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十六岁以前，我的生活与清华和北大这两所大学有着不解之缘。因为父母都在清华大学工作，我三岁上清华幼儿园，七岁上清华附小，十三岁时又考上了北大附中。这样优越的成长环境，想必是令很多人羡慕的。就像人们说富家子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我家虽不富有，但我也算是降生在书院里的孩子。读书，上学，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对我来说应该是按部就班、顺理成章的事情。记得几年前，我们一群清华幼儿园同学举办过一次“毕业六十年”聚会，我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出几张聚会照片，引起朋友们一片惊叹：你们从小就上清华呀！

一

大学梦我是从小就做的，虽然能不能上清华这种顶尖大学是另一回事。童年时，我可以清晰地设想自己的人生道路，并不曾想到会被改变。随着政治因素的影响日益重要，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学生能否上大学已经不完全取决于高考分数。我大姐李维琪曾是北京市中学生金质奖章和优良奖章获得者，在北京著名的一零一中学是排名数一数二的优等生，她1960年参加高考，一心想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学院），却意外地被第四志愿北京农业大学录取。我们后来才知道，父亲在1958年以后政治上被“插了白旗”接受批判，因此波及她。其实她还是幸运的，她的好友中有一位同样学习成绩优异的同学，因父亲是“右派”，连大学都没得上，而被分配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

那时，我对这一切完全无感，还是过自己无忧无虑的生活。我贪玩，常和一群“野孩子”在清华园里疯跑、追打、捉蜻蜓、逮知了、掏鸟窝、摸泥鳅、抓田鸡，等等。为此母亲没少揍我，打完就罚我写作文，她出题，评阅，判分，写得不好就罚我再写一篇。但淘气归淘气，我也喜欢看书。父亲要搞文学翻译，他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中文修养，于是买了很多当代小说，从《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到《红日》《红岩》《红旗谱》，这些书家里都有，我在上中学以前就囫囵吞枣地读过。我的学习成绩也一直不错，小学毕业升学考试，只有语文、数学两门，我把握很大，数学没有错题，应是满分，语文考前押中了作文题，成绩也应接近满分。第一志愿填了清华附中，不但应能录取，而且还可以被分配到重点班。但是接到录取通知，我才发现被调剂到第二志愿北大附中（此时北大附中新建不久，影响力无法与清华附中相比）。

北大附中当然也是重点中学，顺利读下去，上大学也没有问题。但不承想，初中一年还没读完，就闹起了“革命”。学校停课了，一停就无法恢复，虽然短暂地搞过“复课闹革命”，但已和“革命”前不可同日而语。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荒废了。运动中，因家庭出身的原因，我没有加入过派性斗争的组织，但是因为内心向往“革命”，却也整天和红卫兵混在一起，甚至还很幸运地被分配到学校的图书馆负责保卫，在那里住了将近一年。可惜那时我不懂得选择图书，乱七八糟地读过一些文学作品，现在能想起的不过是《海底两万里》《堂吉诃德》等寥寥几种。1969年到吉林省白城地区洮安县的农村插队，我甚至趁便从图书馆带走了二十来本书，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多年后想起来，这简直是监守自盗，让我悔愧不已。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四十年后在三联书店工作时，我曾专门给母校北大附中图书馆捐书六大箱，总计一两千本，校方很高兴，但他们不知我另有隐情。

我的文科基础大概就是从这时打下的。在东北农村，我们当时是要在“广阔天地”里面“大有作为”的。和当地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夏秋三季无休，只有冬天，因为天气格外寒冷，不能种地而可以“猫冬”。这时我们知青会回到北京的家里，安安静静地读几个月书。因为心里面总是隐隐约约感到将来会用得上书本里的知识，所以我在那时自学过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数学一直读到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但物理和化学因为无法做实验，只是补学了初中课程。还有英语，我是从字母开始自学的（在北大附中，我学的是俄语），背了一千多个单词而已。论兴趣，我还是爱读文学类的图书。

那几年，每到冬天回京时，我都会到北大燕东园去找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梁宝勤。她是新加坡华侨，爱人王家福是北大东语系讲师，偏巧是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几位得意弟子之一。所以梁老师对我总是特别亲切。每次见面，她都会嘱咐我多读书，不要浪费光阴，并且主动借书给我。我初读《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这四部古典名著，用的都是梁老师的书。当时读得最入迷的是《三国演义》，熟读了很多精彩段落，逢人就讲三国故事。梁老师的书，借来时是崭新的，还回去时皱巴巴的、卷边的都有，有的连封面都弄掉了，让我在老师面前很是尴尬。

