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群体特征及培育启示

摘 要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作为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的杰出代表，对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具有辐射带动效应。通过对1995-2022年320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九成以上为男性获奖者，并且获奖者的获奖年龄和工龄均呈现递增趋势，对获奖者的学历要求和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国有大型企业、制造业中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和职业工种，是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主要聚集领域，获奖者在地理聚集上也与我国经济地带分布特征基本一致。为此，应通过加强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体系建设、完善高技能领军人才选拔奖励制度、优化女性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环境、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辐射带动效应以及强化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激励制度等举措，促进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建设。

关键词 高技能领军人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群体特征；培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 G719.2；C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12-0025-09

高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在工艺传承创新创优、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和赋能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十年来，我国相继出台《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培养更多包括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在内的国家战略人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

拥有一流的产业技术工人队伍，是现代先进工业生产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技术工艺革新和产业链价值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保障。目前，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占技能劳动者的比重已超过30%，然而相对高技能人才旺盛需求而言，该类人才短缺现象仍较为突出。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1]，仍将是未来我国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人才队伍建设普遍规律看，人才培育必须发挥头雁效应，形成雁阵优势。因此，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必须重视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等拔尖高技能人才的引领示范，发挥好他们作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作用[2]。2024年，我国出台了《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提出要重点培育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国家级荣誉获得者，或相应等级的省级荣誉获得者和“高精尖缺”高技能人才。高技能领军人才既是我国产业领域工匠精神的践行者，也是在生产过程中解决工艺技术难题、推动创新创造和培养青年后备技能人才的骨干中坚力量。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培育数量众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进而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可以带动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整体建设[3]。

一、研究问题及样本来源

在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中，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中华技能大奖”于1995年由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设立，是我国针对优秀高技能人才建立的最高等级的表彰奖励制度[4]，主要表彰在推动一线生产创新增效、保障国家安全、助力行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突出贡献，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和带动效应的高技能人才。中华技能大奖是我国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优秀高技能人才及其培育企业、培育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术技能人才、重视优秀高技能人才培育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力促进了以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为代表的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建设。中华技能大奖迄今共颁奖16届，共产生320名获奖者。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被誉为“工人院士”，与全国技术能手、“高精尖缺”高技能人才等共同成为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中的佼佼者。正因如此，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群体的特征与规律进行探析，不仅有利于探索我国优秀技术工人和能工巧匠的培育规律[5]，揭示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形成途径[6]，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的基本特征与成长规律，对进一步优化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环境，完善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制度，更好地发挥优秀高技能领军人才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更多优秀高技能领军人才脱颖而出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进行群体分析主要包括两个维度。一是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群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工龄、教育背景、技术工种和技能等级等指标。二是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聚集特征，包括获奖者任职的机构类型、所从事的行业领域和所属地理分布等指标。在研究过程中，为确保各个分析维度和指标所涉数据具备较高的信度和效度，首先要保证所有样本来源的准确性。为此，获奖者相关数据主要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含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方公布的历届获奖者数据、获奖者事迹材料，以及各媒体发表的获奖者访谈报道、新闻报道等为依据；获奖者任职的机构、行业和地理分布数据主要来自相应机构的官网、媒体报道等权威渠道，由此保证了样本内容均客观真实。其次，除了对数据来源渠道进行严格筛选外，还对所涉数据进行逐一记录和分析，并采用三角验证法对不同来源的数据加以相互验证。根据上述原则，共采集1995-2022年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样本数量320个，研究样本分布情况见图1。在此基础上，采用SPSS27.0软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图1 1995-2022年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样本数量分布（单位：人）

二、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群体特征

（一）性别特征

对1995-2022年间320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性别统计结果显示，男性获奖者共293人，占样本总数的91.56%；女性获奖者为27人，所占比重仅为8.44%。男性获奖人数是女性的10.85倍，见表1。尽管2000年颁布的《中华技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评选表彰管理办法》中规定，“推荐大奖和能手候选人时妇女应占一定比例”，但从历届获奖者性别构成看，男性获奖者和女性获奖者的数量不平衡现象一直以来都比较突出，且这种获奖者性别失衡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消除。

不仅在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群体中男性占比较高，在科技领域中女性顶尖领军人才匮乏现象也十分普遍。2021年，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占比为45.8%，但随着专业技术职务提高，女性占比逐级减少，呈金字塔型分布。例如，在2023年新当选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女性占比仅为8.47%。究其原因，这是我国科技人才性别结构失衡在技术技能工作领域的外在反映。一方面，从我国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视角看，男女生比例失调问题长期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本专科教育领域中的女性受教育者占比分别为42.1%和46.7%[7]，而理工类专业领域中女生占比低、男生占比高的现象尤为突出。以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分布较集中的机械设计制造、自动化专业为例，这类专业中男生占到八九成。另一方面，受社会职业偏见、就业屏障以及女性社会角色固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女性在科技领域从业较男性会遭受更多的职业壁垒。对从事技术技能型工作的女性而言，这种天花板效应会很大程度影响她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使她们在职业“引、育、用、升”各环节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技术技能型工作领域严重的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加之女性技术技能型人才在职业发展中的不利因素，都从客观上抑制了女性高技能领军人才队伍的发展。

