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存于旧文献里的稷山印象

千年古县稷山，旧称高凉，是远古时期农业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之地。稷山历史悠久，山川灵秀。清代知县沈凤翔在同治版《续修稷山县志》的序文中写道：“其民厚，其风朴，悠然见后稷之遗风。”深厚的历史文化，体现在“一为台官，六持宪节”的御史姚天福等历代名臣大儒的廉忠上，体现在“义民”吴绍先万里寻弟的孝悌之举上，体现在遍及稷山的寺观庙宇、河桥古木、飞禽走兽上。本文略举一二。

一位义民

近年来，随着蒲剧电影《枣儿谣》的上映，吴绍先这个名字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清康熙年间，山西稷山吴城村农民吴绍先为寻找遗失的两个弟弟，历经17年，跋涉上万里，兄弟三人终得团聚，成为那个年代震撼朝野的壮举。康熙皇帝封吴绍先为“义民”，并赐“兄弟孔怀”金字匾一块，山西督抚亦赠匾“亘性寻弟”，平阳知府赠匾“名高荆树”，以表彰其万里寻弟的义举。当时，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感动于吴绍先的精神，写了《纪吴伯宗寻弟事》一文，记述了吴绍先寻弟的艰辛经历，赞扬他的“孝悌”精神。一代名相、吏部尚书陈廷敬面见吴绍先，以礼相待，并作76韵五言诗《稷山义民寻弟诗有序》，盛赞他“力田之夫，其犹有唐尧虞舜之遗风”的品格。这一诗一文被收录于1765年刊印的乾隆版《稷山县志》。民国初年，由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在“列传”部分也简要记载了吴绍先的事迹。

提及康熙皇帝为吴绍先封字，就不能不说说方苞。方苞，字凤九，晚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经学家。因大学士李光地的推荐曾以布衣身份入南书房，侍奉皇帝，后又任武英殿修书总裁，是清代“桐城派”古文之初祖。在得知吴绍先的事迹后，方苞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了《记吴绍先求二弟事》。这篇文章有助于人们了解吴绍先两个弟弟失踪的原因。李光地的文、陈廷敬的诗以及《清史稿》只是简单提及，比如《清史稿》只说“先后皆失之”，“寻弟事”说“一日其少者忽失去”“其次者忽又失去”，“寻弟诗”谓“前后皆为人所掠卖”。而方苞的《记吴绍先求二弟事》比较明确地交代了二人失踪的一些细节。文中写道：“季年十一，与从兄偶出，遂绝踪。又数年，仲以博塞失负逃。”从这些描述中可推知，三弟伯乐是跟着堂兄出门后失踪的，二弟伯桃是因为与别人博戏输了而出逃的，以至于被拐卖。方苞在文末还就吴绍先的义举感慨道：“人知有父母则爱其同生，贤人君子知尊祖则能敬宗而收族矣。”清咸丰年间由戴钧衡编修的《方望溪先生全集》收入此文。

在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学校国文教科书始自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蒋维乔、庄俞、张元济、高梦旦编订的《最新国文教科书》。1913年，湖南宁乡人、教育家刘宗向同黎锦熙、徐特立、杨昌济等人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开始编印中小学教科书。1914年，刘宗向编的《中等学校国文课本》出版。在第一册里编入了方苞的《记吴绍先求二弟事》一文。仅就时间而言，称吴绍先为较早被选入国文教科书的稷山人也不为过。刘宗向，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后任山西大学教授，执教史地科。之所以在《中等学校国文读本》中辑录此文，一是方苞的文笔简洁生动，二是刘宗向在山西大学研究历史，或许对吴绍先事迹有所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出版家、教育家王云五先生组织编写的大型丛书《万有文库》也收录了《记吴绍先求二弟事》一文。

