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美学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接受”环节的重塑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这篇论文中有一段有力的论述，他认为如果接受美学的“接受”越多，比较文学的“接受”也就越少。本文从这一论述出发，通过分析接受美学的“接受”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接受”的内涵差异，具体阐述为何接受美学的“接受”越多，比较文学的“接受”就越少，进而发掘接受美学介入比较文学的可能性，以及具体方法。

一、影响研究中“接受”的含义

乔纳森·卡勒在《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它的大致意思是：当然，已经发生的是理论上的重新定位，它产生了一种新的接受概念，处在关键系统中的不同位置。但是在我们的比较文学学者买香槟去庆祝他的新中心地位之前，他应该注意到，接受越重要，越涉及期待视野，比较文学领域的接受也就越少。这个概念不再与超越国界有很大的关系。在这里我们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接受越重要，越涉及期待视野，比较文学领域的接受也就越少呢？

乔纳森·卡勒这一段话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当属“接受”，在比较文学二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比较文学发展出了两大学派：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法国学派崇尚影响研究，美国学派崇尚平行研究。乌尔利希·韦斯坦因在其《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一书中指出：“首先，我们要强调，在人们所说的类同或平行研究中，并不存在影响的问题，而只有‘亲和性’（affinity）或‘假’（false）影响。”也就是说，“影响”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无关，它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关注的重点，而与“影响”相对应的“接受”自然也是影响研究所需要关注的了。

这样，我们就将乔纳森·卡勒这段话中的“接受”圈定在了影响研究之中。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界定影响研究所说的“接受”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内涵呢？接下来，笔者将要论述影响研究中“接受”的两重含义。

（一）接受者作为作者和作品

事实上，倘若我们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下进行再分类，我们可以进一步分出三种研究方式。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写道：“梵·第根认为，任何一个影响研究都必须沿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这条路线追根溯源。”也就是说，梵·第根将影响研究进一步分为和“放送者”有关的“誉舆学”，和“传递者”有关的“媒介学”，和“接受者”有关的“渊源学”。这种“渊源学”虽然在研究对象上是接受者，但是倘若我们究其本质，便会发现“渊源学”似乎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也仅仅是停留在研究对象上。“渊源学”是从接受者出发，去追索放送者。也就是说，接受者只是研究的对象，就像“渊源学”中的“渊源”二字一样，影响研究的学者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接受者怎么样，而是从接受者入手，去溯源接受者所接受的渊源在哪里？接受的来源是谁？不仅如此，作为研究对象的接受者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并不是作为读者去研究他的。梵·第根在他的《比较文学论》中写道：“人们渐渐地感到需要一种更完全得多的引证；一种对本文的更深切的研究；一种对于在当时读者甚多的，把大作家一一联系起来，培养这些大作家并解释他们的，那些平庸的作者们的，深深的注意；以及一种更详细更客观的历史意识。”在这里，接受者是作为作者出现的，而与作者一起出现的还有那“对本文的更深切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影响研究中“接受”的第一层含义：接受者并不是读者，而是作者。研究接受者，并不是研究接受者作为读者的反应，而是去追溯接受的渊源。换一个词，是另一个作者。研究接受者的重点不在于读者，而是作者和作品。

（二）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

其次，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研究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包含了“接受”的第二层含义。比较文学似乎在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充满了危机。费尔南·巴尔登斯伯格在他的《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比较”二字的质疑：“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绝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在这里，费尔南·巴尔登斯伯格否决了一种随意地对两个对象间主观臆想的类似点的比较。那么，法国学派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同为法国学派代表人物的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在他的《比较文学》一书中给出了回答：“把不同类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拢进行比较，这不等于比较工作……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学派所关注的是两个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它的研究目的是描绘出文学传播的路线。这就要求比较文学学者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去证实某种事实联系。这些材料必须是可靠的，也正是从这些可靠的材料出发，我们才能还原出在过去的历史中真实发生过的两个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众所周知，法国学派深受历史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但是，杨乃乔的《跨国文献学的考据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域—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翻案》一文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在法国历史传统上，对文献档案的重视及其专业知识分子的培养，曾运作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而高度政治化与权力化……我们了解了法国高等教育史的发展历史传统，就理解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以文献学捍卫自己生存尊严及权力的合法性和必然性。”重视考据，实证的法国文献学派由来已久，他们本身就是法国学术界的一支劲旅。他们自比较文学诞生以前就已经在整个法国营造出一股崇尚文献学考据的浓厚氛围。比较文学在法国诞生之初就引起了其代表人物对“比较”一词的批判性思考，费尔南·巴尔登斯伯格很早就已经否认了那种主观臆想的随意比对，而在法国，重视文献学研究的浓厚氛围自路易十八世授命建立巴黎文献学院以来，就弥漫在整个法国，它深刻地影响了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形成，并最终导致了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所说的“国际文学关系史”。而在这种“国际文学关系史”中，“接受”的事实联系被抬高了，审美联系被压抑了。而这则与笔者后文将提到的接受美学的“接受”大相径庭。

