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取现代性经验中的新乡土

乔叶的《宝水》展现了新农民、新乡村建设等新乡土性的特质。地青萍和宝水村在“听”与“被听”的场域中完成社会责任使命和个人心理救赎的有机统一，也体现了乔叶对于农民现代性身份焦虑的思考。乔叶“扑向大地”，从农民个体生存状态出发的聆听姿态是可贵的，明晰与警惕现实中同样存在着的“失声”村庄的问题，也将有助于促进农民身份认同和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如若以视觉为中心介入《宝水》，映入眼帘的日常生活未免有些过于琐碎、俗套和缺乏新意，小说的深度和艺术性难以被撷取。但如果从听觉的角度入手，就会发现乔叶巧妙地运用纪实般的现场听觉收录，将叙事技巧融合到听觉系统中，情节架构一目了然。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使用听觉叙事这种工具，揭示乔叶的《宝水》隐藏了哪些不同的声音，从多角度补充读者对《宝水》主题意蕴的理解。

一、听觉空间与乡土的不同归宿

（一）宝水村：借“听”寻“根”

声音携带着情感和文化记忆，土话和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乡音乡语更是重要的人际关系润滑剂。以土话作为连接“乡村”和“城市”的线索，丰富了新乡土小说的表现形式。《宝水》通过表现叙事者对土话的态度转变，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话深刻联系起来，寻找现代性经验下个体的“根”。

对待土话的态度变化体现了乔叶对土地意识和土地情怀的重构。象征着乡村的土话，在地青萍接触城市时产生了陌生而厌恶的感受，她将其认定为“落后”“腐朽”和“愚昧”，理应遭到摒弃。她萌生了“洗心革面”的想法，费尽心思逃离故土，投奔城市。但现代城市使她像一棵无“根”的稻草在风中摇曳，亲人的相继离世又使她失去归属感，出现了持续的失眠症状。地青萍开始寻找救赎，她发现土话从备受嘲弄的狗皮膏药转变为宝水村的通行证。她开始重拾这熟悉又陌生的土话。所谓“家乡是离开才能拥有之地”，在城市里迷茫、陷入对自身身份怀疑的地青萍，在宝水村找到了久违且有根的共情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与其说乡村接受地青萍等人的改造，实现了乡村脱贫，毋宁说知识分子下乡获得精神与身体上的抚慰。在宝水村的经历丰富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学识，被改造的乡村也给予了他们回馈：现代化带来的异化感得到了缓解，各种症候得到了疗愈。他们对老家、祖辈、根的心结得以解开，对血缘、地缘、对生命以及对自我都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直至见证九奶离世，地青萍已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已然将心结的枷锁打开。此时土话作为一条维系亲情和友情的纽带，已经彻底融入进她潜意识世界中，它也已经移情，可以代表乡村。

新乡土的经验带给我们启示。以“听”与“被听”建构场域，将土话和方言作为线索可谓精妙：土话是宝水村传递的“声音”，宝水村“被听”；地青萍通过“听”土话获得了“根”。就像德里达在《声音与现象》中所说：“如果人们被别人听见，也就是使得别人在我造成了‘被听见一说话’的形式下在自我中直接地重复。”也就是说，向他人说话，意味着听见自己说话，被自己听见，“被听见—说话”形式不断重复。她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参与又获惠，完成了社会责任使命和个人心理救赎的有机统一。作为乡土题材小说，《宝水》的寻“根”主题毋庸置疑，但较之寻根小说的“根”又有现实性、现代性和个体性的不同处。相对于“寻根小说”关注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宝水》更贴近当代社会现实。它寻的“根”更多指的是现代性经验下个体的心理归宿和当代乡土生活的根源。它与当代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农民生活的现状息息相关，揭示了乡村社会的变革。

（二）福田庄：不能“被听”的“他者”

