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

摘要：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在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振兴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旨在促进城乡共同富裕。作为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向，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通过累积有效资本、革新传统惯习，为就业与经济活力注入创新动能，加速乡村振兴进程。针对目前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过程中存在的关系网络不健全、社会信任度不高、互惠规范不健全等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提出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可以通过家庭、朋辈、学校及地域四个核心维度化解上述困境，具体优化路径涵盖多维度关系网络重构、多元化重拾信任要素及多层次社会相关规范完善三个方面，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支撑与保障。

关键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乡村振兴；社会资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5）04-0027-07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等陆续发布，力求实现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最终达成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教育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1]，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素质和技能，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赋能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因此，职业技术教育能够为乡村就业及经济活力提供充足的创新动力。

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通过“扶志”“扶心”“扶智”“扶资”与“扶业”对乡村地区实施精准扶贫[2]，进而解决由于城乡差距过大而导致的发展差距，实现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3]。但是，当前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还存在诸多不足，面临着教育信息化多阶段并存、主体性缺失以及供需局部错配等问题[4]，需要通过数字化技术来弥补自然条件上的不足，推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信息透明，提高治理效率，从而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充足的动力。已有文献更多集中在数字技术对经济产业、公共产业、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影响，对数字技术如何通过优化乡村教育来实现社会资本累积过程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通过探究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实施的现实困境，分析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化发展与创新提供相关路径优化。

一、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由于数字技术普及过程中存在的关系网络不健全、社会信任度不高及规范标准不健全等问题，乡村在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方面社会资本积累薄弱，阻碍了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一）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的关系网络不健全

社会关系网络是不同主体互动的载体，在各主体的合作与协调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越庞大，关系越紧密，不同主体建构的关系网络的资源聚合能力就越强，其获取的信息和资源就会越多，治理也就越有效。[5]而在职业教育通过数字化手段赋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极为关键，当前其面临着一系列显著问题。一方面，受教育者所处的乡土环境决定了他们在获取社会关系网络资源时会受到差序格局的约束。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城乡发展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城市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乡村在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方面较为滞后，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农科教结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农业结构调整需要的技术人才，不仅需要掌握理论知识，更需要掌握实践技能，而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数字化课程设计常常偏重理论，忽视了与当地实际需求的结合，导致教育的实用性较差。职业教育难以为乡村振兴培养能立即投入工作的技术人才，存在教育与地方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二）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的社会信任度不高

社会信任对于新事物的传播与接纳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的社会信任度不高。第一，长期以来乡村地区教育资源匮乏，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乡村居民习惯于依赖传统的教育方式和资源，在数字化教育资源向乡村延伸之际，容易对资源真实性、准确性产生怀疑，从而不愿意接受这些资源。第二，由于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相较于城镇居民，乡村居民更加注重传统的价值观和习俗，对新技术和新事物持观望态度。第三，乡村地区的居民普遍在数字素养及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方面存在不足，这也会影响其对数字化教育的信任与接纳。

（三）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的互惠规范不健全

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的普及指向系统性变革，而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管理机制和协调办法将会使教育组织迷失在转型发展的交叉口。目前，绝大多数教育组织存在数字化转型战略缺位、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和实践规划相对保守的现象[6]。具体而言，一方面，互惠机制缺失。在数字化教育普及过程中，城市与乡村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和合作机制，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有效传递到乡村，而乡村的需求和反馈也难以得到及时回应。在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也往往存在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一些优质的教育资源被少数机构或个人垄断，导致乡村难以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和资源。另一方面，监管评估体系不完善。乡村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普及过程中，缺乏有力的监管机制来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容易使低质数字化教育资源流入乡村，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二、理论框架：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适切性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社会学概念，并经布迪厄（Bourdieu）、科尔曼（Coleman）、帕特南（Putnam）、福山（Fukuyama）的推动，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话语体系。[7]这四位学者一致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网络结构，属集体共有财产。其中，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中指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及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这一观点被学界广泛应用。经过发展，社会资本理论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系统而又全面的分析框架。通过构建和培养社会网络、提升信任水平及完善制度规范，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可以促进乡村社会资本积累，促进资源流动和技能提升，从而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社会资本理论与乡村振兴的目标高度契合，适用于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

