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真正的世界文学或诗学

歌德关于诗是世界共通的观念使他不仅成为欧洲文学里的大诗人，而且是世界文学的大诗人。他当然认定自己植根于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之中，但他的目光和胸怀也的确超越了那个范围。与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相比，歌德对世界上文学作品的兴趣范围要广阔得多，不仅关注欧洲主要的文学传统，也关注像塞尔维亚文学这样“小”的欧洲文学传统。他对欧洲以外的文学也有强烈的兴趣，这不仅见于他阅读翻译的中国小说，也见于他喜爱印度诗人迦梨陀娑的戏剧《沙恭达罗》，欣赏波斯诗人哈菲兹，而且正是哈菲兹的诗激发他创作了自己的《东西方诗集》（West-ostlicher Divan）。歌德不仅阅读非欧洲文学作品，而且常常采用来自非欧洲的形象，由于这些形象欧洲人并不熟悉而又引人注目，所以相对于欧洲古典主义文学或在他那个时代正在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这些形象会显得新颖而吸引人。例如，在诗剧《托夸托·塔索》里，歌德就用了颇不寻常的蚕的形象，写下令人难忘的诗句来描绘塔索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诗：

Ich halte diesen Drang vergebens auf，

Der Tag und Nacht in meinem Busen wechselt.

Wenn ich nicht sinnen oder dichten soll，

So ist das Leben mir kein Leben mehr.

Verbiete du dem Seidenwurm zu spinnen，

Wenn er sich schon dem Tode naher spinnt：

Das kostliche Geweb’ entwickelt er

Aus seinem Innersten，und lasst nicht ab，

Bis er in seinen Sarg sich eingeschlossen.

O，geb’ ein guter Gott uns auch dereinst

Das Schicksal des beneidenswerten Wurms，

Im neuen Sonnental die Flügel rasch

Und freudig zu entfalten！〔1〕

我无法止住我胸中

日夜变化不停的骚动。

如果我不思考，不再写诗，

生命就会失去生命的意义。

你岂能阻止蚕吐丝结网，

哪怕它把自己织向死亡。

它从体内织出珍贵的柔丝，

一息尚存决不停息，直至

把自己封进自制的棺材里。

哦，但愿上帝以他的仁心

赐我们这幸运之虫的命运，

让我们在阳光下的新谷之上，

迅速而欢快地展翅飞翔！

这里的Seidenwurm（蚕）这个令人难忘的形象，无疑来自歌德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由于丝绸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蚕和桑树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如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就是写蚕最令人难忘的例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歌德作品里的蚕和李商隐诗中的蚕一样，象征毕生的奉献、坚持和自我牺牲。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从非欧洲传统汲取形象和思想，体现了世界主义的精神，包含了全世界各种文学的表现，是一个全球的观念。我几次提到世界主义，在我看来，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就应该是世界性宽广博爱精神最好的表现。

可是什么是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呢？从词源上看，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κóσμου πολιτηε，即“世界公民”，而根据迪奥根尼·拉尔修斯的说法，第一个宣称自己是“世界公民”的人是西诺裴的迪奥根尼（Diogenes of Sinope），他和柏拉图是同时代的人。迪奥根尼是个犬儒派哲学家，生活极为俭朴，过着像乞丐一样的日子，但他却自视甚高、傲慢无礼，而且非常独立。他羞辱过柏拉图和其他一些同时代的人，还有一件有名的轶事，他在柯林斯的克如宁姆竞技场晒太阳时，亚历山大大帝恰好从旁边走过，问他想要什么样的赏赐，他却要亚历山大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就是他的回答。〔2〕作为一位哲学家，迪奥根尼声望极高，他把“言论自由”视为“人最可贵的东西”。〔3〕当有人问他属于哪个国家时，他回答说他是一个“世界公民”〔4〕。对迪奥根尼说来，宣称自己不属于任何国家或地方，乃是一个对抗的姿态，但正如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把他的“世界公民”或世界主义精神发展为一个“值得尊敬而且文化上十分丰富”的概念，一个超越狭隘定义的人之概念。世界主义原则规定我们必须平等对待世界上所有的人，不管在种族、语言、文化、社会、宗教、政治和其他任何方面有怎样的差异。“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看见人——以及人的根本要素，即理性和道德能力——我们应该知道那就是人。”〔5〕所以把全人类视为自己人，就是现代世界主义概念的核心。这个概念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世界主义是本土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夸米·安东尼·阿皮亚把世界主义定义为交织在一起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

