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美欧关系的新特点与新挑战

【关键词】美欧关系  特朗普2.0  美国外交  欧洲战略自主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冲击波”将世界政治带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2024年美国大选酿成的特朗普2.0风暴，将美欧关系带入一片更加幽暗深邃的水域中，一个更复杂和动荡的调整期正拉开帷幕。美欧关系附庸化、交易化以及双方涉华利益交换博弈加剧等，是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关系呈现的一些新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关系面临在如何处置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矛盾加深、多领域分歧积累以及“信任赤字”攀升等新挑战。

拜登政府的美欧关系遗产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欧采取压迫式交易政策并频频“毁约退群”，严重激化了美欧在安全、经贸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矛盾，使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甚至进入了“非盟友”状态。[1]

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后，美欧关系迎来转机。与特朗普轻视盟友并以狭隘的交易方式处理大西洋联盟事务不同，拜登重视外交的作用，对如何处理联盟关系有相对成熟的想法。2020年拜登曾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题为《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批评特朗普系统性的“毁约退群”侵蚀了支撑美国领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与安全制度架构，疏远了美国最需要的民主盟友。拜登希望“以国际合作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相信盟国对于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至关重要。拜登一上任便强调“美国回来了”，重申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性，并承诺修复与盟友关系。拜登宣称，美国对联盟的承诺是神圣的，而不应是交易性的；北约是一个价值观联盟，这使它比通过胁迫或金钱建立的伙伴关系更加持久、可靠和强大。[2]拜登政府重申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寻求改善美欧经贸关系，并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所有这些都受到欧洲欢迎。值得一提的是，拜登任命的一些关键内阁成员不仅熟悉外交业务，而且大都同欧洲关系深厚，过去几年里与欧洲高官频繁互动，进一步拉近了美欧关系。

2022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在加剧欧洲地缘政治危机的同时，为拜登重振跨大西洋联盟提供了重要抓手。拜登政府在强化北约对俄威慑、联欧对俄制裁，以及共同援乌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欧盟则提出建立欧盟—美国安全防务对话、与美加强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以及共同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议程等倡议，其与北约的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北约2022战略概念》强调欧盟防务进程对于北约的补充性意义以及欧盟和北约之间的合作关系。欧盟《战略指南针》和2023年《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重申北约的不可替代性与欧盟的互补性。随着双方更加强调防务规划、能力发展的一致性与协同性，欧盟与北约的合作呈现“联盟化”趋势。

在美西方刻意营造“阵营对抗”的氛围下，美国和欧盟也都把中国视为一个经济、技术和战略上的竞争对手，并加强对华政策协调。美欧不仅重启了“中国问题”对话，还新成立了带有浓厚对华竞争色彩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技术理事会”（TTC）。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欧涉华协调进一步升级。《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宣言》在认定乌克兰危机使欧洲—大西洋安全面临几十年来的“最严重威胁”的同时，诬称中国的“强硬”政策构成了两大组织“需要应对的挑战”，并宣布“双方将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将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并进一步加强、扩大和深化合作”。

拜登政府奉行较为积极和灵活的对欧政策，带动美欧关系走出低谷，推动双方加强了合作，“联欧援乌抗俄”和美欧涉华协调成为其重要外交遗产。与此同时，拜登政府对欧政策也给美欧关系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虽然拜登通过调整对欧政策加强了跨大西洋军事、外交和经济盟友体系，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几乎沿袭了前任做法。拜登将贸易政策纳入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和国内议程之中，虽然通过谈判缓解了美欧钢铝关税争端，但并未彻底解决前任政府遗留的这一问题。更有甚者，拜登政府推出了具有歧视性和保护主义色彩的《通胀削减法案》，遭到欧盟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在安全领域，拜登虽不像特朗普那样蛮横地对待欧洲盟友，却仍继续向欧洲转移防务负担，要求欧洲为北约军费作出更大贡献。此外，拜登政府不与欧洲盟友协商便突然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建立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些行为令欧洲感到震惊并促使其反思欧美关系。正是这些负面遗产限制了美欧关系的修复空间，也预示特朗普2.0时代美欧关系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欧关系新特点

特朗普2.0风暴下，加强版“美国优先”重塑美国外交，“一头灰犀牛已经闯入美国外交政策”。[3]艰难承压的美欧关系显露出一些新特点。

一、权力失衡加剧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

权力对比是影响美欧关系变迁的根本要素。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权力失衡日益明显。2008年欧盟GDP略高于美国，2022年美国GDP达到25万亿美元，而欧盟和英国加在一起仅为19.8万亿美元。[4]同时，美欧科技、军事实力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权力失衡导致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且在乌克兰危机中变得更加明显。美国在整合西方对危机作出回应以及援乌抗俄等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提供了大部分资源。欧洲则因为内部分歧和能力不足而变得更加依赖美国。时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指出，在处理俄乌危机时，欧洲并没有真正参与进来。相反，它开始了一个附庸化的过程。[5]现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2023年2月发推文称，“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为乌克兰争取前所未有支持的关键”。[6]