《宝水》所传达的人物与宝水村之间“听”与“被听”的互惠互利关系令人深思。但乔叶创作中显然存在着矛盾的状态，隐于“被听”的矛盾面—无法“被听”场域中存在的“他者”乡村的问题。“他者”是后殖民理论中的一个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呈现的概念，目的是以一个相对概念的“他者”来突出“自我”的权力中心。在中国近百年的文学主流历史中，乡土文学占据着无法撼动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乡村也在逐步踏上变迁的征途。面对与小农经济截然不同的生活经验和日益凸显的现代性问题，人们越发渴求文学能够真实而全面地表现新的农村现实。但仅仅聚焦于那些具有冲击力、“听者众”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全面的审视与聆察必须深入到那些被忽视的角落，比如《宝水》中“听者寡”的福田庄。本文中，“他者”指的是那些处于主导地位对立面的、尚未经历大规模建设、处于附属地位且常被遮蔽的村落。

福田庄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他者”的“失声”客体。福田庄因田多田好、庄稼旱涝保收得名，却难逃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审判—为了服务城市而拆卸殆尽。“现代生活锻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体，锻造出他们的感受，锻造出他们的历史背影；同样，这个现代个体对现代生活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想象和经验。”（汪民安《现代性》）现代性的历史性时间浪潮不断使人回味与激发复杂的体验，福田庄的声音不断在地青萍记忆回溯时响起，她在宝水村总会无意识地随意拿福田庄作比较，甚至直言：“我在宝水村做的这些分外之事，在本质上好像就是对福田庄的弥补性移情。”福田庄农民的匆忙、草率退场，存活在他人记忆的阴影里。众所周知，语音具有独一性，宝水村每个村民都在用不同的语言风格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也是宝水村富有魅力的原因。但在福田庄，除地青萍叔叔外，甚至连几句真正的农民声音都难以听到，泥土之声倒反天罡成为稀有之物。地青萍等“外来人”所能得到的乡村真实大多浮于表面，与真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保持了距离。在宝水村进行农家乐试验获得一定成效后，他们甚至直接生搬硬套在“半身不遂”的福田庄身上。这使得福田庄形成了一种“聋人不能说”的现象：它形似一个失聪的人，别人比画、指挥什么就照做什么，同时它难以发声。乔叶使用了非虚构写作去营造宝水村主观在场的体验，但相比之下更彰显福田庄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痛述城市文明给人带来的压抑与折磨而构建出来的异托邦。这暴露了乔叶对现代化中的传统农民塑造经验的缺失，新乡土性不完全，即部分仍反映出传统乡土小说中的城乡对峙，并没有完全呈现新乡土小说城乡融合的趋势。

二、听觉与叙事建构

（一）叙事语言、姿态与“聆听”

语音是语言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充分利用声音叙事可以弥补叙事语言在生活气息上的不足，丰富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同时，也能拥有灵动的表达效果。扎实地植根乡村土地造就了小说朴实而具有野性的叙述语言。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话语栩栩如生，这些话语被沉浸式地铺陈出来，由叙事者带领读者一同聆听这陌生而新奇的乡村生活话语，人物间交流起来甚至将姓名都予以省略，只剩下不同人物个性化的对话交织。家庭纠葛、领导探访、置办开设旅馆、烧纸钱、喜葬等丰富复杂的生活体验，以庞杂的口语形式生动地再现了民间生存的真相。夹杂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说话者的神态、脾气和性格一目了然，宝水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也随之而出。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与景象，通过宝水方言的独特韵味和贴近生活的叙述方式，生动地传达了鲜活个体的生命体验。与传统叙事学以中心视角为主导不同，声音景象叙事更加贴近自然，洋溢着野性与趣味。即便采用朴素的语言，它也能迸发出强烈的情感力量与深邃的思想火花，其审美价值不言而喻。再者，方言的日常表达更符合乡村叙事的需要，也与农民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表达十分契合，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表达内心所思所想，这也奠定了文本的朴实基调。乔叶确实以不懈的求索韧性，深入探寻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功与失败、进步与不足，积累了各种经验的同时，还丰富了人生历程。正因如此，她的语体风格才显得相得益彰，更具独特魅力。

