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
君士坦丁堡陷落
1453年，一个历史书上绕不开的年份。
东方的明王朝刚刚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将中原王朝的国祚又延长了两个世纪，而位于欧亚十字路口的拜占庭帝国，却已走向末日黄昏。依靠两面临海的地形，君士坦丁堡曾经是固若金汤的堡垒，无人攻破。直到奥斯曼人掌握乌尔班火炮技术，一夜之间，城墙终于被打开缺口。末代皇帝脱下紫色长袍，一马当先冲入奥斯曼军阵中，唱响东罗马帝国千年历史的挽歌，君士坦丁堡就此陷落。
作为东正教的精神核心和十字军东征的前哨站，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传到欧洲，震动了整个基督徒的世界。连当时最大的圣索菲亚教堂也被征服者土耳其人改建成了清真寺，移除存放千年的圣象，增建高耸的宣礼塔，让教廷势力颜面扫地。穆斯林封锁了这条通往东方的贸易通道，却阴差阳错激发了西方进行地理大发现的热情，轰轰烈烈的“大航海时代”就此开启。受到迫害的希腊学者逃往意大利城邦，带去了古典时代的知识与书籍，文艺复兴运动正在酝酿。东欧平原上，赶走蒙古人的莫斯科王公迎娶拜占庭的末代公主，从此以驸马的身份继承东罗马正统。此后百年，这个斯拉夫民族建立了地球上最广阔的陆权帝国。
斗转星移，1453年所发生的事件罗列在史书之上，桩桩件件都被如今的历史学家们看作是中世纪的终结。短短一年改变了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而这一切都远超每个亲历者的想象，无论是攻城的穆斯林军队、防守的东罗马帝国士兵、驰援的热内亚雇佣军，还是在炮声中祈祷的信徒。
我从伊斯坦布尔机场出发，驾车抵达靠近老城的位置，街道就开始变得狭窄拥挤，这里多是数百年前的石头路，汽车经过时会频繁颠簸。熙熙攘攘的行人逼得我只能以最低的速度行驶，我干脆把目光转向外面，悠闲地观察这座城市的风貌。见证过刀光剑影的古城墙大多已被拆除，现代化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向海边，数千年的时光不过弹指一挥间，书中描写的那个强大的帝国似有些残留的影子，但又随着嘈杂的人声隐没于尘烟之中。
预定的宾馆在靠近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巷道里，难以想象，两侧都是烤肉店和酒吧，餐桌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留给人通过的地方小之又小，我拖着行李一路磕磕绊绊，终于来到了宾馆的大门。匆匆睡了几小时，调整好时差后已是傍晚。楼下就是老城区，我背上带来的摄影器材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不久，一家露天的餐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个可以起飞无人机的好地方。
与餐厅老板周旋了一番，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允许我在店内起飞无人机，只是要避开顾客。从无人机的视角，可以看到伊斯坦布尔古城大致的样貌。古城的面积并不算大，核心景点都集中在一起，面对相对拥挤的交通，步行会比开车更加方便。借着无人机的眼睛，我从高空鸟瞰着大教堂、王宫和清真寺，这几座建筑比邻坐落，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交汇，晚霞映衬着金角湾奔腾的洋流，有一瞬间，我仿佛瞥见了拜占庭帝国遥远的片段。
帕慕克之城
有两位作家构建了我对穆斯林文明的认知。一位是英国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他的旅行散文《信徒的国度》记录了自己从中东到东南亚途中的轶事，用亲历的细节勾勒出这些国家的社会风貌。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奠定了我对旅行的态度。以至于在成为全职摄影师的日子里，我常常为了记录各国的风土人情而开始一段行程，将自己所见到的形形色色的地方，转变成具象的图片和文字。
另一位就是土耳其的帕慕克，这位土生土长的文坛巨匠，靠伤感的文字传递着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的忧伤。
“世界几乎都忘记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一座城市的记忆》。
