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山西介休教育近代化转型

清末民初，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我国社会不断由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位于内陆省份的山西，在教育领域也不断地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变革。目前，学界关于山西省教育近代化变革的研究成果有很多，而鲜有对县域的个例研究。山西省中部的介休县（今介休市），自古崇尚教育，文教兴盛，汉代时期堪为黄河以北最大的教育中心。明清时期，介休的儒学教育在山西省内名列前茅。“明清两朝，介休共考取进士64人，举人216人，武进士22人，武举人149人，在全省位列第四。”因此，清末民初以来，“废科举、兴学堂”成为介休社会革新的大事。新式学堂的建设、女子教育的创办、职业教育的出现、教育组织的发展，都显示出介休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当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有关清末民初介休教育近代化转型的记载，主要见于民国版《介休县志》及相关的回忆录中，虽然较为分散，但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梳理，我们能够清晰地了解清末民初介休教育的变革与发展脉络。

介休新式学堂教育的发展

在清末新政当中，教育改革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兴学诏书》中就提到要将全国各地的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在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清政府又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要求将各地义学、私塾等改制为初等小学堂，书院改制为高等小学堂。

（一）介休基础教育学堂的发展

清末基础教育学堂为初等小学堂，后改为国民学校，主要是为了传授国民道德基础及国民基础知识。介休县内的初等小学堂，主要由义学改制而来。义学是古代民间自发兴建、管理，具有一定社会公益性质的启蒙学校，其资金来源多为地方公益资金或私人筹集。清末新政时，介休根据要求将义学改为初等小学堂，民国时期更名为国民学校，学制为4年。学校课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言文课本，语文课本则是省编印的“通俗国文”，使用加注音的白话文编写，另加入了乡土教材和格致常识。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国文、算术、修身、图画、手工、唱歌、体操七门，外加“人民须知”和“注音字母”两门课程。

顺城关第一国民学校，最初为顺城关义学。据《介休县志》记载：“（顺城关义学）本明季李公若星祠。雍正元年，知县单含改建，置地三十亩有奇，以充膏火。岁久倾毁。嘉庆十七年，邑令徐品山以地近市、湫隘、喧嚣，兴复亦不宜客读，令绅士梁誉佐等集议，将地出售，得银三百五十两，再各捐资，另于华严寺空基建造为李公祠，仍设义学于其中。”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顺城关义学改为介休初等小学堂，宣统三年（1911年）又改为初等小学校，后又改为顺城关第一国民学校。

模范国民学校于民国8年（1919年）设立，校址在孔庙西侧的原儒学训导署，最初为东南坊国民学校，原儒学训导署大堂、二堂改作教室，内宅改为教员室，东西坊作学生自习室。民国10年（1921年）1月，知事张赓麟将其改组为模范国民学校，借用旧仓房为地址。

（二）介休高等小学堂的创设

介休高等小学堂最初为城内的绵山书院，《介休县志》对其进行了相关介绍：“绵山书院即育才馆。明万历十八年，知县史记事建于文庙之东偏，讲堂、学舍共二十八间。岁久尽圮。乾隆三十五年，知县王谋文及其基重建，共四十四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根据学制要求，知县陈模对绵山书院进行改组，将绵山书院更名为介休高等小学堂（又称介休学堂），内部设施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绵山书院旧有讲堂改为教室，宾兴社改为礼堂，生童斋社改为学生寝室，崇报祠院舍改为教员住室，西面场所为操场。在学校经费方面，除了绵山书院及宾兴社旧有的16500两生息银外，还将史村、北坛、义安村三处共1078亩土地的每年所得租息银1800两划归学校。此后，介休高等小学堂不断扩建完善。宣统二年（1910年），介休高等小学堂更名为介休高等小学校，不久又改为介休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宣统三年（1911年），知县张熙堂、学堂堂长刘膺福将附近的旧教谕署归并改建，以教谕厅堂为第二教室，内院及东偏院房舍10间改为寝室，又因旧操场面积狭小，以学署后空地为操场。民国2年（1913年），校长陈绍德又增修了第三教室、阅报室和体操器械室。民国4年（1915年），介休县公款局成立，学校资产归公款局管理，经费由公款局支给。民国8年（1919年），校长罗寿南将礼堂改为第四教室，增修寝室11间。民国10年（1921年），校长冯应桂改教谕署内室为第五教室。《介休县志》载，截至民国12年（1923年），“第一高等小学校共有教室五所，校长、教员室五间，录事室一间，图书室、仪器室、体操器械室、阅报室、成绩室各一间。会食室一所，厨房三间，仆役室三间，学生寝室二十八间”。高等小学的学制最初为三年，后改为两年。民国时期，高等小学的主要课程除了初小的所有课程外，还增加了历史、地理、理科、英文、农业和商业课。