刚下乡那两年，虽然并没有真心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但也绝对没有想到还有机会上大学。但是两年以后，心眼变活了。因为得到一个消息，大学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和我同公社下乡的一位知青被吉林师范大学招走，如同“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我开始想，何时可以轮到我？

二

大概也就是从这时起，吉林的省、地、县三级用人单位纷纷从知青中招工。此后一连几年，一同下乡的知青，多数离开了。到1973年底，我们集体户由十五人减员到五人，男生只剩下我一个。其实我并不是没有机会提前离开农村，但是我心里只想上学，对招工不感兴趣。若论表现，在农村，我算是比较勤劳肯干的，因此还受到重用，被提拔为公社团委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这种条件，要想被“推荐”到一家工厂上班，应该并不困难。事实上，也有过两家招工单位征询过我的意向，被我婉拒。因为上大学才是理想选择，我宁可在农村多待几年，也要等到机会。我想这不仅对于我，而且对于我父亲，都是一个极大的心愿。记得1973年，公社组织农村干部参观大寨，一行人在北京转车，其中一位公社党委常委被我邀请到家里小住三天。父亲郑重其事找那人谈心，说出自己内心的两点想法，一是希望我入党，二是想让我上大学。那位党委领导当场表态，说根据我的个人表现，这些都不成问题。

1974年，机会终于来了。我所在的瓦房公社有六七个招生名额。由于我在公社团委任职，消息比较灵通，打听到这些招生名额多数是中专，但是有一个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的招生指标。我写信告诉父亲，他很兴奋，回信说学理工甚好，希望我能被推荐。他如此说，是因为他自己作为文科教师，在历次思想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觉得学理工在政治上比较安全。于是，我在报名表相关栏目里直接填报了吉林工业大学。后来，公社党委开会研究，真的同意了我的申请。有一天，党委宣教委员拿出一叠盖好大红印章的大学招生推荐表格给我看，六七张表格中“公社意见”栏目里面，只有我的一张表填写的是“同意升入大学理工科”，其他人的表格一律填写“同意升学”。我以为，这次上大学是板上钉钉了。

令我意外的是，那天的公社党委会是副书记主持的，姓刘的党委书记因在县城开会而未能参加。刘书记回到公社后，了解到大学招生推荐情况，得知公社意见已经报到县里，他立刻赶回一百公里以外的县城，向县招生办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说起来很是晦气，这次升学，对我是成双好事转头空。好事，当然除了上学，还有入党。那位去年曾经到访过我家的党委常委回到公社就提议发展我入党。他亲自到我担任革委会副主任的生产大队召开党总支会议，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但是，在公社党委开会讨论之前，党委按程序做外调，发函给我父亲工作的清华大学，那里的一份不负责任的回函，把公社党委众人吓了一跳：他们根据“文革”中“工宣队”对于父亲所谓“历史问题”所做的审查，提供了一堆不实之词（具体情形可参见我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此处不赘），虽然纯属子虚乌有，但写在党委函件里面，就是一锤定音。我的入党申请未被党委批准，这当然是重要原因。

但是让刘书记对我改变看法的并不只是这件事。

1973年底，我所在的知青集体户因为减员，被合并到另一个生产大队的集体户中。刚到那个户里，我就发现有一位姓李的男同学一只眼睛蒙着纱布。问情况，得知他那只眼睛因为受伤而近乎失明，视力只有零点零一，几乎是除了光什么都看不到。至于怎样受的伤，户里同学告诉我，是被霰弹猎枪的火药炸的。

那时在我们瓦房公社一带，每到秋收时节，天上总会飞来成群的乌鸦。鸦群庞大，动辄上万只聚集在一起，黑压压一片，如巨大的乌云，遮天蔽日，叫声震天。乌鸦常常会落在高粱或玉米田里毁坏庄稼，所以生产队派社员看青，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驱赶乌鸦。乌鸦怕枪响，不必真正伤及它们，只要猎枪“轰”的一响，它们就立刻四散而去。这种猎枪有一米多长的枪筒，火药和铁砂从枪口填入，点火装置是一个特制的砸炮儿，它扣在枪托和枪筒之间一个带孔的底座上面，扣动扳机会砸响砸炮，这样便可点燃枪筒内的火药，进而将作为子弹的几十粒铁砂射出。这种枪通常是打猎用的，很多农民家里都有。我在农村看青时也时常玩弄这东西。

