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在摇曳，生生不息

周瑄璞，一位出生在河南的陕西女作家，著有《多湾》《日近长安远》《芬芳》《隐藏的力量》《我的黑夜比白天多》《像土地一样寂静》等作品。这位“70后”女作家作为文坛上的后起之秀，曾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长篇小说《芬芳》以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为社会背景，以前杨村的发展变化为重点描述对象，围绕杨引章和杨烈芳兄妹二人的成长经历，关注人物命运和时代发展轨迹，彰显女性书写的独特意义。

一、女性形象的画卷图谱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男性作为社会主体构建起整个话语体系，女性处于匿名和失语状态。随着社会发展，父权文化解体，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女性文学思潮也不断涌起，打破了长久以来禁锢女性的枷锁。作家周瑄璞立足过去以及当下的女性处境和女性地位，保留人性的纯真至善，谱写了中原大地上的女性坚韧与顽强的新篇章。

（一）忠贞、坚守的传统女性

男尊女卑思想在传统社会根深蒂固，让部分女性在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伦理的长期桎梏下变得异化和扭曲。比如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的婚姻被父母当作金钱交易的对象，在父权、夫权、族权三大权势的压迫下，又在情感和财富的双重依赖下，曹七巧逐渐从单纯的少女转变成变态、恶毒的母亲：自己得不到幸福，就要亲手毁掉儿女的幸福。相较于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异化，周瑄璞保留了女性的至善至美。《芬芳》中的白氏，作为传统女性的典型，她虽没有上过学，大字不识几个，却一直恪守着人妻本分、父母之责，兢兢业业地为家庭操劳，遵从伦理道德，面对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家暴，她也可以一忍再忍，继续负重前行。周瑄璞没有让受到压迫、忍辱负重的白氏变得人格异化或者心理扭曲，而是将人物赋予悲剧结局，即用自杀的方式让白氏体面地结束她悲苦的一生。

同样身为传统女性的春棉，拥有着和白氏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不一样的人生结局。春棉和白氏的共同点，就是她们都是想依赖丈夫而不能的人：白氏与丈夫的婚姻名存实亡，春棉丈夫因为中风而瘫痪在床，她们二人都扮演着独立承担家庭责任的角色。在春棉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妻子的忠贞不渝：她为了给丈夫治病，在全国各地寻医，知道此病无药可医，也没有产生离婚的念头。

由此来看，周瑄璞在保留女性原始深处善与美的同时，又呈现出前杨村传统女性的压抑与悲苦，彰显了这些传统女性的坚韧与顽强，传达出作家对女性的人文关照。

（二）独立、清醒的现代女性

《芬芳》中的现代女性，是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自我蜕变的。她们慢慢地找回了丢失已久的女性主体性，自我意识也渐渐觉醒。这种意识的觉醒在女主人公杨烈芳身上有着最明显的表现。小说中的杨烈芳，一个从前杨村走出去的现代女性，既勇敢又独立。杨烈芳虽然聪明好学，但是穷苦的家庭生活不足以支持她和哥哥两个人同时上学，所以为了哥哥引章，她每天都在绞尽脑汁地赚钱，以供哥哥求学读书。同为女性的身份，让怀有悲悯之心的周瑄璞给予她全新的命运—成为人人羡慕的县里工人，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轻松拿下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的女性。不同于白氏、春棉这类的传统女性，她不依赖男性而生活，经济独立，勇敢自由。不论是当玩具厂的仓库保管，还是自己在西安开玉器店，或者是成为小有名气的美食达人，都能表现出她惊为天人的商业头脑和强大的执行力。当亲人和朋友遇到问题时，关键时刻她能挺身而出；在爱情面前，她又能时刻保持清醒，可视为当下社会某些女性的缩影。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家庭伦理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家庭关系在叙事小说中占有突出地位。《芬芳》中的素芬，遭受丈夫的嫌弃，婚姻几近破裂。在那个年代的农村，一个女人离了婚还要带着孩子一起回娘家，不仅要受到流言蜚语的攻击，生活上也会困难重重。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婚，并凭借精巧的手艺在县城里开裁缝铺立足，独自将小秋抚养长大。这种单亲妈妈形象的确立，既能深化现代女性形象的轮廓，又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像素芬这类的女性，在面对已经变质的婚姻时，首先想到的受益人是自己，不是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也不是担心自身会受到流言蜚语的攻击。这种本我意识的觉醒，淡化了男尊女卑观念，冲破了传统封建社会的枷锁，并在传统与现代的动态转化过程中表现出女性追求独立人格的合理性。