介休除建有第一高等小学校外，还增设了介休第二高等小学校。介休第二高等小学校原为张兰镇国民学校，由张兰镇同知旧署改建，原有教室二间。民国10年（1921年）1月，介休县知事张赓麟将其更名为介休第二高等小学校，将原有设施进行了扩充，“增修教室一所，改修寝室十三间，会食室一所，成绩室一所，应接室、传达室各一间，礼堂一间，教员室二间，录事室一间，厨役室二间”。民国12年（1923年），县知事黄庭槐又增修自习室三间。

介休女子教育的发展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子很难进入学堂读书。近代以来，在许多仁人志士及开明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中国社会上也出现了兴办女子教育的潮流。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颁布《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等官方文件，近代女子教育的合法地位逐步确立。

介休县境内女子学堂教育的出现时间较晚，民国2年（1913年），介休县知事陈绍虞创设介休女子学校，地址在原文庙东北处的古射圃，最初名称为介休女子两等小学校，以射圃的演武厅为教室，大门两旁有耳房两间，东为教员室，西为校役室。民国8年（1919年），介休县知事张赓麟更名为高小学校。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民国9年（1920年），增修第二教室；民国10年（1921年），增修第三教室，将学校西边的一所民房改为寄宿室；民国11年（1922年），买入学校西边的八间民房，将其改为教员室，又将教育会的空地改为操场。此外，民国10年（1921年）8月，知事张赓麟将模范女子国民学校改组为西南女子国民学校，校址借占任氏宗祠，有学生一班。

介休在女子教育中的举措除了设立女子学堂外，同时还发展了女子职业教育。民国9年（1920年）3月，知事张赓麟创设女子蚕桑传习所。他将介休城内文昌宫桂香殿改为养蚕室，北厢房为教室，南厢房为教员室，聘有两名专业女教员传授技能，学习期限为五个月，每年招收一班民国11年（1922年），知事张赓麟创办妇女纺织传习所，在文昌宫北偏院内新修教室、机房各一所，招20名从事纺织的女学员，一年后毕业。

在介休不仅有官办的女子学堂，还有私人创办的女塾，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北辛武女塾。北辛武女塾最早为冀家女塾，由介休当地著名的冀氏家族创办，地址在北辛武村南北街中心，招生对象主要为村中及其附近的学龄女童。民国3年（1914年），冀家女塾更名为北辛武女学堂，聘任平遥王智村米惠云女士为校长。米惠云将冀家女塾四十余年的办学经验与近代学堂教育模式相结合，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女性人才，在当地传播了新观念、新思想，“唤起了更多妇女的觉醒，用事实捍卫了妇女独立自主的人格尊严”。

介休实业教育的发展

在介休县境内，除了创办近代新式学堂外，还注重教育的实用性，大力开展实业教育，重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中医药等几个领域，为介休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

农业种植研究和蚕桑业的发展。清代介休县境内虽然农作物种类丰富，主要有高粱、玉米、小麦、谷子、黄豆、芝麻、黍子、黑豆、绿豆、小豆、扁豆、水稻等，但境内水源、降雨、耕地分布不均，人地矛盾突出，很难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田亩所产不足养给”。因此近代以来介休人对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视。民国5年（1916年），知事王宗彝创设农桑局，地址在旧布政分司，内有一名局员，一名技士，三名局丁，将绵山书院、北坛等处的十亩土地设为试验场。民国初年，山西全省兴办种树、桑蚕等事业，为响应政策，知事张赓麟在民国9年（1920年）创设女子蚕桑传习所，培养相关从业人员，各学校亦栽种桑树，设立养蚕室。民国9年（1920年）奉省令以实业技士兼充局长，设置农桑技术员和林业技术员各一人，每年支给经费528元，并在北坛设立十亩试验田，其成果较为明显。据《介休县志》记载：“近年试种棉花，亦稍稍获利。绵山、洪山各地尤宜造林，十年树木，实为一邑利赖焉。”

纺织业人才的培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也传入中国。许多国人意识到，先进的生产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据《介休县志》所载：“泰西各国注重工艺，故其工厂林立，出产丰富。该工艺为商战之利器，富国之术在焉。”可见，当时商业眼光敏锐的介休人已经认识到先进的工业技术能够在商业活动中占据有利地位。但当时介休的工业技术并不发达，“工艺屡倡屡废，一时难以争胜”“唯只敷本地应用未能扩尔充之耳”。因此，介休境内大力培养手工业从事者，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纺织业的从业人员。介休先后成立了贫民习艺所和妇女纺织传习所这类专门教授纺织技能的职业学校，还在各学校开设与纺织专业相关的课程。