乔叶的创作体现为一种“扑向大地”的聆听姿态。她之所以能把新乡村建设“听”得如此真切和纪实，是与她为创作《宝水》而长达八年的“跑村”与追踪变化的“泡村”的经历不可分割的。从甘肃、贵州到江西、浙江，再到老家河南，从豫东、豫西再到豫北，乡村经验可谓是纷繁复杂、新旧杂糅，最终锁定在几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以兴办农家乐为特色、处在建设与转型过程中的旅游型乡村。小说中地青萍退休前所在的象城和福田村、宝水村所在的予城，实际上就是河南“豫”字的拆分，这也象征着乔叶作为一个河南作家，落叶归根在“豫”。乔叶最大的叙事姿态就是聆听，她日复一日地“泡”在村子里，倾听并记录着朴实的村民们唠的家常。这些村民包括留守的村民、离乡进城的农民以及返乡的“新农民”，涵盖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即各行各业的各色人等，他们的沟通与交流为乔叶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这些所谓的“完全敞开自身以倾听他者的声音”（耿幼壮《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的经历，体现着乔叶渴望将自己曾经的生命体验落地成根，保留情感和思想表达带来的在场性体验，把乡村特有的厚重而又绵长的伦理道德、家长里短、变化变迁呈现出来。

（二）叙事话语与听众

《宝水》展现了乔叶所定义的“新”乡土小说的特点，它不仅涵盖了传统乡土小说所强调的“揭示乡村文化氛围”“描写农民文化性格”以及“揭示民族心理文化结构”，更着重于对当代乡土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即关注农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农民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事实上，《宝水》跳脱了纯粹的“农耕文明书写”，它还反映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现象，如农村留守儿童、农民返乡创业等。《宝水》的新乡土性更强调个体的精神状态和生存感受。人物不再局限于传统农耕农民，而是扩大到返乡创业的新农民、驻扎乡村的技术人员、外来务工人员等不同“新”农村中的群体，以展现转型中的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这也消解了部分传统乡土小说强调家族和民族集体认同、传统价值观念传承的宏大叙事。

乡土小说始终绕不开一个核心议题：它的讲述对象是谁？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诞生的人民文学和左翼文学传统，到抗战时期的“文章下乡”运动，再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人民文艺”方向，以及后来“赵树理方向”的提倡，直至莫言提出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念……受众问题一直是文艺领域讨论的重要话题。由《宝水》可鉴，21世纪的乡土小说也不例外，“新乡土”的特质落脚在“为民间发声”上。乔叶曾提醒自己，“当你自持着一个精英视角傲慢地去框定乡村时，也许是有点儿危险的”（乔叶《贴合乡村的骨骼去生长》）。她警惕那些以知识分子视角去界定农村、改造农民的行为，避免陷入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当中。

《宝水》的民间话语叙事是讲给那些有志于建设故土的农民、有志于扎根农村的知识技术人员听的，还是讲给受困于现代性冲击的劳作者听的？当地青萍所听所见的宝水村现实和暗线福田庄的思绪与追忆交叉重叠，一方面，听者能够感受到叙述者情感态度的起伏变化，包括喜悦、悲伤、困惑与焦虑，从而深入理解乡土传统与现代变迁之间的复杂纠葛；另一方面，通过以失眠症为隐喻的线索，引发出对碎片化记忆往事的追溯与回味。地青萍从目击、见证逐渐转变为参与、介入。将乡土生活简化为更为单纯的生活事实，能够显现出生活的质朴性和本真性。在这种在场性的对话中，地青萍从初来乍到的“内聚焦”转移到村民嘴边唠嗑的“内聚焦”，再到逐步成长为一个知晓宝水村全貌、对老家和自己释然的地青萍的“零聚焦”，叙事者不断拓宽听众的感受道路，冷眼旁观的知识分子在经受洗礼后也会转变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在场农民。乔叶以所听、所见、所得的体验作为根基，从农民个体生存状态出发，“贴着风土人情”去介入乡土现实，这展现了她对现实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怀精神，由内向外发散揭示社会问题。

《宝水》的新乡土性特质在听觉叙事的剖析下一览无余。乔叶在现代性寻根主题中展现了新农民和新乡村建设的风貌：扎根、跑村、泡村体现出她对故乡之“根”的追求，通过听觉场域叙事展现乡村建设和个人追忆的交错，展现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言语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呈现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命运。同时，其警醒我们的还有不能忽视现实中那些被遮蔽的“他者”乡村，要敢于无声处听惊雷。我们不禁反思当代乡土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每一个乡土小说作家都应在体验生活、创作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反思现代性对乡村生活的影响，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农民身份认同和转变的问题，以“俯下身子，拥抱土地”的叙事姿态促进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