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雅图遇见梁文蔷

2013年7月20日，我到美国西雅图看望读书的儿子。正值盛夏，西雅图的天气有点阴沉，气温很低，早晨起来居然颇有凉意，仿佛我们国内的深秋。西雅图的天气呈现两极化的现象。夏天是旱季，雨量很少，晴空万里，看不到一丝云彩，地上的草也开始变得枯黄。冬天是雨季，因为雨量丰沛，草坪反而显得碧绿碧绿的。然而每次下雨的时间又不会太长，往往一阵雨过去，天空便呈现湛蓝的色彩，仿佛童话世界。冬季云层丰富，站在傍晚的海边，大半个天空仿佛燃烧的火焰，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太真实。

儿子租住的寓所距离华盛顿大学很近。那时我正在收集有关梁实秋的资料，他晚年曾在西雅图居住，女儿梁文蔷也在华盛顿大学学习、工作过。或许，在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与档案间，还能寻觅到梁实秋父女的些许踪迹。

华盛顿大学的校园也是一派古树参天的景象，可惜现在不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图书馆门前的樱花树早已变得郁郁葱葱，与樱花盛放时相比简直判若两树。梁实秋晚年在回忆青岛的文章中提到西雅图的樱花：“虽然也颇可观，但究比青岛逊色，我有同感。”

首先便去拜访华大东亚图书馆的馆长沈志佳博士。我知道，在美国任何拜访都需事先预约，因不知道沈博士的电话，无法预约，只得冒昧前往。沈博士曾任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图书馆和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梁实秋早年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而王小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在匹兹堡大学留学，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曾在匹兹堡大学任教，做过王小波的老师，而沈博士曾兼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其中或许蕴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渊源，值得细细探寻。

九点多钟，我见到了沈博士。沈博士刚刚送走了一个预约实习的大学生，我很抱歉地做了自我介绍。沈博士非常热情，她说欢迎世界各地的学者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如果学者出了学术成绩，只需要提及他们的图书馆就好，她说，那样图书馆也脸上有光呢！

聊天中得知，沈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后又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图书馆专业，获硕士学位。巧的是，沈博士老家是济南，与我算是老乡了。

2012年冬天，我第一次到访西雅图。冬季的阳光温和而低调，天空呈现出深邃的湛蓝色。

西雅图海岸线绵长，湖泊众多。冬季暖流恰到好处地途经此地，潮湿温暖的空气遇到奥林匹克山脉，攀爬，升华，凝结成雨，造成西雅图冬季多雨的气候。

仿佛还嫌不够似的，那环布四周的火山与雪山更为城市增添了一抹亮色，仿佛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一个人走在大街上，猛一抬头好像就要与它们撞个满怀。

1972年，梁实秋决定“卖掉房子，结束这个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迁移到美国去”。当年5月，他卖掉台北安东街三零九巷的寓所，携夫人程季淑投奔西雅图的女儿梁文蔷。其间，夫人程季淑过得并不开心，言语不通，不敢与邻居说话，看不懂电视，不敢独自进店铺，罹患高血压的她只能以织毛衣打发时间。梁实秋依然每天四点多钟起床，手执一把雨伞，外出散步，风雨无阻。上午则陪夫人到超市买菜，中午下厨小试身手，下午读书写作、翻译文学作品。

然而1974年4月30日，死神竟然不期而至，突然攫去了程季淑的生命！上午十点，梁实秋和夫人像往常一样手拉手前往超市购物。一阵风吹过，超市门口的一个梯子倒了，正好砸在程季淑的头上，急送医院抢救，可惜不治身亡。“我说这是命运，因为我想不出别的任何理由可以解释。我问天，天不语，”梁实秋在《槐园梦忆》中写道，“不是命运是什么？人世间时常没有公道，没有报应，只是命运，盲目的命运！我像一棵树，突然一声霹雳，电火殛毁了半劈的树干，还剩下半株，有枝有叶，还活着，但是生意尽矣。两个人手拉着手的走下山，一个突然倒下去，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的独自继续他的旅程！”

1974年8月29日，梁实秋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下了悼念文章《槐园梦忆》，文中回忆了程季淑含辛茹苦的一生，以及他们的相识相知、悲欢离合、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平凡，读来却感人至深。“重壤永幽隔”“徘徊墟墓间”，以至于他希望人死后尚有灵魂，“夜眠闻声惊醒，以为亡魂归来，而竟无灵异。白昼萦想，不能去怀，希望梦寐之中或可相觏，而竟不来入梦”。文字沉痛悲切，让人不忍卒读，一经发表，立刻在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人看得潸然泪下。

