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燮《原诗》与明代复古主义

明清诗学思想转型过程中，叶燮《原诗》与明代复古主义形成复杂的理论对话。作为清代诗学体系化建构的重要文本，《原诗》虽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模拟窠臼提出尖锐批评，却在破立之间延续了复古派诗学演进观的核心价值。其革新性体现为三重突破：首先以“理、事、情”三元要素取代单纯的形式摹古，强调创作主体需把握“天地万物之情状”；其次通过“才、胆、识、力”的主体论建构，将诗歌创新从宗法传统转向现实观照；再者提出“踵事增华”的发展观，在承认“诗道之不能不变”的同时，坚持“温柔敦厚”的诗教内核。值得关注的是，二者在推崇杜诗集大成地位、强调诗史相承性层面形成共识，叶燮更以“正变”论解构复古派机械分期，使杜诗传统成为勾连古今的动态谱系。这种继承性革新不仅折射出清代诗学对明人遗产的辩证吸收，更彰显传统文论自我更新的内在张力。

一、叶燮与《原诗》

叶燮，号已畦，人称横山先生。叶燮主要生活于清朝前期，历经顺治、康熙二朝。康熙十四年（1675），他被朝廷授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又于第二年因故被罢免。晚年罢官隐居横山后，他便潜心于文学理论的研究，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写成《原诗》。《原诗》分为内篇、外篇两部分，叶燮在书中探讨了诗歌的发展过程、发展规律、创作原则等问题。沈珩在《原诗叙》中写道：“《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原诗》的内篇两卷着重探究诗歌的起源与发展，而外篇两卷是对诗歌创作原则等具体问题进行论述。即便在《原诗》前，叶燮在《已畦集》中已谈及他的诗学思想，但《原诗》是叶燮针对明代诗坛的弊端，集中阐述诗歌基本原理与发展变化的理论著作。

二、《原诗》与明代复古主义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王朝后，为扫清少数民族的异端思想，高度统一当时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社会，建立由内至外的大一统政权，便将程朱理学视为“正统”思想并大力推行。这样的政治导向也让当时的文学家将理学奉为圭臬，台阁体文风日益盛行。“土木堡之变”后，不少文学家意识到一味宣扬程朱理学对现实环境并无益处。由此，文学创作就由“以道德政事为本”向“大都从事辞章”转变。

明代初期，桑悦批评台阁体文风，并明确提出“复古”口号。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作家，致力于恢复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倡导以汉唐为师。李梦阳对此也不讳言：“我师崛起杨与李，力挽一发回千钧。”（《空同集》）其肯定了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对复古派的带领作用。明中后期，复古主义迎来三次发展高潮，分别为：前后七子的文学创作、复社与几社的文学创作。复古派与复古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复古思想一举成为明代文坛的主流思想。郭绍虞先生在《明代文学思潮史》中认为对明代和清代文坛产生影响的流派，无论是影响广度或是影响强度，没有一个文学流派可以与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复古派相比拟。

而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四库全书总目》中提到“有明二百余年，自洪、永以讫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于启、祯，警辟奇杰之气日盛，而驳杂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友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告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这段话大致代表了清代文人对明代文学的看法，即清初学者认为要摒弃明代文学的“糟粕”，要使明代文学“迷途知返”，清初学者承担了改弦易辙的重任。《原诗》创作于清前期，书中对复古主义的看法也与清代文人对明代文学的看法一脉相承，主要是反对模拟之风、强调诗歌要与现实接轨以及诗歌创作的三要素为“理、事、情”。

（一）反对模拟之风

明代复古派作家注重诗歌格调，所倡诗学的一大特点便是“崇古”。即便流派内各个作家对诗歌创作的看法各有不同，但在“模古仿古”的思想指领下不免导致部分诗歌创作模拟成风。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李何之争”就是针对“如何学古”产生的争端。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认为学古要“以求有似”，将学古看作学诗入门的途径，以求“成一家之言”；而李梦阳则是“刻意古范”，揣摩前人的方法，模仿古人的作品。叶燮在《原诗》中大力反对模拟之风，他认为复古派一味模拟的创作方法是还未摆脱儒家思想束缚的体现，他针对晚明创作的模仿之风提出批评，认为这样的创作方法无非是“依样葫芦”，最终“无成说”。

叶燮倡导诗歌创作要因时而变，盲目模仿只是“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强调创作者不能忽视诗歌创作变化的规律。同时，叶燮认为“学诗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会古人”，强调学诗不可以忽略古人诗中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但也不必生搬硬套，模仿古人诗歌中的生僻字词，“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学者，亦有不妨自我为之者。不可学者，即《三百篇》中极奥僻字，与《尚书》、殷《盘》、周《诰》中字义，岂必尽可入后人之诗？”古人用字“未必一一尽出于《三百篇》”“未必尽出于汉魏”（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

（二）强调诗歌要与现实接轨

复古派创设之初主要反对以台阁体为代表的雍容文风，力图使诗歌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但部分复古派作家一味沉迷于“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只注重学习秦汉、盛唐，最终走向了形式主义，诗歌创作脱离现实。

针对这一点，叶燮认为“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是不可取的，并批评复古派作家忽视晚唐与宋代诗歌，“如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后以其古诗谓古诗，弗取也”（叶燮著，蒋寅笺注《原诗笺注》）。叶燮认为，诗歌在于变，要“以时言诗”，也要“以诗言时”。天道都在变化，这是真理，也是趋势，万物皆因现实而变。独独诗歌只守一道，空谈章法，与现实脱轨，未免太过空疏荒谬。由此，他强调诗歌之道在于“善变化”。

