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坟

清明时节，如丝的细雨，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山间，打湿了大地，打湿了人们的心灵。带着虔诚的心情，我踏上那条熟悉而陌生的山路，去祭拜大山深处那座神秘而充满传奇的孤坟。

沿着蜿蜒的小径，穿过茂密的山林，那座孤坟渐渐映入眼帘。它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被野草和杂树所环绕，伴着布谷和夜鹰的啼鸣，显得那么孤独而凄凉。

孤坟的主人，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人，至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同疤子”。为何叫他“同疤子”？我一直充满好奇。后来一些老人说，因为他的乳名叫同娃子，脸上有一块很大的疤痕，加之他平时显得有些木讷，又娶不到老婆，成了当地人心中“傻瓜”的代名词。记得小时候，大人们只要自己的孩子调皮捣蛋不争气，就会不自觉地骂上一句：“你怎么像同疤子！”于是，孩子们就会委屈地哭起来。

带我一道祭拜这座孤坟的是已经85岁的老支书赵喜德，他辈分高，经历的事情多，是村里的活字典。看到我疑惑而凝重的神情，他叹了一口长气，然后说：可怜啊，我们这一带就他无人续香火。多数人也像你一样，只知道他的外号，不知道他的真名。其实他的真名叫赵从树，按辈分你应该叫他祖祖了，他是一个值得所有人敬重和怀念的人。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起孤坟主人充满传奇而曲折的人生。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两河口建立苏维埃政府，15岁的赵从树与村里十多个孩子一起参加了童子团，为红军站岗放哨、传送情报、照顾伤员。1933年冬，四川军阀刘湘组织20余万兵力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赵从树和童子团的伙伴们随红九军二十五师参加万源保卫战。战前他带领5名童子团成员到草坝场摸敌情。一天深夜，他们悄悄潜伏在一家住着国民党军队的地主院子后面，夜深人静时，发现敌人睡得正鼾。他灵机一动，带领几名童子团员，从一家做鞭炮的人家赊来几十串鞭炮，又砍来几捆爆竹，全部堆放在地主大院后面，侦察无动静后，一起点燃。随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爆竹声响起，童子团员们举起梭镖和假盒子炮冲进院内，齐声高喊：冲啊！冲啊！缴枪不杀！睡梦中的30多名敌人被吓蒙了，穿着裤衩跑到院坝乖乖举手投降，成了俘虏。这一战例很快上了《川北穷人》报的头版头条。许世友副军长接见几位童子团员时，拍着赵从树的肩，幽默地说：你小子人小“鬼”大呀！从此他又多了个外号：“鬼精灵”。童子团员们的智慧和勇敢精神当时在红九军传为佳话。当地群众还根据这个故事编了一首歌谣：“田颂尧矮冬瓜，刘湘是个笨王八，正规队伍不用上，几个细娃活捉他。”

第二年，几位童子团员同时编入红军队伍，赵从树被编入特务连，负责警卫王坪红军总医院。他不仅站岗放哨，还帮助其他战友抬担架，为伤员包药、擦伤口，深得官兵喜爱。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还亲自用毛笔为几位小红军书写嘉奖令。

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进发，与中央红军会师。经过广元战役、陕南战役，取得强渡嘉陵江胜利。每一次战前，赵从树都装扮成讨口子深入敌后收集情报，多次立功受奖。因为他立功受奖太多，战友们又戏称他为“土豪”。

吃饱穿暖是贫穷巴山儿女的向往。“打到成都吃大米”是最具诱惑力的一句口号，也是张国焘错误指导思想把红四方面军几乎引入绝境的转折点。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取得绥崇丹懋战役胜利后，迅疾占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逼川西平原。红军一系列军事行动引起国民党高度重视，蒋介石急调四川军阀刘湘的主力部队阻击。11月中旬，红军与川军在雅安名山百丈关展开激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红军将士英勇顽强，浴血拼搏。经过七昼夜激战，赵从树所在的特务连子弹打光了，便在山谷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全连官兵大多数壮烈牺牲，他的左脸被敌人砍掉一块肉，昏迷后滚下山崖。战友们都以为他死了，无人抢救，也无人寻找。

不知是上天眷顾，还是他的生命力顽强。两天后，一场大雨让他奇迹般地苏醒过来，身边既无敌人，也无自己的战友，只有呼啸的森林和鹧鸪的凄呜。他摸摸自己的左脸，敌人砍下的肉皮还在腭下，伤口的鲜血已经凝固。寒冷、伤痛、饥饿使他几乎陷入绝望。此时，树林深处挤出的一道阳光，把鲜血染红的领章照得通红。他摸摸模糊的伤口，再摸摸鲜红的领章，一股无形的力量从心中升起。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跟着红军打老蒋，让父老乡亲有饭吃。

天又亮了，饥饿让他忘记了伤痛。他灵机一动，扯下脸上未掉的肉皮和着野草咽了下去，又艰难地爬行到小河边，捧起冰凉的河水喝了个痛快。信念支撑他艰难地爬行着、爬行着——终于他爬上一条人行道，碰上一位藏族茶农。藏族阿爸确认他是红军战士后，悄悄将他背到茶场茅屋隐藏起来，每天给他送玉米糊、野菜汤，用藏药给他包扎伤口。两个月后，他奇迹般地痊愈了。阿爸劝他留下一起种茶，包他有饭吃。经过几天激烈思想斗争，他毅然决定去找自己的队伍。好心的阿爸为他准备好干粮，流泪送他上路。

