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教育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成效、问题及进阶路径

摘 要 在全球经济变革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高技能人才对国家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至关重要。高职院校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关键力量，发挥了培养高技能人才主阵地作用，深化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了连接产业需求的能力。同时，也面临着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供给能力不足、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实践能力不足和培养高技能人才场域向现代产业拓展能力不足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应以“类型性”为目标，持续加快现代职教体系建设；以“创新性”为核心，不断积蓄高技能人才培养新动能；以“服务性”为宗旨，扎实推进与现代产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 高职教育；高职院校；高技能人才；进阶路径

中图分类号 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5）12-0047-05

在全球经济加速变革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时代浪潮下，高技能人才已跃升为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源。随着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对高技能人才的数量、质量提出了更为多元的要求。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要加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以及高技能人才。高职教育作为直接面向产业一线、紧密贴合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的教育类型，肩负着为各行各业培育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重任，在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1]。近年来，我国高职教育积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在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创新，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然而，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不断涌现的新产业、新业态，高职教育在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仍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挑战与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一、高职教育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成效

（一）高技能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不断发挥

高职院校作为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招生规模持续扩大，为社会输送了大量专业技能人才。据统计，2023年全国高职院校（专科）招生人数达555.07万人，较上一年增长2.99%，占高等教育招生总数的53.33%[2]。为更多青年学子提供了接受优质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助力其开启高技能人才成长之路。在办学条件上，高职院校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持续改善教学设施与实训环境。据统计，2023年高职院校生均占地面积56.82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28.26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1.86万元[3]。师资队伍建设是高职教育的关键，各高职院校积极引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以及企业能工巧匠，同时鼓励校内教师参与各类培训并深入企业进行实践锻炼。据统计，2022年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教师中的占比超过59%[4]，这些教师既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将行业最新技术和实际生产案例融入课堂教学，显著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高职院校已成为培育高技能创新型人才、弘扬工匠精神的重要基地。以2022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评选为例，当选的10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有9人毕业于高职院校和职业技术学校。

（二）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

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方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已成为主流趋势。高职院校积极与行业龙头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建产业学院、订单班等。通过校企深度合作，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基地，企业技术骨干全程参与教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能够系统掌握理论知识，还能在企业真实项目中进行实践锻炼，毕业后可直接进入合作企业就业，实现了从校园到职场的无缝衔接。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改革也取得显著进展。高职院校打破传统学科体系的束缚，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借助信息化手段建设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训平台等，为学生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学习资源。此外，国家相继出台《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启动“1+X”证书制度试点。目前，在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的高职院校中，有141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5000人次/日，有86所学校年培训量超过10000人次/日[5]。高职院校培养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学历教育与培训并举的办学格局。

（三）高技能人才培养链接产业需求能力不断增强

高职教育紧密围绕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各地高职院校依据当地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及时增设或优化相关专业。2021年3月，教育部颁布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涵盖高职专科专业744个、高职本科专业247个，基本覆盖现代产业体系岗位需求。为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2024年全国高职专科增设了生物信息技术、船舶智能焊接技术等 24个专业，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制造业重点领域专业布点共计增加1207个。高职院校在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师团队积极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活动，与企业携手合作，共同攻克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以国家首批56所“双高计划”学校为例，2020-2023年，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合计分别为10.82亿元、11.93亿元、10.89亿元和11.58亿元；2020-2023年，56所高水平高职院校“技术产权交易收入”的年度合计金额均超过4亿元[6]。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高职教育也稳步前行。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与国外知名院校、企业开展合作办学、师生交流、技能竞赛等活动。通过吸收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有效提升了自身办学水平与国际影响力。

二、高职教育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

尽管我国高职教育已实现系统性提升，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和人才资源的高效配置。然而，面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高职教育在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高职院校培养高技能人才供给能力不足

其一，招生规模与结构存在问题。在中职学校规模不断缩减的背景下，高职（专科）院校的招生规模难以维持稳定。一方面，相较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在招生政策上缺乏足够支持，导致核定招生数与普通高校差距显著，严重限制了生源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对于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在职职工等高职扩招生源，虽有政策扶持意向，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较为困难，潜在生源难以充分流入高职院校。其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滞后。按照“十四五”规划目标，职业本科招生应达到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的10%，但目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远未达到这一标准。其三，中高本衔接贯通存在障碍。以“专业设置相近、办学特色相似、区域位置相邻”为原则组建的联盟，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各方利益协调困难、缺乏统一管理机制，以及不同层次院校之间培养目标和教学标准存在差异，导致无论是学校还是专业在进行衔接贯通时，都面临诸多阻碍。