（三）诗歌创作的三要素为“理、事、情”

自先秦时期起，文论家便屡屡探讨“诗歌的本质”，从“诗言志”到“情志一体”，再到“主理主趣”，直至明代文学家倡古学古。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叶燮提出诗歌的三要素是“理、事、情”。不只诗歌，世间万事万物均围绕此理念运转。

叶燮认为诗歌创作有“死法”与“活法”之分，具体的法是固定的，是死法；法的原理是灵活的，是活法。相较于法，诗歌创作更重要的是“理、事、情”。他以草木生长为例进行论证。草木本就会生长，是理；草木长大这件事，是事；草木生长后，受雨水滋养，人观草木自觉有趣，是情。万事万物皆离不开这三点，学诗作诗更是如此。诗歌要讲求源流正变，创作诗歌要“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谬，则理得。次征诸事，征之于事而不悖，则事得。终絜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则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则自然之法立”。叶燮认为诗歌的创作不仅仅是创作主体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也不只是对客观事物的简单刻画，而是二者的有机结合，因此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理、事、情”三要素。“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

三、《原诗》与明代复古主义的共通之处

首先，二者均认为诗歌是发展前进的。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大多为仕途官员，因此他们多关注现实问题，并力图使文学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王世贞认为诗歌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盛衰历史，他在《艺苑卮言》中提到：“吾故曰：衰中有盛，盛中有衰，各合机藏隙。盛者得衰而变之，功在创始；衰者自盛而沿之，弊由趋下。”在发展观上，叶燮和王世贞持相同的观点。《原诗》中提出：“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而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叶燮认为历代诗歌均是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要“因之而广大之”。同时，叶燮也认为诗歌盛衰互转，“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盛衰与时代关联性很强，“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例如，建安诗歌在魏晋时期为“正诗”，广为流传，而随着时代的更迭也日渐衰落，这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其次，二者均推崇杜甫，以杜甫为宗。明代复古主义作家们，尤其是前后七子，主张学习汉魏盛唐诗歌，恢复中国古典诗歌审美。在这样的诗学基础上，前后七子集中推崇杜甫，认为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得人人之所独专”（《旧唐书》）。叶燮代表的叶氏诗学秉持着相同的观点，他在《外篇（下）》中提到：“王世贞曰：‘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斯言以蔽李杜，而轩轾自见矣。以此推之，世有阅至终卷皆难入、纔读一篇即厌者，其过惟均。究之难入者可加工，而即厌者终难药也。”可以看出，叶燮认为如果觉得李、杜的诗歌都难懂易厌，那么不管读什么诗集都难以从中有所获。叶燮认为“杜甫，诗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变化。子言‘多读古人之诗而求工于诗’者，乃囿于今之称诗者论也”。他也让学生学习杜甫的诗歌。

最后，二者有相承性。即便叶燮本人对复古主义较为否定，但叶氏的门生对复古派的思想有所继承。沈德潜，字确士，号归愚，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师从叶燮。沈德潜一生致力于诗学，他对复古派的观点也是众多学者探讨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以沈德潜为代表的格调派与复古派诗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他编选的《明诗别裁集》也以复古派的诗歌创作为明代诗歌的主流。霍松林先生在《原诗 一瓢诗话 说诗晬语》（校注本）中认为沈德潜的诗论与叶燮相对，他认为沈德潜偏向于“温柔敦厚”的诗学，相较于关注现实，更强调诗歌的章法、语词和音律等，更赞美前后七子代表的复古倾向。叶燮与沈德潜师生之间的观念更迭，也是复古与反复古之间的争端。

四、叶燮思想复杂性的缘由探讨

（一）家学渊源与遗民身份

叶燮的祖父叶重第一生廉洁为官，父亲叶绍袁不愿谄媚宦官遭罢免，家族的影响使得叶燮为人正直良善。叶绍袁文学修养深厚，写有《秦斋怨》《琼花镜》等作品，他认为诗文不应拘泥于模仿古人。父亲这样的进步思想，也为叶燮的文学素养奠下了根基。叶燮作为明遗民，受到明中后期阳明心学以及左派异端等思想的影响，对明代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二）时代因素与社会思潮

阎若璩在《潜邱札记》中提到明代文章不能追随汉唐宋元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洪武时期以八股文取士；二是李梦阳复古派文学的创作；三是王阳明讲“致良知”，文学创作被忽视。而整个清代文学就是在对明代文学进行批评的氛围中成长的。叶燮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卒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主要生活在明清之际。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影响了文学领域的创作，自明代起，复古派、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流派倚靠自己的门户在文坛乃至政坛上取得地位，时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变”。叶燮受到时代的洗礼后，在文学理论上也着重强调因时而“变”。而入清后，伴随着国家形势的稳定，统治者强调思想的统一，程朱理学再次成为当朝统治者的支配性思想。叶燮作为当时的文人，也免不了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这又让他的作品不得不向当时靠拢。叶燮思想的复杂性，根源在于时代。

蒋寅在《清代诗学史》中对清初诗学的主张进行概括，大致可分为：复兴诗教，奠定诗学的伦理基础；重整诗统，拓宽诗史视野；崇尚真诗，明确创作理念；原本学问，安顿诗学的知识基础。这些诗学主张都是针对清代诗人眼中的明代诗歌“弊端”而着重叙述的。笔者认为，叶燮《原诗》对明代复古主义的看法与清初整体对明文化的看法是一致的。虽然叶燮对明代复古主义的看法有局限性，但《原诗》所倡导的诗论依旧值得今人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