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公报》源流简考
作者： 张鑫 王泽周《晋阳公报》是继在日本出版的《第一晋话报》和《晋乘》之后，山西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在省城太原创办的又一份重要革命刊物。它不仅是山西出版的最早的对开日报，而且是山西新闻报业界在晚清民初时期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该报的主要创办者及总编辑是著名的民主革命者、辛亥革命元勋、山西近代报刊业的先驱王用宾。
《晋阳公报》总编辑王用宾其人
王用宾（1881—1944），原字利臣，因慕章太炎之名，改字太蕤，号鹤村，山西猗氏县（今临猗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法学家、爱国诗人。
他20岁入太原府学，后进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接受新式教育，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1905年，王用宾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走上了以革命救亡图存的道路。后来，他跟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两次护法运动，先后任河东兵马节度使、山西省议会副议长、太原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大元帅府参议、河南省府秘书长兼代理省长、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晚年，他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被委以闲职，自题所居为“半隐园”，1944年病故。
王用宾一生著述、诗词流传不少。仅在他逝世前的四五年间，便创作了近千首诗词作品，并有遗著《中国历代法制史》《半隐园侨蜀诗草》《半隐园词草》。
王用宾在山西近代化进程中，特别是在新闻出版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日本时就创办了同盟会山西支部机关报《第一晋话报》，海外出版、省内发行，试图通过办报来唤醒国民意识，探索救国之道。后在山西保矿运动中，王用宾发表文章抨击清政府卖国行为，言辞激烈，受到当局封禁，《第一晋话报》也因此于1906年11月第9号后停刊。1907年9月，王用宾等人又在东京创办了《晋乘》，但因经济拮据，只出了三期。1908年2月，为方便在省城开展革命宣传，王用宾回国出任《晋阳公报》总编辑，但因学业尚未完成，不久后又返回日本求学。1909年，王用宾学业完成回国，适逢日本欲谋取安东至奉天的铁路建筑权，王用宾撰文《为安奉铁路敬告国人抵制日货书》万余言，分别在北京、汉口的5家报纸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日本公使提出抗议，王用宾被迫离开北京返回山西，重任《晋阳公报》总编辑。
《晋阳公报》创刊始末考
《晋阳公报》是如何创刊的？在著名报刊收藏家王海勇的“三晋革命文献馆”中珍藏着一册文献，是出版于民国25年（1936年）的《晋阳日报卅周年纪念特刊——三十年来之山西》。我们从中找到一篇由《晋阳日报》社长、《晋阳学报》创刊人之一的梁硕光撰写的《本社三十年来之史略》，文章勾勒出了从《晋阳学报》《晋阳白话报》《晋阳公报》到《晋阳日报》发展的来龙去脉，可以窥得历史一隅。
清末，国运衰微之际，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政治舞台。受其影响，一群山西大学堂毕业的学生怀着“发扬旧学，启迪新知，唤醒国魂，以振风化”的救国理想，共同倡导成立了晋阳学报社。由此，《晋阳学报》成为了山西省内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目前还没有见到存世的《晋阳学报》，但有些文章将《晋阳学报》记成了《晋学报》，应是错误。）
