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要读李昕

话说当年三联书店首次引入董桥作品，以“读书文丛”出版了两种董桥作品《乡愁的理念》（1991）和《这一代的事》（1992），附收了柳苏先生原先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1989）。柳苏是罗孚的笔名，在北京居留十年期间和《读书》结缘颇深。2013年，李昕在三联总编辑任上支持饶淑荣出版了“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为推广宣传，李昕在微博上发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引起媒体舆论关注，“王鼎钧热”迅速升温，四部曲大卖超过十万套。而今轮到我来写李昕印象记，趁着春节假期，翻出李昕的十二种已版图书，读到快意处，不敢藏私，不甘专美，忍不住也要效颦罗孚，扯嗓门大喊一句：“你一定要读李昕！”

这么写这么说，一是因为和李昕太熟悉，二是因为他的书真的好。从2005年他到三联书店工作，我们开始共事，朝夕相处九年。2014年，他退休，被商务印书馆返聘，两家出版社南北相距不到九百米，我们还是常见常聚。2021年，我调到商务工作，再次聚首为同事。前后二十年，可说相知相契，无比熟稔。李昕退休后，从“为他人做嫁衣”，到“为自己量体裁衣”，从2015年横空出世的《做书：感悟与理念》，到新近出版的《翻书忆往正思君：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的时代》（以下简称《翻书忆往正思君》），十年间出版了十二种个人专著，包括繁体港版和简体内地版。用编辑的眼光和好书的标准衡量，可说部部都精彩。这些书我都放在身后书架上，和三联前辈邹韬奋、范用、沈昌文诸先生的作品放在一起，时常翻读，而且为他的书写过序言和推荐语，写过书评，还曾应邀作为嘉宾参加过两场对谈活动。

我与我的世界

李昕的这篇新作《我的大学梦》，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和主题写出了他的九年知青生活，除了清华园生活和家庭片段与他的《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略有交集之外，这是他的已版作品中少所涉及的一段青春往事，因此也不妨叫作“我的知青岁月”。他过去的写作，我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偏于编辑和出版的经验，谈做书的感悟与理念，可归入编辑学，适合做编辑出版培训；另一类是侧重出版史或回忆录，讲述书与人的故事。如果粗线条地概括的话，这些书都是聚焦他大学毕业后四十年的出版生涯，前者是有书无人，后者是有人无我，不免有“大公无私”之感。比较而言，只有这篇《我的大学梦》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聚焦于自己的知青生活和贯穿其间的“大学梦”，第一次进入“有我之境”。而且这篇文章是首次把回忆录系列的时间线往前推到青少年时段，也就是1969年十七岁到吉林白城洮安县下乡插队，到1978年二十六岁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近十年，我是把它当作李昕自传或回忆录的“前传”来看的。读完之后，又不免得陇望蜀地期待他接着写大学四年的回忆录。那自然是许多人都写过的题材，武大在那个时期也是有故事的名校，故事也精彩，如他的同学喻杉曾写过《女大学生宿舍》。相信李昕写他的“男大学生宿舍”，也一定值得期待。如此，他的回忆录才能在时段上形成完整的闭环。

《我的大学梦》中有三个故事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他从家里抽屉里找到户口本，没和父母商量，就偷偷地跑到派出所把户口迁到吉林农村，那个洮安县我是第一次听说。李昕从小在清华园长大，读书在清华附小、北大附中，放着颐和园也可以“插队”的选择不要，却一脚迈到东北黑土地的农村，这固然有青春期叛逆的因素，也可见其激情，无怪乎他后来列举编辑的职业素养，格外强调“激情”。二是他的带病下乡。李昕十四岁那年被协和、日坛、朝阳三家医院确诊患淋巴癌，存活期仅有四到六年，医嘱静养，“五年免体免劳”。如此病情，他居然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别人干的农活他一样不落下，真是不管死活。神奇的是，八年后复查，肿瘤消失，癌症居然凭空消失了，可谓传奇。三是出于正义感和血性，为受害知青鸣不平，写公开信，因此得罪公社书记，致使原本板上钉钉的入党和上大学这一改变命运的“成双好事转头空”。这件事特别能看出他日后做书的胆识和担当。