（二）高职院校培养创新型技能人才实践能力不足

其一，科技创新组织体系不完善。高职院校在科技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方面存在短板。一方面，难以组建真正意义上学科交叉融合、信息共享的科技创新团队，个性化、多通道、递进式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尚未有效构建。另一方面，依托技术对话机制组建的科研攻关团队和技术服务团队，与科技企业家的合作不够紧密，参与科研规划、成果论证、学生培养、科技攻关等活动的深度不足。其二，科技创新投入绩效评价机制不合理。职业教育科技经费投入不足，且投入渠道单一，过度依赖财政支持，缺乏多元化资金来源。财政科技经费预算分配使用机制改革进展缓慢，职业教育科技专项计划资金安排有限。在高职院校内部，科技经费分配的公平性有待提高，缺乏科学合理的科技经费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机制，导致经费安排无法依据科研成果产出能力进行有效调整。对于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缺乏明确指导和支持，在技术转移工作中人员配备不足、运行机制不健全。其三，技能人才创新能力培养路径缺失。在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上，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功能未能有机整合，多学科、跨专业、多领域复合型知识体系构建困难。在培养路径和实现载体方面，产学研合作不够深入，无法充分满足服务区域发展，特别是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的需求。在开放性实践平台搭建上，校企共同建立的创新技能竞赛式和社区体验式实践基地、创新技能训练基地和创新创业项目孵化基地数量不足，且建设质量不高，无法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实践机会和良好的创新环境。

（三）高职教育培养高技能人才场域向现代产业拓展能力不足

其一，人才培养体系与产业需求脱节。在专业布局上，主动对接产业能力不足，难以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搭建高端技能人才需求分析监测平台，专业与产业协同联动动态调整机制不完善。在制造业专业大类优化方面，对于智能制造、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人才储备不足，难以适应“人工智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在专业教学标准调整上，对典型职业活动、典型工作岗位的调查和分析不够深入，无法及时把握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资格需求，导致专业教学标准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学时安排等内容更新不及时。其二，校企合作政策保障体系不健全。政府部门在推动校企合作过程中，未能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校企合作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育人共同体的构建上，缺乏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激励措施。支持企业资本、社会资本等参与高职院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力度不够，财税、用地和金融支持等关键环节的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导向型的利益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产教融合运行中的经营性收益分配缺乏明确的核算标准和规范。其三，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进展缓慢。支持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高职院校在开展专业学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以及与普通高校联合培养学生方面，缺乏明确的政策支持和操作规范。教师入企锻炼和行业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入校担任实习实训指导教师的机制不健全。以项目合作制链接各方参与主体开展委托培养、订单培养和学徒制培养时，存在合作项目数量少、质量不高、参与主体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三、高职教育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进阶路径

（一）以“类型性”为目标，持续加快现代职教体系建设

持续优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是发挥高职教育在发展生产力中基础性、全局性作用的必然选择。提升高职教育赋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能力，必须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持续强化职业教育贯通发展，优化技能人才培养的供给结构。

其一，稳定高职（专科）院校招生规模。在招生政策上，确保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核定招生数基本相当，维持高职院校数量相对稳定；加大对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素质农民、在职职工等高职扩招生源的政策扶持力度；深化职教高考改革，建立全国统一的“职教高考”制度[7]；出台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指导意见，合理设置考试内容，从生源数量和质量方面进一步强化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

其二，加快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聚焦“十四五”期间“职业本科招生要达到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10%”的发展目标，以及全国高职院校的存量情况，“十四五”期间需建设150所本科层次职业院校。以“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为依托推进高职院校升格建设职业本科。根据2025年1月印发的《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2029年）的通知》文件精神，第二期“双高计划”将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的新要求，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建议结合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将进入第二期“双高计划”的60所左右高水平学校纳入直接升本院校范畴，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可直接举办职业本科专业。

其三，加强中高本衔接贯通建设。成立中高本职业教育办学联盟，以“专业设置相近、办学特色相似、区域位置相邻”为原则，以若干所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和职业本科院校为主体，在理事会架构下，构建中职、高职、本科以及政府、行业、企业和第三方评价机构协同参与的多元共治组织。无论是学校还是学校所设专业，均可按照“1＋N”（1所学校、N 所其它类别学校）模式向上或向下延伸衔接[8]。例如，联盟内每所中职学校可按“1＋N”模式向上与多所高职院校开展衔接。联盟内每所高职院校也可按照“N＋1＋X”（N所中职学校、1所高职院校、X所职业本科院校）模式，分别与多所中职学校和职业本科院校贯通衔接，发挥中枢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