷静地反映着实际发生的事实，取景框中既有远景也有近景，拍摄中又包含着镜头切换和摇镜头等。也就是说，他将各种场景作为前景、中景或背景去如实地反映，又于场景切换中实现了时序、视角变化（镜头切换），心理和氛围变化等动线（摇镜头）也在其中。这些场景的整体效果则得益于其中放置的人物对话描写和动作描写。

《幸福生活》在叙事艺术上展现出精妙的时间建构，其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形成错位结构，通过倒叙、插叙等时序重组手法，使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交替流转。这种时空错置与视角转换的复合叙事策略，共同构建出多层次的叙事空间。按照胡亚敏《叙事学》的相关概念，作者以“午餐时间”为“开端时间”，三人在餐厅帐篷喝酒对话开场，此时为“叙述者>人物”的非聚焦。随着时间推进，叙述视角基本归还给人物，内聚焦和非聚焦交织，大量的对话描写中交代了三人的关系，也初步展示了第一次猎狮事件的始末。直至夜晚，作者由麦康伯回忆起“头天夜里”听见的狮吼，将时间回溯到“今早”第一次失败的猎狮事件，同时，一个特别的“狮子”视角加入其中。后时间再次回归到现实夜晚，麦康伯和妻子的争吵以及第二次狩猎顺时展开，而到最后麦康伯的死，叙事视角基本为“叙述者<人物”的外聚焦。

就时序变化而言，特定的景物或场景在时序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幸福生活》中“夜晚”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而“狮吼”这一细节不可忽视，第一次狩猎的回溯始于“后来，在太阳出来以前，他们正在就餐帐篷里就着马灯的亮光吃早饭，那头狮子又吼了”一句环境描写，第二次狩猎则由“在梦中突然被那头脑袋血淋淋、站在他面前的狮子吓醒”这一特定景象展开。这些环境和景物的描写带来场景的切换，空间的转移必定包含着时间的流转，时间的倒叙和顺叙交错由此产生。《杀手》中主要有一个长景和四个短景，而其中三个场景的切换都与“弧光灯”和“礼帽”有关，根据海明威原手稿复写本显示“弧光灯和礼帽相对于其他细节是后来添加的”（杨仁敬《海明威研究文集》）。可见，作者为了追求真实事物和时序变化，他会精心描绘具体的事物，捕捉看似寻常的细节。

于视角转换来说，海明威时常将叙事者隐身于小说世界，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或远或近看着小说中的人物，以求客观冷静地记录事件全过程。就如麦康伯的死所使用的外聚焦，作者省略了有关其死因的说明性提示，妻子无意为之还是蓄谋已久，读者不得而知，但小说的可读空间由此延伸，故事的真实性也有所加强。为了将事件进行形象地还原，他还会采用将视角直接介入的方法。例如，第二次狩猎时以野兽而非人物的“狮子”为内视角，在狮子被发现、射击、受伤到最后被猎杀的整个过程中，“它”自己成为自己的目击者，读者也能跟随其回到真实现场，在有限的视角中，由外在的视觉感官进入内在的心理感受，最终直触真实的死亡和恐惧。

此外，海明威将故事情节、人物心理等掩藏在节制的语言描写中。小说伊始部分的四句对话方见三人的紧张关系：麦康伯询问妻子和威尔逊喝酸橙汁还是柠檬水，威尔逊要了两个选项之外的螺丝钻鸡尾酒，妻子跟随威尔逊，麦康伯附和最终选择了同样的饮品。饮品的选择展现了两个男性隐性的敌对关系，妻子的跟随则预示着和威尔逊的“不一般”关系，麦康伯的附和又暗示着人物懦弱的性格底色。而在《白象似的群山》中，这一语言描写的使用尤为典型，整篇小说基本由一对男女的对话构成，从中读者能感受到人物对话的节奏、速度和语调，了解作者表述下男子让女子人工流产的大致情节。