一棵古柏

明清《稷山县志》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令人神往的美好记忆。据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刊印的县志“寺观”篇记载：“大善寺在高渠村，元敕修，内古柏一株，大至七围，荫可亩许。有力者每欲取之，辄有龙蛇雷雨之变。”清嘉庆版《稷山县志》卷一增补了一幅简洁精美的大善古柏图。高渠村隶属今稷山县西社镇，历史上曾有一座元朝皇帝敕令建造的寺庙——大善寺。寺内有一棵古柏，树干粗七围，树荫可达一亩左右。相传，若有人想砍伐古柏，就会出现雷鸣电闪、风雨大作的异象，充满了神秘色彩。

大善古柏历来多有文人歌咏。清康熙乾隆年间，《弟子规》的作者、绛州人李毓秀游览大善寺，写下《大善古柏》一诗，这是见诸《稷山县志》较早的咏柏古诗，描绘了古柏“维柏森森镇坤方，拿云濯雾嶙峋装”的奇伟雄姿。

歌咏大善古柏的诗，以同治四年（1865年）版《稷山县志》收录的数量最多，总计11首，长短不拘，短则五言二十字，长则七言百字以上。作者有当时的县令、教谕、举人等。有的诗还加了小序，交代了写作的原因、背景。其中，时任稷山教谕武锡九的小序富有情感，对古柏极尽赞美之意。他写道：“柏之古者甚罕觏，予所见晋祠朝阳洞汉柏二株及予邑狐大夫庙柏，俱霜皮溜雨黛色参天，观止矣！而历落奇崛令人震耀心目，则大善寺柏。”他为古柏因“古难识矣，怪又甚焉”，没有列入“稷山八景”而遗憾，借此抒发了“从来才大难为用”的人生慨叹。

县志中有两首佚名唱和诗，出自一人之手。《别大善寺古柏》一诗中“万古幽光谁识尔，百年迂腐独怜君”一句，表现了诗人对古柏的深情。而在《代古柏酬韵》中，诗人又以古柏的身份，用“饱尽烟霞心似石，消磨岁月我如君”一句巧妙地作了应答。“满天花雨落纷纷”“老眼惟开万壑云”等句，诗意、禅意兼而有之，读来颇有趣味。

大善寺创建于元代，而古柏当更早于此。古柏“纵横余百尺，上下几千年”，相传植于汉代，又传为唐太宗起兵反隋时途经此地亲手栽种。历经千年风雨，古柏一直屹立于吕梁山下、汾河之滨。村里耄耋老人对古柏记忆犹新。据他们回忆，在他们小时候，古柏已是远近闻名的胜景。由于年深月久，粗壮的树身中间形成了一个大空洞，人坐着轿子都可以通过。但其树冠却繁茂依旧，是炎炎夏日纳凉的好去处，可谓奇观。

然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大善寺遭遇战火劫难。据《太原文史资料》记载，1942年日军侵占高渠一带，为建造碉堡，大量拆毁庙宇及民房，大善寺变成一片瓦砾，古柏亦被日军砍伐，从此千年胜景不再。大善古柏的摧毁是日军侵华的罪证，是中华民族灾难历史的一个缩影。

一群恶狼

清代，河东地区时有狼患发生，各地府县志里“物产”篇多有“狼”条目，而清同治版《稷山县志》记载尤为详细，有多篇与“狼”有关的资料。这些资料或为祭文，如《告城隍庙捕狼文》；或为公文，如《捕狼示》；或为诗歌，如《捕狼行（并序）》《民间有狼患余购捕得其一赋此自警》（以下简称《自警》）《立春日复得一狼续赋一章》等。此外，清光绪版《稷山县志》也有“狼”的若干片段记载。这些文章从民俗、社会治理以及生态角度展示了人与狼的关系，是十分珍贵的史实资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清代稷山的狼患。