梁实秋把夫人葬于槐园，也给自己留了一块最后的归属地。在《槐园梦忆》中，梁实秋写道：“槐园在西雅图市的极北端，通往包泽尔（Bothell）的公路的旁边，行人老远就可以看见那一块高地，芳草如茵，林木蓊郁，里面的面积很大，广袤约百数十亩。季淑的墓在园中之桦木区（Birch Area），地号是16-C-33，紧接着的第十五号是我自己的预留地。”那时候，他隔几天就要到妻子的墓园去一趟，把一束鲜花插在预先埋进土里的瓶子里，灌满清水。低声呼唤夫人的名字，告诉她几天来发生的新鲜事情。有时候干脆坐在墓前的草地上，良久始去，他感觉自己的思绪飞出了身体，跟夫人的亡魂交汇。远处天高云谲，瞬息万变，人生无常，岂知旦夕祸福？

从儿子的寓所到槐园，需换乘一次车，步行大约五公里。槐园在五号公路和包泽尔公路之间，沿五号公路在145号大街下了车，一路向东，远远看见包泽尔公路旁有一个彩石砌成的门柱，门柱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木牌，上书“Acacia Memorial Park”，即是槐园了。

从远处望去，槐园是一片起伏的高地，绿草如茵，林木葱郁，层层叠叠，一眼望不到尽头。门口有清泉喷涌，彩石堆砌，鲜花环绕，流水汩汩，其声呜咽。正如梁实秋所说，这里虽然叫槐园，其实是没有槐的，有的只是高大的枞杉和低矮的山杜鹃。然而槐园却是一个非常广袤的所在，绵延百亩。除了边缘有一些墓碑立在地上以外，整个墓园的墓碑都是平铺在地面上的。墓碑有标准的形状和尺寸，大多呈方形。这样的好处是便于除草机除草，以保证墓园的清洁整齐，坏处是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很难找到目标。如梁先生所述，程氏墓旁曾有一喷水池，涌泉喷涌数尺之高。我找到了喷水池，但它已不复当年的模样，水池犹在，却几近干涸。或许是因为地号标识不清，或许是缘分未到，又或许冥冥之中上苍要给我一次与文蔷女士相遇的机会，我没有找到墓碑。

2014年夏，得知我要去西雅图，青岛又新文化沙龙坚守者汪洋老师托我给他在西雅图的妹妹汪珏带些东西。汪珏女士成长于台湾，年轻时曾在德国求学，后任德国慕尼黑公立图书馆的中文部主任，曾与洪素珊（Susanne Hornfeck）合作翻译过沈从文、张爱玲、莫言等华人作家的作品。晚年随夫君辗转来到美国，又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亚洲分馆馆长。

到美国后，我立即与汪珏女士取得联系，得知我没有汽车，汪珏和夫君林先生便亲自驾车到寓所来接我。汪珏女士在上海风味的叙香园宴客。汪女士慈眉善目而雷厉风行，她编目善本，鉴赏字画，常常能一锤定音，是西雅图华人学术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汪女士神神秘秘地说：“文蔷一会儿就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梁文蔷竟是汪女士的芳邻。梁文蔷是梁实秋先生之幼女，1933年生于青岛，其时梁实秋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49年她随父赴台湾，1958年来到美国留学，后定居西雅图。

大约半个小时后，汪女士说：“文蔷来了。”我转身看见门口走进来一位戴眼镜的女士，乌黑的头发，一件镂空的湖蓝色外套恰到好处地映衬着胸前那串菱形的淡蓝色项链。宾主落座，相互介绍，文蔷女士谦和地笑着，一开口竟然是地道的京片子。“我在北京长到十六岁呢！”

梁实秋育有三女一男，二女三岁时感染猩红热殁于青岛，在“冰霰霏霏之中”葬于青岛第一公墓，这也成为梁实秋夫妇永远的伤痛。长女文茜和长子文骐1949年后留在大陆，一度失去联络。我曾专程拜访梁家位于北京内务部街的旧居，文蔷女士得知后沉默片刻，说：“那是我们离开大陆前最后的居所。”

文蔷女士回忆道：“1948年底，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然而，当梁实秋父子三人抵达广州时，梁夫人却已先行到达。原来在国民政府拟定的学界人士的名单中，梁实秋在列，梁夫人在最后一刻便以梁先生的名义登上飞机。临时跑道就建在东单广场上，铺平一段土道，从崇文门到东单不过二三百米。飞机就在这条土道上，由南向北滑行，强行起飞，擦着东单菜市场的屋顶向北飞去，而后盘旋南下。