就小说文本而言，无论是传统女性还是现代女性，作家都试图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去描写女性的生存困境与生存状态，更是以一种女性看女性、女性同情女性的姿态书写女性的成长与蜕变。周瑄璞怀着一颗怜悯之心淡化故事悲剧，在舒缓的叙事节奏中让女性在城乡二元对立、在自我挣扎与本我意识觉醒中逐步实现人格独立，彰显女性书写的庄严性。

二、女性书写的叙事特色

《芬芳》通过全知全能的非聚焦叙事视角和具有地域色彩的日常语言叙事，深度刻画了前杨村女性的悲剧，强烈表达出她们渴望改变命运的自我努力，形成传统与现代、城与乡的二元对立，也呈现出女性在时代变革下表现出的新的精神面貌和生存境遇。

（一）非聚焦的叙事视角

《芬芳》运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也可以称为非聚焦型视角。“非聚焦又称零度聚焦，这是一种传统的、无所不知的视角类型，叙述者或人物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的故事，并且可以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因此非聚焦型视角又称‘上帝的眼睛’”（胡亚敏《叙事学》）。在这种上帝视角下，叙述者可以观察一切，主宰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例如，小说文本中的楔子部分：“也就是几天前的事，将本打算相守一生的两个人变为路人。杨烈芳说一不二，她认准的事，没有人能够改变；她想要做的事，没有人拦挡得住。”小说开头部分就以全知的视角向读者说明杨烈芳的婚姻走向—结婚又离婚，同时也透露出杨烈芳的性格：做事情有自己的主张，敢想敢做。

非聚焦型视角能够以多方面、全方位的视角构建人物的多重肖像。无论是饱经风霜的传统女性，还是精明能干的现代女性，作家都以女性的敏锐深入女性的内心世界，洞察女性每一个细微的心理变化，如小烈打算去新疆的小心翼翼，小蝶想和伙伴一起去深圳的决绝等情节，不仅能够带动故事向前发展，将情节发展推向高潮，也展现了不同女性不同命运的走向。

（二）平白朴实的叙事语言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芬芳》采用平白朴实的叙事语言，在舒缓的故事节奏和平淡的生活叙事中叙述女性的日常生活，在细小平凡的日常化描写中彰显女性的性格。

人物对话日常自然，具有鲜明的河南地域色彩是小说的显著特色。例如，“人要紧，他才三十，这样坐着不是个事，他能动能走了，也是恁娘儿们的福气”。这是前杨村队里人和春棉的对话，其中的“恁”，通常表示“你”或者“你们”，主要在河南及周边地区使用。再如，在春棉拉架子车带着丈夫杨全仁看病的路上发生争吵时，路上的社员劝解时说的话：“再不能这么急燎吷人了。”“吷”，在河南方言中意为“骂”，意思是不能再这样骂人了。这两个场景都发生在杨全仁中风瘫痪之后。只要把丈夫的病治好，春棉的日子再苦再难也有奔头儿。得知无药可医后，二人决定返回家中。回家的路上，夫妻二人发生口角，才有了这样一幕。原本幸福的生活转眼间烟消云散，春棉不仅要照顾家里的孩子，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她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全部职责。日常真实的语言设计让春棉的苦难形象变得立体，也将中原女性的坚韧顽强表现得具体生动，增加了女性人生苦难的艺术感染力。

叙事艺术上的独具匠心，让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趋于圆润和饱满，再加上平实质朴的语言，既直白、简单地还原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苦难，又保留了生活本色，让作品更加真实，也让女性的生存困境变得更加立体。