有这样的前传作背景和铺垫，我们似乎更能理解李昕四十年的出版生涯这部正传。曹聚仁的回忆录名为《我与我的世界》，我觉得此书题可以作为概括所有自传或回忆录的模版。李昕的回忆性随笔，都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他亲历亲见的往事。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与作家学者打交道，书里书外，都是故事多多，借助写日记好习惯积累下的记录，加入个人的观察和思考，如此夹叙夹评的文体，既是回忆，又是随感，集合起来就构成了自成一片天地的“李昕与他的世界”。这里的“世界”，也可以换成“时代”，也许更贴切。这既是“李昕们”77、78级堪称辉煌的一代人的记忆、一代人的写照，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既辉煌又令人怀念的大时代的文化侧影。

赶上了出版的好时代

回首往事，李昕常说自己“生正逢时”，“赶上了好时代”。我等出版从业者，或关注中国出版史，尤其是当代出版史的研究者，自然会由衷地认同这个说法。即使不说那个时代空前绝后，但至少其鲜明特征为此前和此后所不具备，或难以复制。此情可待成追忆，翻书忆往正思君——李昕回忆录的副题“一个出版人和一个文化时代”突出的也正是“时代”这一关键词。

《一生一事》是李昕第二次写回忆录，讲述他过去四十年间“做书背后的故事”。四十年裁为四段：人文社十四年（1982—1996）是他的出版起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受到的严格训练，为他打下深厚的基础。香港三联书店八年（1996—2004），是对他至关重要的时期，“我的编辑理念和市场意识都是这一时期逐步形成并强化起来的”，他形象地说，在香港做出版“是在深井里游泳。天地非常小，存活很不容易，水又深又冷，非得练就身怀绝技不可”。北京三联九年（2005—2014），是他实现编辑人生理想，大展身手，臻于大宗师境界的阶段。最后一段“尾声”，是商务印书馆八年（2014—2022）。这个“尾声”当然是开放性的结尾，作为他七十岁的回忆录，相信后面还会有很长的续集值得期待，“且听下回分解”。

李昕说他的成就得益于时代与环境的双重机缘，他先后在人文社、香港三联、北京三联和商务这四家著名的出版机构当编辑做书，在一流的出版平台做事，享受到金字招牌的加持和优厚资源条件，居高声自远，因而天时、地利、人和齐备一身，属于特别幸运的少数人。这话不错，有其才学者未必有其平台，有其平台者未必有其时代，自然难免怀才不遇，这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但问题是，有其时代和环境条件者，未必有李昕一样的成就，这就不得不提李昕的过人之处了。在我看来，李昕之所以为今日的李昕，关键在于他有三个常人不可及处：一是理想与激情，二是勤奋与有心，三是学养与阅历。恢复高考后进入武大中文系的李昕，毕业时可以选择从政，也可以选择当学者，工作之后也有机会改行从商，但他选择的是做出版，而且从一而终，终生不悔。喜欢书，热爱出版，正是这份初心不改，一生只为一事来，才使得他面对时代和环境变化，面对各种诱惑时，理想从未动摇，才能够与作者打交道时从来都是激情投入，为人作嫁甘之如饴。所以我说他一生一事，靠的是理想与激情，一事一生，凸显的是执着与坚守。

我们不难注意到，77、78级一代人近年来正逐渐和我们告别。钱理群、赵园住进养老院，陈思和开办“从教四十二年”座谈会，“一代天之骄子”梁治平开始写回忆录，陈平原出版四十年文集，这些都可说是一代人的象征性事件。他们在为自己总结的同时，也是在为一个大时代立传。《陈平原文集》在深圳的新书发布会，题为“以人文之名与时代同行”，借用来说李昕，可说是“以出版之名与时代同行”。

