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仰韶村

如果不是1921年的那次“动土”，仰韶村不过是黄河沿岸千千万万个普通乡村中的一个。但它注定是不寻常的，因为从动土的那一刻起，它就开始崭露头角，从默默无闻逐渐走进教科书，走向世界，并一举开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大门。

一铲惊世改写东亚史前史的密匙

仰韶村，静卧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镇的一块黄土台地上。这里三面环水，抬头可见巍峨的韶山，故得名“仰韶”。

仰韶村北倚海拔约1492米的韶山主峰，东、西、南三面分别被饮牛河、干沟河与小寨沟环抱，三条水系在村南汇聚成涧河支流。这“一山三水”的地理格局，恰似远古先民刻意的选择——韶山阻挡了凛冽的北风；冲积形成的台地巧妙避开了洪水侵袭；三条河流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与渔猎资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遥感数据显示，仰韶村所在的二级阶地，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1.8%，至今仍是豫西地区的优质小麦产区。

仰韶村所在的渑池县，在历史上赫赫有名。公元前627年，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就发生在渑池。公元前279年，秦、赵两国会盟于此，史称渑池之会，《史记》里蔺相如逼秦王击缶的名场面就源于此。北宋时期，苏轼途经渑池，忆起弟弟苏辙的《怀绳池寄子瞻兄》一诗，于是和作了《和子由渑池怀旧》。

这些过往，冥冥之中预示着仰韶村的不平凡。

仰韶村真正闻名于世的过程，像是一部老式探险电影。故事要从一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说起。1901年，安特生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博士毕业后，因两次参与瑞典的南极考察活动而声名大噪，后来担任了瑞典国家地质调查局局长。1914年，安特生受聘担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来到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化石采集工作。1918年，为了采集化石，他来到河南，在当地传教士的帮助下，于渑池县北部发现了一些化石。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前往河南洛阳以西，收购化石，结果误打误撞进入仰韶村。刘长山用三块大洋，从村民手中换来一麻袋的石器、石斧、陶片、骨器等，共600余件。当这些文物铺满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时，安特生意识到，黄河岸边的这片黄土地下，埋藏着足以改写东亚史前史的关键证据。

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带着5个人来到仰韶村，进行为期8天的考察，收集到大量石器、陶片等。回到北京后，安特生对采集物进行研究，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有必要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为获得官方发掘许可，安特生可谓使尽浑身解数。他通过瑞典公使向外交部施压，还请地质学家翁文灏写了担保信。最终，国务院下发照准批文，安特生获得对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的机会。

1921年10月27日，安特生和中国考古学家袁复礼共同开启了首次发掘工作。在36天的时间里，17个探方出土了685件石器、211件陶器和少量的骨器、蚌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绘制着精美花纹的彩陶，这些彩陶图案绚丽、线条恣意，如遗落人间的星子一般熠熠生辉。

发掘结束后，安特生在村民王德全家的地堰上立了一块木牌，上写“仰韶文化区”五个大字，以示保护。从此，这里成为举世闻名的“仰韶村遗址”。而这次考古发掘，被称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历史上的“第一铲”，叩开了通往中国远古时代的神秘大门。

发掘的文物在北平展出时，引发了巨大轰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梁启超带着学生连续三天前来观摩，面对彩陶纹样，他感叹：“吾辈考证三代文字，竟不如陶工一划之古！”国学大师王国维捧着陶片，喃喃道：“吾辈考商周，洋人竟直追黄帝之前！”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也悄悄拓印纹样，并在后来的《史前时期的满蒙》中承认：“华北彩陶自成体系，与中亚无关。”

仰韶村遗址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中国辉煌的史前文明，打破“中国无石器时代”的错误理论。仰韶文化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及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纪元，更为后来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与命名奠定了基础。

四次“大地解剖”地层下的文明接力

然而，安特生、袁复礼挖出的彩陶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来了质疑声。《申报》记者曾赞叹“花纹之精美，堪比波斯地毯”，但随之有人发出“这些彩陶是否来自西方”的疑问。安特生提出“中国文化西来说”，更是气得国学大师们直拍桌子。这一争议持续多年，直到1951年才迎来转机。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安志敏带领考古队重返仰韶村。在某个闷热的午后，一名队员的惊呼声打破宁静：“快看！黑陶压着彩陶！”原来，地层中，仰韶彩陶在下，龙山黑陶在上，这个“三明治地层”的发现，有力终结了“中国文化西来说”，揭开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成长年轮——仰韶文化的红陶与龙山文化的黑陶，在4米厚的文化堆积中完成着文明的接力，证明了黄河中游的史前文化有着自主演进脉络。

1980年，第三次发掘由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进行，在遗址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台地展开，发掘面积达200余平方米。此次发掘了4个探方、4条探沟，发现了4处原始社会房基、41个窖穴，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共计613件，确认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包含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且存在四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层叠压关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仰韶第一完整器”——月牙纹的彩陶罐。如今，这件文物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无声地诉说着泥条盘筑的智慧、矿物颜料的秘密，还有那尚未解开的花纹暗语。