猎枪炸开了，显然是火药装多了。而装火药的人，是公社和大队为知青集体户指定的“贫下中农老户长”，也就是党委安排对知青进行“再教育”的人。据同学们描述，那天李同学端着猎枪，面对鸦群，稍一瞄准就扣动扳机，随着一声巨响，顿时人倒在地上，整个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那把霰弹猎枪断成两截，飞出几米远。

事情涉及老户长。这位老户长可不简单，他五十来岁，是土改时期翻身闹革命的老贫农，平时在乡里就是很硬气的人物，特别是他“通天”。公社党委刘书记只要到我们生产大队视察、开会、办事，肯定会到他家里喝酒，两人是称兄道弟的哥们。有了这一层背景，他虽然不是领导干部，在乡里也享有很大话语权，常常是说一不二。他作风霸道，常到集体户指手画脚，有时还要这要那，占些物质上的小便宜。一些知青早就对他很反感。李同学性子直，曾经和他发生过两次激烈争吵。所以这一次事故的发生，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是老户长借机报复李同学。

生产队里也有一些老乡对我说，那老户长是老猎手出身，霰弹猎枪该装多少火药，他心里是有数的。怎么会一下装了两倍以上的火药，爆炸时连枪管和枪托都分家了？此事太可疑了。

事情发生后，李同学准备病退回北京，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但是对这个事故，是不是需要调查，是不是有人应该被追究责任，这些话题从未有人提起。因为我当时在大队和公社两级都有任职，自认为是一个有责任为知青代言的人，遇到知青受迫害的事，我不出头谁出头？所以我起草了一封公开信，找了几位知青和我联名，要求彻查猎枪爆炸事件并处理相关责任人。信交给谁呢？考虑到老户长和刘书记的关系，不能送到公社。我们商量后决定，用毛笔把公开信抄录成大字报，贴在大队部办公室里。

今天想来，这件事我干得的确很冒失。我当时不懂，这样的事假若要调查，也应该向公安报警，而不是写什么公开信。何况，时过境迁，当初的证据都未保留，那把断成两截的枪都找不到了，调查怎会有结果？再说，就算能证明枪管被炸裂是火药过量所致，也不能证明老户长是有意为之。他和李同学之间的矛盾，似乎也到不了需要如此报复的地步。但我那时年轻气盛，思想单纯，一心只当是伸张正义了。其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不过是公社派了两个办事员来了解一下情况，什么结论也没有给出。不过，因为那场舆论风波闹得不小，老户长从此不再过问集体户的事，就像被免职一样。

由于老户长和公社刘书记两人关系非同一般，此事惹得刘书记不快。事后他专门找我谈过一次话，一反过去的亲切和热情，只是冷冷地把我教训了一顿。原话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大意是说全公社这么多知青，他曾经有意栽培我，提拔我，但现在对我失望了。

接着就是我的入党申请未获批准。待到几个月后大学招生，刘书记听说公社党委开会推荐我上大学理工科，竟然专程赶到县里招生办，要求把我从吉林工业大学换下来。当然，他最为名正言顺的理由，是因我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严重，不适合推荐到“内燃机”这样的机密专业。至于其他理由，他根本不需要说。这样做的结果，是粉碎了我的大学梦。我随后被分配到一所中专：哲里木盟师范学校。

三

上中专也算是“工农兵学员”，在当时的环境下，好歹也是受到贫下中农推荐，代表“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如此也令我有些微的荣誉感。但是我假期回京，见到父亲，他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一下子凉到底。他说：“唉，你都二十几岁了，还在上中学呀！”我说：“不是中学，是中专呀。”他回说：“中专和中学是一回事。”当然，他是大学教授，他这样看问题我无法改变。可是听了这句话，我感到自卑至极。的确，我在清华园里的发小，很多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有的还是清华、北大，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命运太差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因为我没有上成大学而被分配到中专，曾在单位开会时慨叹命运不公平，还挨了几位左派教师的一通猛批，受到羞辱。于是我知道，我真需要给父亲，也给自己争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