与时代同行，换一个角度看，也是个人与时代的互相成就。李昕参与的是改革开放大时代的一个侧面，一个文化时代是以文化大家为象征、为支撑的。钱锺书、杨绛、李敖、李泽厚、刘再复、周有光、牛汉、屠岸、吴敬琏、杨振宁、王蒙、齐邦媛、傅高义、王鼎钧等数十位已经逝去或日渐老去的文化大家，都可说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家，而他们都是李昕的作者，于李昕而言亦师亦友，在李昕的回忆录或人物随笔中留下令人难忘的个性风采和独特故事。一个文化繁荣时代的表征是书刊所代表的文化勃勃生机，《围城》、《我们仨》、《巨流河》、“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邓小平时代》，以及人文社“李敖作品系列”、三联“李泽厚作品集”，都是那个时代的现象级畅销书或影响深远的文化记忆，而这些图书的背后推手之一就是李昕，这些书出版问世的幕后故事，李昕在作品中也都留下了精彩的记述。

因此，李昕可说是一个文化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记录者、书写者。他爱说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每一本书背后都有故事。我们可以接着加一句，李昕也是个有故事的人，且同为故事中人。职业生涯几十年为人作嫁，退休后才开始写作出版自己的书，这和范用先生退休后才有了《泥土  脚印》，沈昌文先生退休后才有了《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书商的旧梦》等书一样。这是李昕和三联前辈殊途同归之处，同为老派出版家的风范。退休后，他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说书人”，“白头宫女，闲说玄宗”，述说的是一个时代的感性、温度、色彩和寓言故事。作为出版名家，他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案。

看看那些下蛋的鸡

在一次新书发布会的书店对谈活动中，我开玩笑说，如果写李昕的书评，就要用“看看那些下蛋的鸡”做题目。钱锺书关于鸡蛋和母鸡的比喻趣事广为人知。如果说鸡蛋是已经出版的好书，作者是下蛋的母鸡的话，那我们还要说编辑和出版机构作为既要照顾母鸡又要照看鸡蛋的助产士和保姆，也是必不可少的角色。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在作品和读者之间，编辑的存在不可或缺。李昕的回忆录就是补齐了下蛋的过程，告诉我们蛋是怎么下出来的、金蛋是如何诞生的，这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读者的好奇心和编辑的求知欲，在钱锺书那里被一笔带过、一笑了之，在李昕笔下却是一篇篇精彩的故事。

李昕写的都是一本本好书背后的故事。一是成书的幕后，如母鸡下蛋的过程；二是和作者打交道的记录，这就可见出下蛋的母鸡形象了。王鼎钧说“做值得写的人，写值得做的人”，李昕很认同这句话，不妨引申来说李昕，“与有故事的人打交道，做有故事的书”。如今的时代不缺少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也不缺少走红的段子手，自媒体时代的八卦传闻更是满天飞，但李昕的难得之处，在于他的故事不是段子，著名作家、学者、出版人的故事全是他亲历、亲闻、亲见，“强调纪实，决不虚构”。

说说我亲历的两件事吧。一是刘再复的“红楼四书”问世。刘再复是李昕在人文社的作者，1986年，他曾担任责编出版过刘再复的《文学的反思》。2005年，李昕到北京三联工作时，当时出国后就再没有在国内出过一本书的刘再复已经在国内读书界沉寂了十多年，其作品成了出版禁区，大家心照不宣，谁也不敢去碰。就在这时，李昕却大胆推出了刘再复的《红楼梦悟》，投石问路之后，接着又陆续出版了《红楼哲学笔记》《红楼人三十种解读》和《共悟红楼》，合称“红楼四书”。再后来是一套十卷本的《刘再复散文精编》，白烨主编，我担任责编。前后不到十年，三联出版的刘再复作品有二十多种，成了国内出版刘再复作品最多的出版社。这些书的出版，连同同一时期陆续推出的三联版“李泽厚作品集”，把刘再复、李泽厚重新带回读者和社会公众视野，接续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刘再复、李泽厚“回归”的圆梦之旅、复活历程。这些书的出版也并没有出现出版人所担心的后果，正应了范用先生常说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范用先生当年给不少老作者出版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李昕为刘再复出版《红楼梦悟》，可称是破冰之旅的“第一本书”，也可见他的魄力和勇气。