海明威语言的真实性就在于他绝不会让一切一目了然，小说情节、人物心理和主题意向等都被隐藏在克制节省的场景和语言描写之下，而这种由真实语言带来的多重阐释的文本情境实质就是一种真正忠实于生活本相的小说技巧。

二、本真的情感

因为战争硝烟的笼罩、斗争的压迫和生命面临的威胁，部分作家作为一个“正常人”感知真实生活的能力会丧失，真实的语言也会随之消亡。而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洗礼并亲历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始终用恐惧的泪水唤醒人类对暴力的反思，用死亡的血色书写困境的勇气，通过真实的文学语言表达本真的生命体验。当个体在苦难中开始反思和忏悔，悲剧便孕育出超越性的精神力量，这份勇气终将铸就永恒的精神丰碑。

（一）面对恐惧和死亡的勇气

“对海明威来说，那个最有活力的世界，就是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世界：面对成人仪式、战火洗礼和初涉性欲时，人物表现出了恐惧与鲁莽。随后就是自吹自擂，还有残存的种种理想……将它们统称为‘勇气’。”（杨仁敬《海明威研究文集》）《幸福生活》描述了麦康伯克服恐惧后获得短暂勇气和幸福的过程。起初，麦康伯是懦弱的，一方面，作者主要通过妻子的叙述声音来展现，如在餐厅对话时，借妻子的“眼睛”介绍了麦康伯和威尔逊：麦康伯在身材和穿着上是优于威尔逊的，但妻子对威尔逊是“望”“瞟”，对麦康伯是“怪异地瞅”并直接表明“他原来是个胆小鬼”，可见，妻子对麦康伯的叙述声音是十分明显的鄙夷。另一方面，作者声音即语调，也能很好地“反映出作者的态度—对他素材和对他的读者的态度”（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小说鉴赏》）。从“那张已过而立之年还乳臭未干的、典型的美国人的脸”等可探听到作者的声音，他认为最初的麦康伯是未长大的懦弱的人，在心理和行为上是“介于青春期和成年期”的。后紧跟威尔逊形容麦康伯的叙述声音：“秀美的眼睛和微微躲闪的目光。”行文至此，叙述者的声音和作者的声音基本重合。麦康伯懦弱的性格本色决定了他的幸福生活注定是短暂的。虽然文中描写到“这种变化比男子经历初夜后的变化更大”，暴力和性爱某种程度上也能让男生去掉部分的自卑感，但有意思的是，麦康伯在这两者都失败的刺激下，即威尔逊作为勇者抱得美人归、糟糠之妻只是依附于他的财富，获得了部分的勇气。

而在海明威最早创作的短篇小说《印第安人营地》中，也有着对恐惧和勇气的理解。小说通过孩童尼克的稚嫩视角揭露了一场生死的隐秘：一把大折刀可以迎来新生，一块小剃刀也能结束成年人的生命。但尼克经历过原始的死亡恐惧和截然的生死对立后，仍相信他永远不会死，他也就完成了从未知恐惧到坦然坚信的自我成长历程。麦康伯的勇气是短暂的，尼克的勇气是稚气的，但都传达出海明威对勇气的独特思考：当身处生命中艰难乃至不可逆转的困境时，学会去接受和直面这些恐惧和鲁莽，始终保持对生的坚定信念，相信自己永不会被打倒，这就是一种反抗的体现和自尊的获得，更不失为一种无耻但坚韧的勇气。

此外，海明威甚至将勇气刻意置于原初的人性状态去审视，让勇气服务于人最原始的欲望。例如，在《五万元》中，拳击手杰克靠着原始利益和自身顽强意志的驱使，打破了“双重骗局”。杰克“打不倒”的勇气部分是源于“五万元”，这和拳手的职业道德相违背，但他坚持打一场精彩表演，实实在在地去抗争，这也是另一种自我勇气的实现。