现在，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接受”具有两重含义：一是重在作者和作品的接受，二是重在文学事实联系中的接受。这种特点将会给接受美学对影响研究的“接受”环节的重塑留下巨大的空间。

二、接受美学中“接受”的含义

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接受美学诞生前，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就已经饱受争议，其中最著名的恐怕就要数1958年雷内·韦勒克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教堂山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中所作的《比较文学的危机》这份报告了。雷内·韦勒克认为法国学派对事实联系的追求导致了一种“外贸交往”，它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外部研究，而无法切入文学作品的内部。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意图从整体上颠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不同，接受美学似乎可以在影响研究内部重塑“接受”一环。

接受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汉斯·罗伯特·姚斯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接受美学的领军人物。笔者将在下文依次介绍接受美学中“接受”的两重含义。

（一）接受者作为读者

首先，如果说影响研究的“接受”重在作者和作品的话，那么接受美学的“接受”则重在读者。汉斯·罗伯特·姚斯说道：“在以往的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看来，作家和作品是整个文学进程中的核心与客观的认识对象，而读者则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它（读者）自身就是历史的一种能动的构成。”（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在文学的整体进程中，作品和作者固然重要，但是，读者同样重要。没有读者，作品的意义不会生成，文学史也不可能延续。汉斯·罗伯特·姚斯进一步为读者的接受创造出了一个专有的学术名词：期待视野。胡经之主编的《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对它的定义是：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本文及本文创造的预期结构。每一个读者在接受一部文学作品前都会有一个“前理解”，也就是理解前的理解，每一个读者都具有一种知识结构，不同读者的知识结构将会在读者与作品的接触中诞生出不同的意义。除此以外，这种“期待视野”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不同时代的读者拥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与之相对应的，不同的读者也必将会对同一部作品做出完全不同的阐释。这种对读者的接受之维的关注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所不具备的。

（二）接受美学对历史之维与美学之维的调和

其次，如果说影响研究所关注的是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的话，那么接受美学则试图在历史与美学间构筑起一道桥梁。对于法国学派的弊病，美国学派曾经通过激进地贬损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推崇文学现象间的美学联系的方式予以拨乱反正，但最终还是坠入到无限放大学科边界的窠臼中。汉斯·罗伯特·姚斯的接受美学本身就是为了调和历史与美学之间的对立关系而诞生的。应该说，在汉斯·罗伯特·姚斯所处的时代，欧陆的文艺理论界，实证主义的文学史和精神史的文学史正处于水火不容的境地，前者认为借助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寻找到一种纯客观的文学史，而精神史的文学史“主张一种非理性创造的美学，它力图在非时间性的思路和主题中，寻找真正属于文学和艺术的内聚力”（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汉斯·罗伯特·姚斯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在那篇著名的《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一文中，他说道：“美学蕴含存在于这一事实之中：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其中明显的历史蕴含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汉斯·罗伯特·姚斯通过引入读者的接受之维，成功地调和了历史与美学之间的对立。当一部作品被第一位读者所理解时，它的审美价值通过与过往的文学史中的作品的审美价值进行对照，从而确定了它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会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被一代又一代读者不断地阐释，不断丰富。而它的历史意义也会在历史进程中被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史绝对不是纪念碑，它是变动不居的，因为每一代读者都会通过对当代作品和过去作品的对照而重新确定其审美价值和历史意义，从而重新确定文学作品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总而言之，法国学派影响研究过于重视考据与实证，力图寻找文学现象间的事实联系，而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过于重视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力图寻找文学现象间的审美联系。而接受美学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是否可以有所启发呢？以上，我们已经讨论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接受美学二者在对待“接受”这一环节的差异。事实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并不是对比较文学的取替，而是接受美学对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一次重塑。

三、接受美学对影响研究的介入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讨论既然接受美学与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在关于“接受”的如此多的方面持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可否将接受美学关于“接受”的一系列观念引入到影响研究之中从而重塑影响研究呢？

答案是肯定的。通过引入期待视野的概念以及强调读者的接受之维，我们可以对传统的影响研究进行开拓。

首先，“期待视野”因人而异，又因民族而异。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读者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会因为经济发展差距、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拥有着不同的“期待视野”，由此会导致两个不同的民族在同一个时代接受同一部外国作品时产生很大的不同。由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不同的接受者接受同一部外国作品的差异展现二者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审美取向等。

其次，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因为时代的不同，不同时代的读者会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而相同时代的读者因为个体人生阅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会拥有不同的期待视野。由此，我们可以研究同一部外国作品在中国传播时，不同时代的读者不同的反应，他们各自在对同一部作品的接受中做出了哪些不同的反应，又是怎么影响他们后来的创作的。但是，这种研究不会仅仅局限在文学现象的事实联系上，我们可以引入美学之维，从不同接受者在接受同一部外国作品的影响后的不同的反应，以及之后的不同创作中去发现接受者与接受者之间不同的创作个性以及审美取向。

无论怎样，接受美学对比较文学的介入都完全可以说是接受美学对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一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