李昕所做的另一件给作者“圆梦”的事，是出版钱理群的《生命的沉湖》。因为钱理群批评教育的文章招来几篇匿名发表的调门很高的“大批判”文章，加上一些难以证实的传闻，连着好几年再没有报刊和出版社敢碰钱理群的文字。钱理群的思想随笔集《生命的沉湖》编好以后，曾经在多家出版社流转过五六年，最终都没有推出来，害得作者白写了后记、二记、三记。书稿最后转到三联的时候，作者已经不抱希望，也没有心劲再写后记了。反而是这次在李昕的拍板支持下，书得以放在《学苑话题》丛书中出版——从此以后，钱理群的名字和新书才又频频出现在暌违多年的书界。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其背后就有刘再复和王鼎钧都不约而同称赞的原因：李昕不仅有“识”，而且有“胆”。这也就是李昕自己说过的，“出版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两条，一是有眼光，二是敢担当”。

为什么要读李昕

回到开头，为什么推荐大家读李昕？这可以转换成另一个话题，亦即何为出版人、出版人何为的“大哉问”。

记得我毕业时，毫不犹豫地投身出版的初衷，是因为深受梁启超“启蒙三利器”之说的鼓舞，报纸、学校和演讲也确实在晚清以降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历史进步中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我敬佩蔡元培和张元济的历史功绩和文化贡献，加上喜欢《读书》，所以就进了三联。此后二十多年，也和李昕一样，认定一生只为一事来，从未动摇过入职的初心。三联“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宗旨、“人文精神、思想智慧”的出版理念和“一流、新锐”的出版标准，不仅在三联内部形成共识，而且在出版界、三联的读者圈和作者圈中也广为人知。由此，“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之美誉在三联知识共同体中也是公认的口碑。后来调动到商务，“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商务馆训，依然和我的人生信仰契合。李昕的“做书”三部曲系列，对于做出版，特别是编辑岗位的出版人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教科书。他用一辈子当编辑所总结出来的做书的理念与感悟、经验与教训，在“时代和历史的夹缝”中出好书、出精品的追求，我想不论是对于迷茫中的老编辑，还是对于初入职场的年轻编辑，都是值得借鉴学习的。因为采用讲故事的手法写作，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李昕的书不啻案例教学的讲座或课堂。

其次是关注和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特别是新时期出版史的读者，李昕的回忆录系列不容错过。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成书大多呈现为前详后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出版繁荣时段，史述研究明显与这一时期的出版业绩不相匹配。在此背景下，李昕的回忆录可以视为补史之作，也是与汪原放、张静庐、赵家璧、王云五等民国出版家的回忆录一样值得采信的出版史料。对出版社专题来说，李昕的回忆录也为人文社、三联和商务这几家名社的当代出版史提供了丰富翔实的案例史料。《一生一事》里面讲到上百种图书背后的出版故事，其中浓墨重彩详述其中细节的不下二十种。《翻书忆往正思君》为二十多位知名学者、作家、出版人画像特写，诸如钱锺书《围城》汇校本和李泽厚作品集的官司，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的版权纠纷，金庸、李敖作品的出版往事，在李昕的书里都有详细披露。他作为知情人与关键当事人，这些往事他不说出来、写出来，也许以后就永远没人知道内情真相，相关出版史就付之阙如。王鼎钧说李昕的“一生一事”，“这一事就是万事，也是万世”，我理解既是说书，也是说人。《那些年，那些人和书：一个出版人的人文景观》《一生一事》《翻书忆往正思君》都是传世可期的当代出版史。

再次是推荐给关注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的读者，无论你是关注文学，还是关注思想、学术，李昕笔下的名家大家，以及《邓小平时代》那种现象级的大书，都构成当代文化的戏剧性故事、感性细节与丰富材料，有场景，有氛围，有画面感，读来如在目前，恍如昨日。

最后，李昕的这些书都很好读，就像沈公等老一辈“《读书》人”说《读书》的魅力是“好读”二字一样。李昕的忆往篇章，不仅条理清晰，逻辑缜密，像他的口才，而且文笔极佳。他笔下的“书和人和我”，人后面是有故事的书，书周围是有故事的人，人和书像舞者和舞蹈不可分离，看得人如醉如痴。

我熟悉的李昕，一直是背着双肩包、头戴无檐软帽、脚蹬运动鞋的形象。而今虽已年届七三，但他身上仍然毫无暮气。听他在视频号上讲书，真有出版人永远年轻的感觉。期待他在《我的大学梦》之后补齐《男大学生宿舍》，接着续写更完整的回忆录。相信这份期待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