商业领域人才的培养。明清以来的山西商人中，介休商人尤以金融业见长。据民国版《介休县志》载：“介休商业以钱、当两商为最，其他各行商号均系兼营并骛……至邑人出外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庄、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账。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行邑人最占多数也。”由此可见，介休金融业十分发达。因此，介休更加重视商业人才的培养。民国8年（1919年）5月，知事张赓麟会同商会一起设立商业传习所，将以前的万寿宫改为教室，共招收商业学徒70名，由知事宣讲员、商会会长、教育会会长担任教授，学期为三个月，陆续招生两班，共毕业62人。

中医药领域的改进与研究。民国10年（1921年）12月，知事张赓麟遵照指令在介休创设了中医改进会，借用阅报社的地址，征集医生150余人为会员，每周一进行一次研究，并在附近设立施诊所，将征集的医生每八人分作四班，每日轮值，到所施诊，如果当天轮值人员不足，则由其他会员辅助，经费由县内公款支给。

介休近代教育机构的发展

介休境内除了创设新式学堂、大力发展实业教育外，还成立了相关的教育机构，负责对全县教育事业进行统筹和管理，创办教育会、开办师范培训班、发展公共教育事业等，推动了近代介休教育的普及，加快了介休教育的近代化发展。当然，在介休也出现了宗圣社、洗心社等宣扬封建儒家伦理思想的组织。虽然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本质上是以腐朽落后的思想来约束人民，企图对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控制，与时代潮流相悖。

教育会和劝学所的建立。宣统元年（1909年），知县张熙堂在介休创办了教育会、劝学所等教育组织机构。教育会地址在文昌宫，设有正、副会长各一人，文牍、庶务各一人，均为选举产生，负责日常事务，会员无规定名额。劝学所，最初与教育会联合设立，内有劝学员长一人，劝学员两人，不久并入行政公署教育科。民国7年（1918年），知事张赓麟奉令将其重新归入教育会。

师范教育的发展。介休对当地教师的培养同样重视，成立了专门培训教师的组织。宣统二年（1910年），教育会在文昌宫筹办师范传习所，前后开设两班，第一班一个月毕业，第二班三个月毕业，旋即停办。民国3年（1914年），教育会又设立教育研究所，招国民学校教员入所研究，三个月后教员毕业，旋即停办。民国8年（1919年）3月，知事张赓麟在明伦堂创设师范讲习所，教员二人，前后共办两班，各招50名学员。第一班当年8月毕业，第二班9月开班，民国10年（1921年）3月毕业，之后停办。

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介休还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推动当地教育的普及。宣统元年（1909年），知县张熙堂奉令创办自治讲习所，以明伦堂东西斋房为地址，招聘教员一名，招收40名学员，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毕业，随即停办。民国元年（1912年）知事李茂林创办通俗书报社，地址在关岳庙西院，公举社长一名，讲员两名。民国3年（1914年），知事王宗彝改为宣讲所，设宣讲员一人。民国10年（1921年）7月，知事张赓麟创设教育图书博物馆，地址在明伦堂院，将征集的图书、古物若干种及旧儒学署所藏《十三经》《二十四史》《钦定学政全书》移藏馆内，聘有馆长一人经理其事。

宣传儒家伦理思想。民国初年，在袁世凯颁布《尊崇孔圣令》《规复祭孔令》的大背景下，山西成立影响、规模较大的尊孔组织——宗圣社，并在全省各地推行。民国2年（1913年），介休临时县议会协议员王丽中等依北京孔社办法创办。随着国教运动的失败，全国性的尊孔组织陷入低迷，掌握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将宗圣社改制为洗心社，并在全省推广。民国8年（1919年）4月，知事张赓麟奉省令在介休创设洗心社，将文庙内的明伦堂改名为自省堂，由县知事担任社长，公举士绅两人为副社长，公推讲长四人，讲员四人，干事两人，之后又在城内分设三处洗心社。据《“六政三事”在介休》的作者张帆老先生回忆：“每逢星期日上午，全城官员、士绅和各校师生都要去‘自省堂’听县知事讲话……城内东北坊、西北坊、顺城关的师生是去设在顺城关的一所‘洗心社’讲话的，讲话人是县视学吉师爷。至于宣讲内容则不出《人民须知》和《督军手谕》的范围。”

介休县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第一，介休将传统书院、义学改制为近代新式学堂，促使介休教育由传统儒家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也成为介休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大重要标志。

第二，介休教育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教育的陈规陋习，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第三，介休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保障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打破了女子不能上学的传统观念，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的提升，加快了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当地社会进步的体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运动。

第四，实业学堂的创办使得实业教育在介休快速普及，培养了许多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与近代介休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匹配，同时转变了传统教育中读书为做官而服务的观念，实业救国的思想得以发展，加快了介休社会近代化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