根据梁硕光的回忆，报社筹备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正式发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一月六日，并正式向官府申报备案。报社最初有编辑、印刷、发行三个部门，由武绍先担任总理，统一管理工作，刘劝功、杨阶三代表股东分别担任总董事，郭允叔担任主编，还有庞东生、张瑞生、仇少楼等担任重要职务。最初，报社资金由山西大学堂的同学们募集，每股二十两银子，计划募集一千股满额，但最终只募集到三百多股，便先行开办。梁硕光特别指出，由于当时“民智未开”，人们对报刊内容并不感兴趣，为了普及学报、宣传启蒙思想，报社借鉴了稗史的体裁，又在正刊后附以《晋阳白话报》，刊登一些浅显易懂但旨意深远的文章，“旨远言近，亦劝亦惩，颇博社会之欢迎”。然而，刚刚毕业的学生们缺乏理财经验，不久后便出现了报费拖欠、股本亏损、经济拮据的局面，业务几乎陷入停顿。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天。彼时，旅日的同盟会成员刘绵训和王用宾刚刚回国。考虑到他们曾有过《第一晋话报》和《晋乘》的办报经验，且以文才著称，同盟会骨干赵戴文极力推荐他们承办报务，得到了股东们的同意。经教育协议会决定，报社聘请刘绵训为总理，王用宾为主笔，在《晋阳学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股本，重新扩张，修改章程，并采用日报体例，更名为《晋阳公报》。这一举措借助了公家的力量，推广销路，督促收回报费，声誉大振，销路甚广，让报社扭亏为盈。事实上，此时的《晋阳公报》“本革命之微意，发扬自治精神”已经成为了同盟会进行舆论宣传的阵地。梁硕光评价王用宾道：“以其如椽之笔，对于清季粃政，口诛笔伐，时申大义于天下。”
王用宾对《晋阳公报》的创办情况亦有记载。他在《记山西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几件事》中写道：“山西留学日本之学生，自王用宾、谷思慎、何澄于前清乙巳年（1905年）加入革命同盟会后，先后介绍加盟者百余人，并组成‘同盟会山西支部’。为在省内开展革命宣传，遂编印《晋话报》（即《第一晋话报》），由王用宾、景定成、刘绵训、景耀月诸同志分任撰稿之责。旋以言论激烈，为晋当局禁止发行，乃复议创办《晋阳公报》日刊。此公报倡议于东京，设立于山西省垣，以便推销各州县；推武缵绪、仇元璹主其事，并推王用宾归任总编辑，于丁未（1907年）十月发刊。当时山西除官报外，民办日报此为第一家，销行甚广。”
王用宾与梁硕光的回忆文章，其实略有出入。第一个问题在于，《晋阳公报》到底是谁提议创办的？根据梁硕光的说法，王用宾是在赵戴文的极力推荐下才被聘为主编的；而根据王用宾的说法，他在东京时就倡议办报。第二个问题在于，《晋阳公报》的创刊时间是何时？梁硕光在文中并无明确记载，只是说了王用宾等人是在1907年冬回国的。而王用宾说《晋阳公报》是在1907年10月发刊的，这与他所说的“倡议于东京”相隔太近，显然也应存疑。根据目前存世最早的实物，即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晋阳公报》第43号，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初三日（1908年7月1日），该报逢阴历三、六、九出版，月出九期。如果出版从未间断，那么可以推测创刊日期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三日（1908年2月14日）。根据另一份实物，即“三晋革命文献馆”馆藏《晋阳公报》第104号，出版于宣统元年正月十六日（1909年2月6日），往前推算创刊时间应是1908年3月5日，与前一推算还相差6期，说明出版存在间断的情况。所以，1908年2月14日仍然不是完全可信的创刊日期。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对上述问题的推测是：彼时《晋阳学报》和《晋阳白话报》已经陷入运营困境，而王用宾在东京时已经萌生了创办《晋阳公报》的想法，但由于先前《第一晋话报》因言论激烈被当局禁止发行，《晋阳公报》的创刊存在阻力。恰好王用宾等人此时回国，经赵戴文推荐，又得到股东、教育协议会同意，王用宾等人承接下来《晋阳学报》和《晋阳白话报》的资产、股本和官方手续，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改组报社，并更名为《晋阳公报》。所以，无论是从报社的发展、报纸的官方认定，还是报纸的精神内核与启蒙使命上讲，《晋阳公报》都是《晋阳学报》和《晋阳白话报》的延续。创办报刊流程复杂，至少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因此创刊时间在1908年2月左右是相对合理的。