一个概念是我们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责任的范围超出了血缘家族，甚至超出了同一国家公民这种更正式的关系。另一个概念是我们不仅认真对待人之生命的价值，而且是个体人之生命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要关心赋予他们的生命以意义的具体实践和信仰。〔6〕

在某种意义上，世界主义的这两个概念就代表了普遍和特殊、全球和区域、总的原则和具体应用这样两个方面。这就能够用来理解世界文学，因为世界文学在概念上是全球的，同时在实践中又是本土或区域性的。总体而言，世界文学是超出我们自己的文学向外扩展的一个普遍原则，但在实际的呈现中，又总是当地化的，使用某一特定地方的文学资源。世界主义的核心，就是把人的道德情感超越自己家庭、朋友、团体和国家的范围，伸展出去的原则。换言之，世界主义意味着培养一种人类共同体的情感。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和文化，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培养我们同是人类的感觉。托马斯·坡格也说，世界主义的核心“就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平等”〔7〕。可以说这很好地描述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人文研究之目的，那就是超越一切差异，平等对待世界上的各种文学和文化。

所有人都出生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那里已经预先有语言文化存在，因此所有人一开始都心胸狭隘，目光有限，要求具有世界的眼光几乎与我们出乎本性和自然的方面背道而驰。然而作为人，我们又都能够接受教育，学会超越我们与生俱来的局限，获取更开阔的世界的眼光，这就使我们可以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正如阿皮亚所说，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本地的关联和本土的忠诚，世界主义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任何本土的忠诚都不能成为理由，使他忘记每一个人都对所有其他的人负有责任”〔8〕。歌德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念，不是限于他自己本地的德国或欧洲文学的传统，而是包含了全世界的文学，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和其他非欧洲的传统。

有人曾对歌德颇有微词，挑战他的世界文学观念，指责他的观念具有他们所批判的欧洲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商业化的缺陷。但歌德关于世界文学说的话始终在那里，意义十分明确，无论什么理论阐述都不可能将其歪曲至面目全非，那些批判者的目的和动机都与歌德的思想格格不入。我想把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和世界主义精神重新连接起来，这对于我们的时代之重要性，正不亚于对于他的时代，并理解世界文学为什么和如何受到挑战，我们又将如何回应对世界主义的抱怨。特奥·德恩很明确地论证了世界文学“绝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们隐秘难懂的学问”，而总是随着世界上远超过纯粹审美和文学方面发生的变化，在争执和辩论中发展起来的。“是什么构成世界文学，应该为谁，在什么时候，如何去描述它、研究它，用它做教学内容，都反映出世界上不仅在文学和学术方面，而也许首先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不断变化的力量集结。这也是研究世界文学总是很有趣的原因。”〔9〕世界文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会产生社会影响，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会起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准备好不仅要研究世界文学的美学，而且要参与世界文学的政治。

