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肇基眼里的古德诺

一百多年前，袁世凯在夺得了中华民国首位大总统职位后，演出了一场酝酿已久的复辟称帝闹剧，在龙椅上挣扎了八十三天，最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宣布取消帝制，黯然下台，不久就在耻辱和懊悔中死去，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可耻的千古笑柄。

人们往往以为，是美国顾问古德诺的一篇政治论文和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所谓“六君子”发起组织的筹安会及其长子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等的蛊惑误导了袁世凯，令其做皇帝的野心得以膨胀，最终导致了那一场历史大闹剧的上演。其实不然。

施肇基出生于苏州吴江，是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政治外交中枢的高官和重大事件的亲历者，作为袁世凯的总统府大礼官，数次担任袁世凯会见古德诺时的现场翻译。《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一书记载，他根据直接和古德诺的接触交往以及对他的研究了解，认为古德诺并不是一个帝制的鼓吹和推动者，他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对国家政体的几种形式作了自以为客观的比较和论述，但他被袁世凯利用了，并付出了个人的代价。

当第一次内阁组成时，唐绍仪问袁世凯：“新政府采何制度？是总统全权制，抑或内阁责任制？”袁答：“总统内阁，相助而行，不分彼此。”谈话历两个小时。当时南方势力代表有蔡元培、宋教仁等诸先生，都是主张责任内阁制的，其中尤以宋教仁最为激烈。作为深受西方文明进步思想熏陶，当时也在场参加辩论的施肇基，当然是支持责任内阁制的。但他看当时辩论的情形，知道南北合作断难圆满。此后宋教仁乃游说各省，号召组织政党内阁，虽然有现代政治启蒙和教育的意义，但引得袁世凯非常害怕和忌恨。袁见宋为人刚直锋利，议论动人，既不可利诱，又不可以威胁，乃于民国二年（1913）三月使人将其刺死于上海沪宁车站。施认为，袁不能容宋，而又出此下策，必为当时清议所鄙弃，对袁的声望和影响非常坏，也为他后来的倒台奠定了基础。

其间，施肇基作为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助手，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府院之争，终因心力交瘁而病倒，遂辞职居京养病。

一段时间后，施肇基病愈，拟简放驻美全权公使，但遭到议院反对，未能通过。因为他对西方外交礼仪方面比较了解，1914年，被改派总统府大礼官（相当于礼宾司长）之职。任职期间，他有不少机会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总统袁世凯。在晚年自述中，他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

袁世凯在北洋集团斗垮了南方的国民党政治集团后登上大总统的位置，但似乎还不满足，一直有当皇帝的野心。施肇基作为总统府大礼官经常陪同总统会见国际人士，也有机会感受袁世凯与外国要人谈话中的真实想法。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次应摄政王之召出山，返京不久，带了翻译官蔡廷幹去拜访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询问英方对其出山之态度。英使答：“Any government with you as its heat，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 support.”蔡译为“阁下如为政府元首，英国政府无不支持”。袁当时却误认为此“元首”有皇帝之意，当成“彼如称帝，英愿支持”。实际上英国虽然形式上是君主立宪，行政上实行的是内阁责任制，政府元首即阁揆。可袁世凯却因误会而增强了称帝的野心。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翻译换成一个姓饶的人。某次袁会见民国政府请来的美籍顾问古德诺（Frank Goodnow）教授，询问关于宪政的意见。古德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始人、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还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创始者、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的博士生导师。顾维钧当时是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古德诺刚来北京第一次见袁世凯，并不明白袁所问用意何在，因此讲了些空头理论，有点答非所问。

袁认为是翻译不到位，此后就让施肇基这个大礼官在总统府兼任他会见外宾时的翻译。吃透袁的心思的唐绍仪专门提醒施肇基：“袁项城野心称帝，征询各方意见，你在传译之时，务必要留心。”施牢记在心，格外谨慎从事。每次接见外宾，问答之辞，都作好记录，并整理抄录成说帖（备忘录），以备查考。有一次，袁世凯与古德诺谈话后，梁士诒（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将施整理好的备忘录改了几字呈袁世凯，以暗示古德诺亦赞成帝制。但施肇基以他对古德诺的了解，坚持认为古德诺为人正直，绝不会无原则地顺着袁的意思说话的。

施的观点在唐德刚著的《袁氏当国》中也得到了印证。古德诺其实是在无意之中做了一件非常吃亏的买卖。

1913年，古德诺携太太首次来到中国，受聘于袁政府，时年五十四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已整整教了三十年的书，是个“满腹诗书，胸无城府”的老夫子。清政府和他签订了三年合约，给他二点五万银元（无税的年薪，合当时的美金一点三六万元，其购买力约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十多万美元）。但一年以后，他又出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新职。1915年，他第二次来华，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尽其所学，为袁世凯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袁政府对他的知遇之恩。但他的这篇条陈是为袁世凯个人撰写的密件，以供袁个人参考的。在这篇文章中，古氏以他政治天真的纯学术角度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共和、联邦等，是没有什么绝对优劣之分的，其间的差异仅在于所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适用而已。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上来看，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谬误。问题在于，此文后来被袁党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并交媒体广为宣传，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结果，袁氏皇帝做不成，身败名裂，暴病而亡，遗臭后世，古德诺因之也颇蒙污名，甚至有人怀疑他受贿执笔，让这个老先生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本来古德诺出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高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已提名他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准备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不幸的是，古诺德竟因助袁称帝之嫌而被废，使他含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