谈到参观旧居时，我说：“那棵老枣树还在……”文蔷女士会心地笑了。1981年，文蔷女士从美国回旧居探望时，曾折下一根挂满青枣的树枝带回台湾，梁实秋细心地将其浸在水中，数日后枣枝方渐渐干萎。他说：“这个枣子现在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干皱的红枣的样子，却是我唯一的和我故居之物质上的联系。”并写下“青枣一枝传佳话，掀起游魂未了愁”的诗句。

文蔷女士说，尽管出生在青岛，但那时候她很小，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不过1999年她曾特地回到青岛，到鱼山路33号寻访她的出生地。她说：“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午后我们到汪珏女士家喝茶。文蔷女士驾车极快，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于是我们有了一段倾心之谈。“令尊大人在大陆可谓家喻户晓，您知道吗？”文蔷女士神情变得严肃起来，“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

“您当时在做什么？”“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非常烦躁，我说，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梁先生怎么反应？”“父亲说，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什么题目？”我问。“‘梁实秋’，父亲平静地回答，”文蔷女士笑了笑，“看来这个题目我要写一辈子了。”

“您知道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吗？”“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先生的书是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儿’。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梁先生提到过这些事情吗？”“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不过有一天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谈话间，我们到了西雅图市北端的Noble Firs社区。汪珏女士的家是一栋二层小楼两户中的一户，类似中国的联排别墅。刚刚坐定，汪女士就喊：“快看！对面就是文蔷的家，看文蔷阳台上的豆花！”果然，越过一片枝繁叶茂的吉野樱和遮天蔽日的枫树，对面阳台上粉色的豆花正昂扬地盛开，茎蔓爬过木栏，攀上房顶。

我突然发现文蔷女士不见了，便问：“文蔷女士呢？”“回家刷牙去了，这是多年的老习惯了。”等待文蔷女士期间，参观汪女士古色古香的书房，墙上一幅“悟起”的书法，道尽主人禅定平静的心境。书桌上面堆着一摞发黄发脆的纸片，汪女士戏称“故纸堆里觅旧”，原来这些黄纸片是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书信。

第一缕茶香尚未散去，就听到楼下有人喊：“门前的这棵木笔可真是茂盛啊！”原来是文蔷女士赶过来了。木笔乃紫玉兰的古称，因花苞状似毛笔而得名。文蔷女士的话语中也保留了许多老北京的古语，比如她讲到洗衣服用的“钱范儿”恐怕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

她讲到她的曾祖父梁芝山不仅是大栅栏金字招牌“厚德福”的大股东，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开明和有眼光的人。文蔷女士说，当年她的曾祖父是把儿子送到京师同文馆念书的。祖父为了不被当时的人们嘲笑，常常要偷偷摸摸地躲到一个墙角背诵英文。内务部街那三十多间房子也是曾祖父梁芝山置办的。文蔷女士还谈到，曾祖父和祖父都“好吃”，这一点恐怕也遗传到了父亲身上。我说：“有《雅舍谈吃》为证嘛。”梁先生在青岛时也写下了许多关于“吃”的文章。

我突然想到一个有些尴尬的问题，我说：“令尊没有能够葬在令堂大人身边，是不是有些遗憾？”我们知道，梁实秋在写下《槐园梦忆》两个多月以后的1974年11月3日，受台湾远东图书公司之邀，回台洽谈《槐园梦忆》出版事宜，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与影星、歌星韩菁清一见钟情。一个月之后求婚，两个月之后订婚，四个多月后结婚。在与韩菁清共同生活了十二年之后，1987年11月3日，梁实秋病逝于台北。梁实秋最终没有葬在槐园，没有葬在原配夫人程季淑的身边。生前他在给文蔷的信中说：“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11月18日，梁实秋安葬于台北郊区的北海墓园。第二年，文蔷女士将一件父亲的旧上衣、染有母亲血迹的纸巾、一缕父亲留了多年的母亲的头发和一幅父母合照葬于槐园，并换上父母合葬的墓碑。

文蔷女士并没有因为我的唐突而生气，她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炯炯：“我把爸爸的灵魂接到这里来了，我在墓碑上写了‘梁实秋魂魄冢’。”

在一个雨后初霁的傍晚，我驱车再一次来到槐园。这一次很顺利地在干涸的喷水池旁找到了横卧在草丛中的“梁实秋魂魄冢”。

我捧一掬清水，绕墓碑三周，献上一位卑微的写作者的敬意。就像四十年前梁先生所做的那样，我将半瓶矿泉水埋进土里，插上一朵鲜花，沉痛的哀思冲破天际，与大师的魂魄交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