他找啊找，一路找到天全、芦山，却不见自己队伍的踪影。当地人说，红军队伍在这里驻扎过，但早已走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清楚。此时，他记起当年红军离开通江时，首长给乡亲们告别时说过：“我们还会回来的！”走投无路之际，他决定回老家通江碰碰运气。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群山茫茫，厚厚的积雪掩埋了原本荒凉的道路。他不知道回自己的家乡通江该走哪条路，只能凭记忆，赤着脚，穿着被鲜血染红的麻布单衣，沿着来时的雅安方向蹒跚前行。渴了喝雪水，饿了吃山果野菜，天黑了睡岩洞。五天后，历经艰险走到雅安，见到了烟火，他似乎看到了归队的曙光。

天有不测风云。哪知雅安是军阀刘文辉的地盘，到处都有国民党军队设点盘查。他只有扔掉自己的血色军装，披上从好心农户家讨要的蓑衣，端着一只破碗，装扮成叫花子，巧妙地躲过了国民党军队的盘查。经过整整一年时间的乞讨，终于回到了通江老家。

也许是巧合，红四方面军离开通江是一年前的春天，一年后的春天赵从树又回到了故乡。此时，满山翠绿，百花竞放。可是眷顾他的不是春天，而是又一个寒冬。因为，他追随的红军队伍没有回来，童子团的小伙伴一个也没有回来，当年红军建立的苏维埃政府不在了，国民党扶持的地主武装在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红军亲属有的被杀头，有的背井离乡。走投无路的赵从树只有悄悄到岚翠山脚下观音岩找了一个山洞躲藏起来，过着夜出日没的生活。

每当夜幕降临，大地被深沉的黑暗笼罩，他便像一个幽灵活跃起来，要么到地主田间地头掏红薯、掰苞谷，要么到观音桌前找供果。一到天亮，他便躲进山洞呼呼睡大觉，始终没有被国民党反动势力发现。据说，也有人发现过他，但都以为自己着了魔，遇见了鬼。一传十，十传百，当地人信以为真，都说观音岩有鬼，谁也不敢去，就连大地主的狗腿子都害怕。

1949年12月，曾经的通、南、巴、平革命苏区重新获得解放，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地主恶霸势力被清除，人民群众过上了安稳生活，观音岩的观音再没有人供奉了。1950年的一个凌晨，村里几个年轻人天不亮就下地干活，突然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人正在地里掰苞谷，以为是坏人，便将他押送到村公所审查。他终于被几位年长者认出。只不过，此时的赵从树与参加童子团时相比，不仅显得更加苍老、木讷和衰弱，而且脸上多了一道长长的疤痕。区公所迅速将情况上报，组织经多方查证，很快确定了他的红军身份。

当年岚翠村一共有8人参加红军，打完万源保卫战就牺牲了一半，其余的是死是活谁也不清楚。据说只有一个叫赵从贤的当了连长，红军离开通江前的一个夜晚，他背着盒子炮回过村子一次。他跪在他母亲面前喊了一声娘，就号啕大哭起来，天不亮就走了。

赵从树作为村里唯一活着的红军自然成了大家照顾的对象。可是他已到而立之年，还孑身一人，加之身体有伤，父母死了，家里的老屋也被国民党烧了，生活就成了大问题。后来村公所商定，把大地主赵从禄的“冲天大楼”最顶层拿出两间给他住。其实“冲天大楼”也不高，一共五层，但柱子全是千年古木，墙壁也是全木板装修的，所有窗格雕龙附凤，工艺十分考究。为让赵从树有个完整的家，政府还想方设法为他找老婆。可找了很多都不成，都嫌弃他脸上全是疤，太丑了，又是个“闷葫芦”，身体也不好，没有劳动力。据说，邻村有个比他大20岁的寡妇，经媒婆介绍，也只见了一面就掉头走了。

虽无家室，赵从树却对自己的处境很满意。因为他有了栖身之地，门上还挂了个光荣匾，大集体时，他虽不能参加劳动，但分配粮食时都有他一份，有时一些好心的年轻人还会送上门来。最让他开心的是，天寒地冻时，生产队还让那些地主富农轮流从观音岩砍柴给他送到家里做饭烤火。

可好景不长，1966年，一场火灾将“冲天大楼”烧了，村里的民兵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了出来。之后，生产队又将他安置在集体保管室居住，顺便当了保管员。但他从不串门，偶尔有人看望他，他也从不提红军队伍里的事。一年四季蹲在火坑旁，除了吊着铁锅做饭、烤火，就是躺在床上默默地流泪。

1968年8月，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滚烫，地里的庄稼一片枯黄。那天夜里，他煮好的红苕稀饭还没来得及吃，便静静地闭上了眼睛。一星期后，当人们发现时，他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村支书赵喜德在岚翠山下给他找了一块墓地，找来几个壮劳力，用竹席将他裹着便下了葬。入土时，他没有寿衣，没有棺材，带走的只有那床破烂的竹席；没有亲人烧纸哭丧，更没有花圈和挽联，只是几名党员把坟垒好，鞠了三个躬就离开了。

他静静地来，静静地走，如同一缕清风，不带走大山的一片云彩。他的坟前没有墓碑，没有香火，就像他的灵魂一样干净。离别时，我摸了摸那斑驳的坟头，雨后的彩虹如梦幻的轻纱，铺满群山，铺满孤坟。那耀眼的光芒，恰似巴山深处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熠熠生辉，激励来者，传承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