（一）关系网络的价值：资源的传递与共享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社会网络对资源获取、信息传递和合作行为至关重要。社会网络指的是由某些个体或组织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可以持续地向个体或组织提供那些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需要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取的资源。[8]就个体或组织而言，能否从社会网络中获取丰富的社会资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社会网络的异质性、网络成员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与网络成员关系的强度。在社会网络的强弱关系中，由于强关系中的个体或者组织具有较高的相似度，资源集中度较高、多样性较低，通常与人情、信任等社会资本相关联；但弱关系由于涉及一般性关系，其参与的个体或组织的相似度较低，资源的多样性较高，通常与信息流通等相关。[9]由此可见，社会资本是促进个人或组织发展的重要资源，需要通过稳定而庞大的社会网络来获取。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不仅仅是实现技能的培养，更是构建和增强乡村社会网络的机制之一。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能够促进乡村经济的创新与发展。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强大的社会网络不仅提升了信息和资源的获取能力，还有助于集体行动和合作项目的推进。[10]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乡村居民能够开展更有效率的生产活动，提高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效率，并有助于探索和开发新的市场机会，从而减少对传统产业的依赖，提升乡村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社会信任的价值：数字化技术的推广与接受

现代性制度在本质上与信任相关。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一书中阐释了以下理论：社会资本能促进民主治理与社会繁荣。另外，我国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政治信任对于政府的顺利运作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两者呈现正相关。[11]从生活、实践的观点看，信任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涉及个人如何存在于生活世界中并与他人共在的一种关系状态。社会资本理论中的信任是影响新技术和政策在乡村中推广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乡村居民对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的信任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愿意参与并投入学习。

对乡村而言，其内部的信任关系可以帮助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化项目更快地被接受。在这一过程中，邻居、熟人或社区参与者对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相关设施、平台、运行方式、管理手段等的正面评价能够迅速提高村民的参与意愿。另外，外部组织的信任关系也至关重要，数字化教育项目的推动需要得到村民对政策规范及外部资源的信任，这有助于减少乡村居民的抵触心理，推动数字化技术在乡村的推广与接受。

（三）互惠规范的价值：数字化信息的透明化

科尔曼认为，规范对个人行为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有效规范是一种社会资本。[12]在社会资本缺乏的国家，正式制度主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制定，而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国家，正式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民众参与度更高，受“自下而上”的影响更大。相比较而言，“自下而上”的社会规范由于不是灌输形成的，会比“自上而下”的社会规范更能得到民众的信任。

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的推广依赖规范对乡村居民行为的引导。通过“自下而上”的自发式引导，乡村可以有效塑造居民对数字化技术的接受态度，使居民在面对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时，更容易形成系统化的学习习惯和技术应用方式，促使他们掌握新的技能并将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同时，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式引导，能够避免数字化教育只惠及少数群体，可以使经济弱势或受教育机会较少的人也能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化资源。这种社会规范确保了社会资本的广泛积累和共享，使数字化教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

三、社会资本理论视域下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教育研究领域，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工作能够持续性地影响个体、组织或地区的发展[13]。以下从家庭社会资本、朋辈社会资本、学校社会资本及区域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结合网络、信任、规范等要素，深入分析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一）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增强家庭联系

家庭属于非正式的支持网络。在家庭社会资本与教育方面，家庭社会资本水平是决定个体就业的最主要因素[14]。这是由于社会个体在年少时期掌握的信息越不完全，家庭社会资本的运作空间就越大。钟宇平和陆根书指出，社会资本有赖于社会等级中的初始地位和社会联系的广度，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数量、家庭成员辅导学生功课、父母与子女沟通频率等因素都是构建个体初始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对学生的高等教育需求具有显著影响。[15]

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化有利于拓展家庭社会资本。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缩小数字鸿沟有助于拓展家庭社会资本。[16]第一，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资源的可获得性，拓宽资源共享渠道，提升资源质量。第二，通过个性化学习满足多样化需求，有利于缩小数字鸿沟。第三，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能够通过拓展家庭网络，促进家庭合作，增强家庭在技能获取、就业机会获取和经济改善方面的能力，从而在微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的实现。

（二）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强化同伴支持

朋辈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朋辈关系体现。缺乏良好的朋辈关系会导致不自信[17]，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也不利于教育的开展，而良好的数字化教育能促进朋辈社会资本的积累。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的数字化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时空局限。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学习者可以结识来自各地的同学，共同交流学习，形成跨区域、跨国界的朋辈关系。另一方面，数字化的学习平台可以提供丰富的社交功能和工具，使得学习者之间的互动更加便捷，有助于形成稳固的伙伴关系。

（三）职业技术教育数字化促进校内合作

学校社会资本可以被视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是学生及其家庭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长期交往形成的，嵌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的，以态度、信任、习俗、惯例等形式存在的一种资源。[18]钱小龙和王灿明基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案例研究分析指出，学校社会资本能够很好地沟通、平衡和发展大学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促进成员与成员及组织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为和谐文化的培育提供心理基础、制度基础及社会基础。[19]可以说，学校社会资本可以增强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为乡村和谐发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