三、女性书写的价值

世纪之交，邵丽、乔叶、傅爱毛、梁鸿等河南女作家大批涌现，她们在叙写河南乡土的基础之上将创作眼光聚焦在女性身上，形成了一道道河南作家女性书写的亮丽风景线。受后现代主义冲击波的影响，这些女性作家从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出发，不经意间流露出女性独特的生存体验。周瑄璞身为出生在河南乡村的陕西作家，她既承续了20世纪90年代河南作家女性书写传统，又让女性经验书写更加多样化。

（一）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关注女性生存困境的传统

一直以来，女性书写都离不开对女性生存状况的描写，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生存境况得到普遍关注。例如，邵丽在《金枝》中展现出来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傅爱毛的作品中呈现出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以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同情。与其他河南女作家不同的是，在世纪之交执笔写作的周瑄璞，对故乡仍有着深深的眷恋，她用诗意化的语言描写儿时记忆中的故乡，既关注女性生存困境，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以往乡土社会的美好。

小说第三章《过道女皇》中一女侍二夫是杨天德一家不可宣扬的秘密，周瑄璞没有着重揭露这一丑陋行为，而是给这个无法言说的秘密赋予生活的希冀。在这背后隐藏着的同样是作家对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还没有哪个时代的女性写作像今天这样，对底层女性的生存境况的关注和书写如此真切、丰富和深入，深具社会性别意识、人文情怀，同时也具有深切的文学自觉。”（张莉《社会性别意识的彰显—论新世纪女性写作十年》）周瑄璞用深邃独到的文学眼光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传统，又为21世纪女性写作开拓了道路。

仔细品味《芬芳》就会发现小说中的女性结局并没有表面上那么美好。女主人公杨烈芳看似家庭美满，但是二婚重组的家庭缺乏爱情作为支撑；小秋，大学毕业后考上省城的编制，追求着独立与自由，但是她从小在缺少父爱的环境中长大；中年时期的金环，享受几个女儿们带来的福气，但是一生都陷入想生儿子而不得的旋涡。周瑄璞试图通过众多女性命运的结局，探寻女性生存困境，同时也引发了女性问题该如何解决的深思。

（二）丰富了河南文学的女性书写

河南女性作家的创作既离不开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也离不开她们丰富的人生阅历，更离不开多年来她们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创作风格，在她们身上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体性意识。例如，乔叶的早期作品《我是真的热爱你》中大胆地将女性书写深入身体和欲望层面，并在一系列小说中创造了怨女形象。计文君、傅爱毛等作家也自觉关注女性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诉求，在作品中折射出女性内心情感的变化。

《芬芳》的女性书写则体现在作家对乡村女性成长与蜕变的动态描写中，周瑄璞用清新、明丽的笔调描绘了中原女性离去又归来式的人生轨迹。在她的笔下，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下的附属，也不再是符号化的存在。她在女性的生命体验之上弱化女性苦难，淡化性别意识，从灵魂深处探寻中原女性的精神本源。小说文本中的现代女性既追求人格上的独立又追求精神上的自省，摘下了男人附庸的标签，没有因为受到现代化社会的蛊惑而丧失人格。这为女性写作提供了真实、有效的切入口，同时也集中表现出女性对命运的主导、对真挚爱情的追逐以及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捍卫。

周瑄璞将真诚视为最大的文学力量，不矫揉造作，不夸张浮躁，既还原历史又叙写现实，风格温暖而明亮，让河南文学的女性书写呈现出新样貌、新姿态，也将女性书写推向新高度。

《芬芳》既是一部书写女性成长的小说，又是一部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佳作，能够被列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关注的第二批作品。这必然少不了女作家周瑄璞的叙事智慧。《芬芳》中没有英雄人物，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的小人物。故事中的女性们依靠自己的双手筑建自己的家园，即使困难重重也依旧坚守初心，自尊自爱，自信自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用心地活着。《芬芳》以乡村女性破茧成蝶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为女性打上坚韧隐忍、强劲有力的人生标签，展现了21世纪以来女性自我成长的精神烙印。《芬芳》不仅丰富了河南文学的女性书写，还勾勒出21世纪以来河南文学的女性书写轨迹，让女性书写得以发挥更大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