“在此，中心的问题是位置，”罗芯茄·查都利很像德恩所说的那样问道，“对世界文学是赞成还是反对，是从什么观点立场出发去讨论世界文学呢？”〔10〕的确，一篇批评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文章之标题《哪个世界，谁的文学？》表达的正是德恩在前面提出的“为谁，在什么时候，如何”这类问题。文章作者苏普莉亚·查都利显然是站在后殖民的批判立场上说话，尤其是以印度的立场不同于而且更优于歌德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欧洲人的立场。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用visva-sāhitya这个词来谈论他关于世界文学的普遍观念，但苏普莉亚·查都利强调这个词与歌德的观念不同。“虽然visva-sāhitya这个词可能像是歌德Weltliteratur的回响”，查都利坚持认为，“但泰戈尔远更主张文学的普遍性，而不是文学通过翻译，作为商品在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去流通”。〔11〕可是她却一点也不解释“文学的普遍性”如何能逃出那无处不在的“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因为比起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歌德的时代，泰戈尔的时代肯定更受那“新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控制和影响。

至于“哪个世界”，苏普莉亚·查都利把今日世界描绘得相当幽暗。这个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但却不能理解，其最典型的形象就是难民或移民。他们在一道栅栏后面等待，或挤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或者也许没有那么普遍，但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就是滞留在某处的旅客，等待着永不会起飞的航班”。她接下去说，这是一个“绝对悲观主义”的景象。〔12〕以一种悲观的看法把世界描述得如此阴暗，在这样凄凉惨淡的世间，就很难有正面的世界主义景象的一席之地了。这也正是查都利自己的看法：“在目前这个生态和环球危机的时代，眼看着全球陷入仇外心理、孤立主义，还有民族、种族或社群的暴力，世界的观念，世界文学的观念，就都很难再维持下去了。”〔13〕如果真是这样，那又怎么可能维持泰戈尔的理想，“与他人去建立联系”，并且去体验“这种关联的快乐”呢？〔14〕在我看来，当世界变得幽暗、令人沮丧的时候，我们就更有理由需要光明，需要正面的、健全的人生观把世界变得更好，而在那改变世界的努力当中，就更迫切需要坚持世界文学那种开阔的世界主义观念，坚持世界主义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愿景，在那里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可以相互理解，共同努力。其实，在谈到visva-sāhitya这个观念时，泰戈尔自己的话可以被看作世界主义非常合适的定义：“什么是这种快乐的关联呢？那就是认识他人就像我们自己，认识我们自己就像他人。”泰戈尔以极为诗意而优美的方式表达了那个观念：“我的灵魂在全人类中得到实现。”〔15〕

令人觉得鼓舞的是，其他一些印度学者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讨论泰戈尔与歌德，也作出了更平衡公道的论述。阿弥亚·德夫说，泰戈尔关于世界文学的观念“是最具包容性的”。他说：

那就像世界上各种文学共同来修建，而且会继续修建的一座大厦。永远看不到尽头。与其说它是一个产物，毋宁说是一个过程。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很少人有像他那样有对世界的意识。他被称为“visva-kavi”即世界诗人，他当之无愧，就像他的先驱歌德那样，不仅是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的作者，而且也是《东西方诗集》的作者。〔16〕

因此，我们看见东方和西方的大诗人联合起来，共同修建世界文学的大厦，世界上各种文学传统都会为之作出贡献。这种包容的世界文学观念肯定是世界主义的，是把所有人都视为平等，把所有不同文学和文化都视为是自己的那样道德上崇高的观念。正如阿弥亚·德夫所说，世界文学“与其说是一个产物，毋宁说是一个过程”，可以努力去达到，却永远不会完结。托马斯·坡格也说，世界主义就是或者应该就是如此：“和别的主义不同，世界主义关注的不仅是事物是如何，而更主要的是事物应当如何。”〔17〕所以世界主义是面向未来的，正因为现在幽暗而不令人满意，就更要去争取其实现。在当前这样的时代，如苏普莉亚·查都利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生态和环球危机的时代，眼看着全球陷入仇外心理、孤立主义，还有民族、种族或社群的暴力”，人文学者和世界主义精神的比较学者不应该觉得无能为力，而应该有勇气和充分的理由肯定他们工作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促进国际和跨文化的理解，使我们的世界更加和平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