欧美权力失衡赋予了特朗普2.0在对欧政策中更多的“权力杠杆”，从而加剧了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一方面，特朗普力减美国对乌克兰危机的干预、对乌援助以及对北约和欧盟的投入，同时继续用关税施压欧盟，以攫取更多利益。正如美国一些官员表示，欧洲人会发牢骚和抱怨，但他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日益依赖意味着，他们将基本上接受作为美国全球安全角色一部分的经济政策。这就是附庸的本质。[7]另一方面，特朗普卷土重来鼓舞了欧洲的极右翼势力，他们加快在各国“抢班夺权”的节奏和步伐，导致欧洲政党格局更加碎片化。欧盟一些成员国选择与特朗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而特朗普政府则希望通过亲近这些国家，换取后者在欧盟内支持有利于美国的政策。在欧洲，特朗普政府将极右翼势力视为其真正的盟友，呼吁德国选择党等政党进入各国政府。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前夕，美国副总统万斯更是直接呼吁欧洲变成一个更大版本的匈牙利。

总之，特朗普重塑美欧关系的政治本能叠加其回归带来的欧洲分化效应，使美欧关系附庸化风险再现。虽然附庸化动向并不代表美欧关系的长期发展趋势，但短期内或将成为双方互动的主要模式。这同时表明，欧洲要真正实现“战略自主”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交易主义2.0”主导美欧关系

特朗普信奉重商主义和现实主义，喜欢用交易、交换的方式处理外交问题，希望通过交易寻迫使欧盟放松对科技平台的监管。

特朗普惯用关税作为施压与交易的工具。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对所有向美出口商品的国家征收“对等关税”。此举虽名为“恢复全球贸易的公平竞争”，实则是“美国优先”论作祟。特朗普抱怨欧盟对美国科技企业实施了多种限制措施，并在对美贸易中保持着大量顺差。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欧盟对美贸易顺差达到2087亿美元。[9]特朗普警告欧盟必须承诺“大规模”购买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面临关税。2025年2月26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已决定对欧盟征收25%关税，适用于汽车和其他各种商品。与此同时，美国还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同等税率，而欧盟是美国钢铝进口第三大来源地。面对美国加征关税，欧盟寻求通过谈判缓解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建议，欧盟应采取“谈判”的策略，通过购买更多美国商品减少直接冲突并促进合作。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一方面将做好在必要时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的准备，始终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如果谈判不成，欧盟准备动用“一切贸易防御手段”应对美关税冲击。[10]

除了加征关税，特朗普政府还试图通过安全施压实现经济、外交目的。特朗普不喜欢永久联盟，认为其限制了美国与更多合作伙伴谈判更有利协议的自由，同时也是美国的经济负担。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曾多次威胁减少美国对北约的支持，以此施压欧洲提高防务支出。欧洲盟国近年来军费支出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美国，但特朗普仍不满足，要求北约成员国将国防开支提高至GDP的5%。特朗普还希望对北约进行“彻底的重新定位”，使美国退居幕后，而由欧洲盟国承担北约主要作战力量，美国只在危急时刻提供支持。特朗普对北约的消极态度使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面临虚化危险，导致跨大西洋联盟陷入更加动荡不稳定状态。

三、美欧涉华利益交换博弈进入新阶段

当前国际背景下，对华遏压是美国两党一致政策，而涉华协调亦是美欧关系中一项战略性议题。特朗普1.0时期，由于美欧关系紧张，双方涉华协调并不顺畅；拜登任内美欧涉华协调得到加强。特朗普2.0延续美国对华遏压战略，并将对华经济科技竞争作为重点。为增强对华遏制打压能力，特朗普对欧盟加大施压力度，要求其与美协调对华经贸政策，并跟随美国限制或阻止对华经济技术交往。如果欧洲继续抵制，将会给跨大西洋关系带来持久压力。[11]

美国施压之下，欧盟在中美欧关系中角色尴尬，其在涉华问题上与美协调的两面性特征凸显。一方面，欧盟自身寻求对华经济“去风险”“降依赖”，加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被对美安全依赖裹挟，因此愿与美协调对华政策，并寻找利益交换的机会。有分析指出，欧洲国家可能会进行交易性的讨价还价——购买美国的武器以换取安全保证，或通过支持美对华政策，以换取美对俄政策得到利欧回报。[12]2025年2月20日，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事务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商务部长拉特尼克讨论如何共同应对中国的“非市场经济行为”及“产能过剩”问题。2025年2月2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美国访问期间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美国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中国提高关税，并表示美国不能同时跟中国和欧洲打“贸易战”。另一方面，欧盟难以忽视在涉华问题上倒向美国所具有的风险，因为这样做不仅难以换来特朗普完全消除对欧盟的敌意，甚至可能会因损害对华关系而伤及自身利益。冯德莱恩及其他一些欧洲高官近期对中国作出温和表态，强调中欧在气候保护和国际贸易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与中国的互利贸易和投资关系，甚至有声音主张欧盟应制定没有美国参与的对华政策。

总之，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基本态势不会变，而欧盟的对华战略认知会受到美国更大影响甚至重塑。欧盟对华示好或有借此向美施压与讨价还价的考虑，因此不排除美欧双方在涉华互动中进行利益交换的可能性。但欧盟也应认识到，与美国进行任何可能的涉华交易性合作，不仅会使自身对美依附进一步加深，而且损华不利己。

美欧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特朗普2.0开启伊始，美欧在安全、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裂痕进一步加深，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走向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