2020年，第四次发掘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魏兴涛研究员主持，发掘面积达600平方米。这次发掘采用无人机、多光谱扫描仪等现代化工具，高精度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发现了仰韶晚期大型房屋基址和人工壕沟，这是一百多年来该遗址首次发现大型房屋建筑。此外，还发现了青灰色“混凝土”房屋、红褐色涂朱草茎泥墙壁等房屋建筑遗存，以及丝绸、美酒、玉环、象牙制品等丰富的文化遗物。

从安特生发现第一片彩陶，到扫描仪生成三维聚落模型，这四次考古发掘，如同在黄土地上刻写出一部跨越百年的文明解码史。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穿越2300万年的时光之旅

2021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向公众开放。公园里，安特生、袁复礼两位学者和仰韶村三位村民的雕像，生动还原了当年发现仰韶遗址时的场景。后三次的探方也都完整摊开展示着：镶嵌在第三纪红土中的钙板，是古气候的天然记录者；第四纪黄土里的蜗牛化石，则是重构史前生态的关键密钥。

当晨雾漫过仰韶村的沟壑，路旁断崖裸露出层叠的土色肌理，恍若大地褪去外衣展露的年轮。赭红与苍黄在阳光下交织变幻，第三纪红土与第四纪黄土的交界线上，2300万年的时光被压缩成一道斑斓的等高线。

这方水土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让地质时间与人类感知产生奇妙共振。当我们用手掌轻抚断崖的纹理，触碰的不仅是历史的堆积，更是天地洪荒赠予人间的一卷无字史书。正如渑池籍作家张宇所言：“在仰韶，每一捧土都是凝固的时光，每道沟壑都是大地的皱纹。”

如今，在仰韶文化博物馆，1136件彩陶构筑起一部绚丽的视觉史诗。它们承载着仰韶文化的辉煌。其中，一件人面鱼纹盆尤为引人注目。盆上的图案设计很是巧妙，鱼眼用两个同心圆表示，嘴角衔着抽象化的渔网，仿佛在说：“今天捕到十条大鱼！”这一生动场景，让考古学家不禁戏称是“新石器时代的表情包”。当转移视线，隔壁展柜的尖底瓶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款尖底瓶设计独特，打水时能够自动倾斜，装满水后又能稳稳直立，堪称原始版“智能水壶”。

这些文明切片的价值，远超它们在博物馆展柜中的陈列。考古学家李伯谦曾说：“仰韶不是起点，而是文明长河的第一道涟漪。”当我们在实验室分析小口尖底瓶内壁残留的酒石结晶，在显微镜下观察石器使用痕迹，其实就是在解码中华文明最原始的生命密码。

黄土之下，彩陶之上守护者的执着与坚持

也许是因为百年前安特生的“第一铲”将仰韶村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仰韶村村民多年来自发形成了一套规矩：不起坟、不打窑、不深翻土地、不挖沟挑壕，甚至不能随意打井修渠。

在仰韶村宗祠的墙上，至今悬挂着民国十年的木质村规：“凡掘地三尺见红陶者，报族长赏铜钱五十文；私藏者罚麦三斗。”这份由乡绅制定的保护公约，在战乱年代守护了无数文物。1944年日军扫荡时，为了保护遗址，村民们连夜将安特生当年标记的探方用粪土掩盖，日军挖了三天，只找到几块破瓦，无功而返。

随着时代的变迁，仰韶村村规也与时俱进，更具现代性。宅基地审批需文物部门勘测；耕地深度不得超过30厘米；发现文物立即上报可获得奖励500元；红白喜事禁用彩陶仿制品作礼器……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村民们对文物的珍视，也彰显了他们对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如今，这些保护条款被编成豫西梆子戏，在村广场年年传唱。村民们还保留着在遗址保护区巡弋的习俗，不仅自己不挖抢倒卖文物，遇到个别在断壁上抠扒彩陶的游客，也会及时制止，绝不允许他们带走半片。2021年，村民王建军翻修老宅时挖出三件完整陶器，主动上交后获得“文物保护模范户”称号，奖励给他的旋耕机上还特意喷涂有彩陶纹样。

在村西头的“仰韶彩陶工坊”，49岁的杨栓朝正用韶山北坡的观音土揉制泥坯。他的故事是仰韶村文化传承的又一佳话。2003年，当他看到瑞典博物馆里的仰韶彩陶照片后，这位初中毕业的农民便下定决心要复原失传的制陶技艺。他跑遍周边20个陶窑遗址，采集300多个古人指纹模型，最终发现通过比对陶器指纹，可以识别不同制陶工匠的作品。这项技术不仅帮助考古学家确认，仰韶晚期就已出现专业化的制陶作坊，也使杨栓朝复制的“人面鱼纹盆”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从安特生竖立的“仰韶文化区”木牌，到杨栓朝发现的指纹陶，仰韶村的奇迹仍在续写。这里没有帝王将相的传奇故事，只有黄土之下普通先民的生活史诗。或许正如苏轼当年路过渑池时所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不过仰韶村留下的，不是短暂的雪泥鸿爪，而是文明基因里那一抹永不褪色的彩陶红。

（编辑 邓文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