（二）获奖年龄特征

在320位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中，共采集到有效年龄数据值309个，其中包括282个男性样本和27个女性样本。对所获样本的年龄数据统计发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平均获奖年龄为45.79岁，中位数和众数同为46岁，标准差为7.01岁。其中，获奖年龄最大值为64岁，最小值为29岁，极差较大。进一步统计发现，获奖者获奖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几”字形变化。其峰值主要集中在36岁～55岁之间，占比为83.18%；两端值分别为小于36岁和大于55岁，各自占比为8.41%。

依据历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获奖时间，对309位获奖者样本进行排序，由此进一步考察其获奖年龄的变化趋势，见图2。从指数趋势可以看出，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获奖年龄随时间推移呈现缓慢增长趋势。与此同时，获奖年龄标准差和离散程度则逐渐变小。例如，第一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获奖年龄标准差为9.45岁，而第十六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获奖年龄标准差则仅为4.6岁。这表明，随着中华技能大奖对获奖者的要求提高，以及评奖选拔机制的不断优化，年轻技术技能人才斩获中华技能大奖的难度正不断增加。

事实上，顶尖人才群体年龄呈现大龄化趋势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科学发现存在着“最佳年龄区”，在此区间内科学家最容易做出贡献[8]。然而，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区和科学家的成名年龄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上升趋势[9]。赵红州对历代1249名杰出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行数据分析后发现，从16世纪到20世纪，科学发现最佳年龄由25岁上升至37岁[10]；门伟莉等发现，1994-2013年获得“杰青基金”资助的青年学者的平均年龄呈现震荡式增长趋势，从37.3岁逐步上涨至41.8岁[11]。

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作为我国高技能领军人才的杰出代表，其获奖年龄不断增大的趋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华技能大奖的个体评选条件看，要求获奖者须在某一行业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和取得突出成就。这意味着获奖者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工作阅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高超的技术技能，而且要取得突出的创新或发现、重大的创新性科技或生产贡献等，而这通常需要长期创造性实践才能实现。此外，教育年限的增长也使得技术技能从业者的入职年龄不断变大，加之中华技能大奖评选规则中对候选人的一线工作年限、技能等级等都有硬性门槛，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获奖者的获奖年龄持续增大。综合来看，教育程度、职业成长和取得创新性成果的难度，是影响高技能领军人才年龄结构的关键因素。

（三）工龄与教育背景特征

从一个普通技术技能工作者成长为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再到做出突出成就、荣获中华技能大奖，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工龄进行统计，共获得291个有效样本。结果表明，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平均工龄为26年，最小工龄为9年，最大工龄为45年，标准差为7.08年，工龄众数为20年。从获奖者平均工龄值变化来看，第一届至第六届获奖者的平均工龄由30年降至21年；从第七届起，获奖者平均工龄则呈现震荡式增长，从21年又逐渐增加至28年。同时，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的学历背景进行统计，共获得有效样本266个。结果表明，获奖者入职前毕业学校为技校、初中、中专、高中的获奖者数量占比分别为35.71%、18.05%、12.41%和12.03%，仅有约1/5的获奖者接受过高等教育，而接受技校教育的获奖者人数最多。

运用SPSS27.0软件，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获奖者的学历背景与工龄间的影响关系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确定获奖者的不同学历背景的工龄差异情况。将小学定义为1，初中定义为2，技校、职高、中专、高中定义为3，大专和本科定义为4，得到其平均工龄分别为30.5年、29.33年、24.1年和21.87年。p值是衡量控制组与实验组差异大小的指标，当p＜0.05，表示两组存在显著差异；当p＜0.01，表示两组存在极显著差异。在方差齐性显著性为0.469的前提下，ANOVA显著性p值<0.01，这表明获奖者工龄与学历层次水平呈现极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发现，获奖者学历层次越高，其获奖时的工龄越短；学历层次越低，则获奖时的工龄越长。此外，根据学历层次与工龄变化关系发现，第一届至第六届获奖者的学历逐渐由初中层次转向高中层次，相应的工龄变化呈现出递减趋势；之后虽然获奖者受教育学历层次普遍提高，但由于近20年来技术技能人才数量的迅猛发展，科技创新最佳年龄逐渐增大，以及中华技能大奖获奖者的获奖年龄的增大，使得获奖者在获奖时的工龄再次呈现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