书中，帕慕克将土耳其从19世纪后期开始接连战败，社会在衰退中积累的阴郁气氛，还有民众不甘的心态，都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但他最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基于自身经历，对那个时代家庭和社区的描写。那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字段，所展现的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是他学生时代编织出的对这座城市的幻想。
现在的伊斯坦布尔，街市、酒店到处都是外国游客的身影。临街的商铺卖着甜点、表演着用冰淇淋戏弄客人的把戏，每个景点门口都是陶瓷之类的手工艺品。到了夜晚，狭窄的街道又会变成酒吧与烤肉店的世界，Kebab的香味与酒后狂欢的人充斥着每个角落。
一天午餐后，我为消化肚子，决定走一遍加拉达桥。金角湾上架了三座大桥，加拉达桥就是其中一座。中年大叔们成排地靠在护栏上，悠闲地钓着鱼。轮渡则有序地排列在海湾，远看气势恢弘。黄昏时分，游轮纷纷开始启航，轻快地穿过大桥下的孔洞，留下阵阵汽笛声在码头回绕。乘风破浪的船只两侧，成群的海鸽伴随，犹如欢快的音符。“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看到眼前的画面，我才真正体会到帕慕克写下此般文字时的心境。
几十年的光阴足以改变国民的精神，走出大国梦破碎的阴霾，转而追求日常生活的幸福。或许这样的社会图景未必符合帕慕克开始文学创作时的初衷，可我依然愿意称伊斯坦布尔为“帕慕克之城”。
国父凯末尔与西化的中东国家
大学毕业之后，我曾有过一段在德国读书和工作的经历，认识了一些在德国谋生的土耳其人。他们开着烤肉餐厅或者冰淇淋店，说着一口流利的外语，深度地融入到西方社会。在这个国度，无论是高呼“种族平等”的人，还是捍卫本国主体民族地位的人，他们大多承认，来自土耳其的移民是穆斯林社区中最开明的群体。
而在中东许多国家的见闻，让我感受到更多的是传统穆斯林国家的政教合一。千年前的《古兰经》依然约束着21世纪日常生活的细节：每日五次的祷告、女性蒙面的丝巾、清心寡欲的斋月生活，还有德高望重的阿訇们对村落年轻人的教导。但这些宗教习俗，都在土耳其的近代历程中被横扫一空。
土耳其的世俗化，不得不提及国父凯末尔与加里波利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焦灼状态，英法两国组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登陆行动，50万联军试图登陆土耳其，打通博斯普鲁斯海峡，最终却被凯末尔击溃。由于伤亡的士兵主要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于是，土耳其将登陆那天设为“澳新军团日”，至今依然每年举行活动缅怀这段历史。我在大洋洲旅拍的时候，见证过当地的退役士兵穿上从前的军装、佩戴勋章，浩浩荡荡穿过市中心的街道，接受国民的致敬。政府也会在这天组织官方活动，现场还原一战时期的军队和人民的装束，展现先辈的英勇。只不过没有想到，在土耳其的旅途，我又从全新的视角了解了这场战争。
在土耳其的政府大楼、重要的文化场所乃至外国游客集中的商铺，随时都能看见凯末尔的画像。曾有商贩向我介绍他们的国父，在叙述凯末尔的丰功伟绩时，仿佛往昔峥嵘都是他们亲眼所见，他们将其与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拿破仑相提并论，无比自豪。
依靠战争中建立的崇高威信，凯末尔在得到全国政权之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将土耳其从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建设为现代化的政权。之后的数十年里，军队一直秉持着“凯末尔主义”所赋予的守护世俗权力的责任。每次当民选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情绪，试图重开历史倒车，军队就会发动政变，直到新一次选举之后还政于民。靠着这样微妙的执行方式，土耳其成为了中东地区最西化的国家之一。
世俗化、现代化改革所带来的影响，我在伊斯坦布尔的细枝末节中感受得最为真切。虽然清真寺景区依然要求每位参观的女性游客包裹头巾，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早就抛弃了这些旧俗。当年知识分子聚会的独立大街是如今最繁华的商业区，在这里可以看到热情洋溢的女生穿着现代的服装购物、逛街和约会，与欧美社会几乎无异。
地中海的洋流曾经浇灌出璀璨的文明之光，孕育了强大的帝国，见证了一波又一波征服者、统治者的到来和离去。而如今，独立大街的尽头就是塔克西姆广场，上面静静矗立着凯末尔等先贤的雕像。他们的目光眺望远处，也见证着共和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