（二）超越肉体死亡的永恒勇气

海明威笔下的主人公常在肉体死亡中获得精神升华，用死亡完成永恒的勇气。例如，麦康伯在夜里对第一次失败狩猎经历的回忆可视为他重新审视过去自我的一次重要精神洗礼，这也为他由怯懦到勇敢的成长变化做了铺垫。而他在第二次狩猎中猎杀野牛则让他彻底摆脱恐惧，只是意外的死亡结束了他短暂的幸福生活。然而，纵观整个过程，麦康伯主要通过审视自我的生活和直面内在的恐惧去认识真正的自我，他生命的荒诞更体现了精神的胜利和勇气的永恒。再如，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海明威在虚实双线并行中模拟了作家哈里临死前的意识和感受，这些关于爱情、职业、战争的零碎思考和回忆，让他在幻想中飞向了乞力马扎罗雪山，最终超越时空和生死，将自身置于精神的永恒之中。

而在《老人与海》中，老人圣地亚哥借一条大鱼的骸骨而非自我肉体的死亡来延续永恒的勇气。老人经历了两次残酷的身心考验：一是他独自和可怖的大自然斗争后捕获了一条大鱼，大鱼则作为战利品俨然成为他自我价值和勇气的化身；二是为了保护大鱼，他和鲨鱼殊死搏斗，最后只剩下一具大鱼的骸骨。但当他选择拒绝剪断鱼线去坚守大鱼时，人类就在无法回避的灾难中，赢得了发现自我的胜利；当他承认大鱼之死代表自己被打败时，这不仅意味着自我的和解，更是大鱼所代表的自我意志和勇气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当游客误以为大鱼的骸骨属于鲨鱼时，老人的精神冒险在一片嘲弄中结束，但属于他自己的朝圣救赎之路悠然启程。

此外，海明威还有不少对斗士和狩猎一类的“屠杀”活动的描写。这些斗士或是在旁人的冷言恶语中面红耳赤，或是在汗水和鲜血混合的状态下负隅顽抗，或是在自我的迷惘和糊涂中跌跌撞撞地走向死亡。麦康伯两次狩猎的过程也反映了上述斗士的心理嬗变过程：初次狩猎时，他暴露出人类面对野兽所产生出的本能恐惧；再到第一次猎狮失败后，面对杂役们无数的冷眼、妻子的背叛和威尔逊心口不一的嘲讽后内心的五味杂陈；而第二次狩猎时骤然迸发的勇气，则昭示着某种精神觉醒的曙光—这种觉醒最终以极具反讽意味的悲剧收场，当主人公在看似有所顿悟的瞬间却意外走向死亡。作者似乎有意将人物放进这些极端的场景或处境之中，但正因如此，才能激发出人类本能的行为动作和最直接的情感反应。与之对应，作者也是用一系列直接的动词或精准的比喻如实地将猎物“被屠杀”的过程呈现出来。例如，在《幸福生活》中，作者将被猎枪惊吓的羚羊群“争相从其他羚羊背上跨过去”形容为“浮在水面上一样”，此处就用一种具象的感觉让读者感知濒临死亡时极度惊恐的情绪。诚然，作者并非热衷于这种杀戮行为，也不是对“生和死的感受”的完全迷恋，而是战争中人们所遭受过的创伤几乎创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长期压抑的斗争环境下，那些美丽的、诗化的语言随着战争的硝烟消散，正常的情感也掩盖在一片血红中。伤痕累累的作家们只有用恐惧的泪和死亡的血来书写忏悔，告诉读者面对无情的杀戮时也要充满勇气，即使是拥有像麦康伯这样短暂的勇气也罢。唯有如此，勇气才会跨越时空和生死的界限而永恒。

海明威的小说注重用真实的语言去写原初故事和人生际遇，描写真实情境中人们直接的反应和本真的情感。而这种真实正如生活本身包含着多义性和复杂性。此外，真实就是一个“硬核”，不为时代变幻风云和单一价值判断所左右。海明威的文字所反映的本真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性是可以超越时代变迁，并向自己所处的时代直接发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