启蒙星火：从《晋阳白话报》到《晋阳公报》
由于没有《晋阳学报》实物存世，无法对其进行研究，我们不妨从作为《晋阳学报》子刊的《晋阳白话报》探讨。
《晋阳白话报》创刊于何时？梁硕光的回忆中只提到了《晋阳白话报》的创办经过，但并未言明其创刊时间及其他信息。根据《山西通志·新闻出版志·报业篇》记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藏有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1906年10月12日）出版的第一年第二号《晋阳白话报》，该报逢阴历的二、五、八日出版，据此可以推断，创刊时间应为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1906年10月9日），这也可以与梁硕光的文章相互印证。
《晋阳白话报》是山西新闻报业出版界出版的第一份小型日报。从第一年第12号报纸可知，该报用有光纸单面印刷，4号宋体铅字竖文排列，共6版，拆成12开大，展开来阅读，折叠起来保存。每张售大钱30文，每月10张，售库平足银二钱整，全年共售库平足银二两整，每半年收报费一次，外埠酌加邮资。主要栏目有上谕、本省辕门抄、告白、演说、本省新闻、本国新闻、词曲、来函等。这些栏目设置贴近民生，既关注时事，又融入地方文化，为《晋阳公报》的栏目设计提供了借鉴参考。
《晋阳白话报》是山西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在省内创办的第一份革命刊物，该报吸取同盟会《第一晋话报》遭当局封禁的教训，以拥护立宪的面孔呈现于世。在“三晋革命文献馆”中藏有一份《晋阳白话报》的原版实物，是出版于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1906年11月14日）的第一年第12号。这份报纸的“紧要告白”一栏中写道：“现在我们中国不久就要立宪，这改良社会讲究自治的一切事情，都是要紧的很。但是我们山西外州县里，还是风气不开。学界同人没有法子，所以才编这个白话报。但是一人的见识，总不胜众人的见识，少数人的力量，总不胜多数人的力量。本馆因此特告请热心的君子：如有一切益国益民的言论演说，及有关的事情，或用白话，或用文辞，均请随时函赐本馆，以便陆续登报。”该报还对山西保矿运动给予极大关注，写道：“这山西的铁矿，原是山西老百姓的产业，与山西老百姓的身家性命有大大的关系，这是人人都知道的。福公司（英国）是个外国商，若是夺了山西的矿，岂不是夺了山西老百姓的命吗？”这些报道成为当时山西人民掀起的争回矿权斗争的重要舆论工具之一。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晋阳公报》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直接参与到“文交惨案”报道、抨击袁世凯称帝等政治事件中，将报刊从文化启蒙载体转化为革命实践的工具，推动了山西近代政治变革。
《晋阳白话报》是山西省内出版的第一份白话报，率先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进行传播，打破了文言文的桎梏。事实上，最早的白话报出现于维新运动时期，主要目的是宣传变法、开启民智，此后便在全国各地竞相涌现，其中以“白话”命名的报纸就有数十种。山西另一份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白话报是《晋报》的副刊——《山西白话演说报》，发行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1907年2月23日）。“三晋革命文献馆”中也有一份第二号《山西白话演说报》。报纸只有“上谕”和“演说”两个栏目。“上谕”刊载的是民政部向皇帝提交的一份禁吸禁种鸦片的奏折，共129个字。而第二段对这份奏折的白话解释就达190个字，紧接着又是近400字的白话评论。相较而言，1907年出版的这份《山西白话演说报》比1906年出版的《晋阳白话报》还要通俗。这种语言形式的革新为后续《晋阳公报》的创办奠定了受众基础，使得信息传播从士绅阶层扩大到普通民众，增强了报刊的普及性和社会影响力。
《晋阳白话报》的言论既切中时弊，关注国是民疾，又提倡白话，用百姓之话语来表达自己的主张，这在山西本地创办的报刊中是独一份的。《晋阳白话报》也因其“旨远言近，亦劝亦惩，颇博社会之欢迎”，后人盛赞其“著称一时”。正因如此，《晋阳白话报》对《晋阳公报》的办刊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