当时，稷山的狼患究竟有多严重？第一是数量多。知县沈凤翔《告城隍庙捕狼文》中写道：“昨闻桐上等处地方结队成群，绣壤皆其蹄迹。”第二是危害大，狼群最初毁坏庄稼、威胁牲畜，继而伤人、吃人，“始犹伤稼之灾，继有噬人之患，贪残无厌”。据山长陈锡州《捕狼行》叙述，一到黄昏，狼就出现在田野中，村民即使三五人结伴而行，也难免有人被狼吃掉。“夕阳西下腥风生，张牙四野攫人食。前途结伴方夜行，三人五人走相失。”诗中还记叙了一个悲惨的故事：某村一老妇，只有一个儿子，才几岁，老妇特别珍爱。一天晚上，听到门外邻居们欢声笑语，她就抱着孩子出门站在众人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只狼竟然悄悄地跟在人后，突然拽走了小儿。众人急忙大喊追赶，可是狼早已不见踪影。老妇嚎啕大哭，乡邻们叹息不已。狼患之严重，令人震惊。狼甚至敢闯入城中伤人。“城内城外噬人多，血染泥沙剩残碧”更是一幅恐怖的景象。清光绪版《续修稷山县志·祥异》亦载：“群狼啖人，难更仆数，或劫之马上车中，甚至登太学列簧门者并罹凶残。”

狼患的发生原因有很多。首先，稷山北部紧挨吕梁山，山高林密，本来就适宜狼的生存。同时，地处山北麓的乡宁县，煤矿很多。据明万历版《乡宁县志》载：“煤炭出东、南、西山。”到清代已普遍开采。光绪版《乡宁县志·物产》中写道：“煤炭铁冶不惟本地利用且远资邻封焉。”开矿伐木等人类活动对狼的生存越来越不利，迫使其频繁下山觅食，继而危害人类。稷山有狼患，乡宁除狼患外，还有虎患。光绪版《乡宁县志·艺文》中有一篇知县葛清写的《新建山神土地庙碑记》，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老虎噬人的情况。其次，百姓对狼的敬畏恐惧心理，使狼的活动更加猖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狼被普遍认为是凶残、阴险、狡诈和贪婪的象征，同时也常常被看成是神明的化身，以至于普通民众对狼存有神秘感、畏惧感。比如山长陈锡州在《捕狼行》小序中写道：“狼出没迅疾如飞，众以为神，不敢犯。”作者还讲了一件神秘之事：有一村民夜宿庙中，突然看见一狼立于跟前，浑身战栗之际，那狼却“从容作谢客状，去”。当时来自绛地的猎人捕杀一头狼后，众乡民围观恶狼尸体，依然心怀畏惧之情，“堂下观者数百人，绕狼三匝无间隙。已知狼死不复生，尚觉余威咄咄逼”。

面对狼患，官府也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稷山知县沈凤翔是一位清廉爱民的地方官员，他追念汉代宋均、鲁恭等古代良吏的政绩。对于狼患，他深深反省为政的失误，“本县斋心引咎省过弥灾”，向民众深表同情，“哀哉冻馁余，罹此增悲伤”（《自警》）。沈凤翔决心为民除害，先是到城隍庙祷告神灵，求神护佑，“俯拯群黎，速遣丁甲之神，歼其丑类”（《告城隍庙捕狼文》）。当然，求神只是先礼而后兵的前期手段。紧接着，他又发布《捕狼示》，通晓全县父老乡亲，鼓励民众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狼患，“或蒂其尾或跋其胡，或于丰草长林而施以霹雳之火，或于平原旷野而张以天星之罗，锻乃戈矛，备乃弓矢，务使牝牡尽归，囊括獾獥悉入纮中”，并明确奖励措施，“无论生毙，准照狼数给赏，计狼一头，赏钱十千”。

捕狼是人、狼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所采取的激进手段，其结果是人类的胜利，但最终预示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对这一点，当时的文人已经开始反思。山长陈锡州在《捕狼行》中发问：“又念妖兴每由人，狼今为妖咎谁执？”实属难能可贵。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狼的存在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2021年2月5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狼列入二级保护动物，这无疑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