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新企业：山西省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1950—1952）

1951年，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主张在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推动企业民主化。所谓的民主改革，即在企业所有制变革之后，继续改革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该运动主要措施包括废除接收后的企业中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制度、搜身制度和隔离制度等旧制度，清除隐藏在企业里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建立民主管理制度等，目的在于使“社会主义的新型生产关系在这些企业中进一步体现出来”。山西省的企业民主改革运动与同时期进行的抗美援朝、镇反等其他群众性政治运动交相辉映，不但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地位，而且推动了全省工矿企业的民主管理。

“民主补课”与劳动保险登记的推行

劳动保险是企业给予职工的一项福利，用以改善企业职工生活，保护工人阶级利益。1950年底到1951年推行的劳动保险登记将企业职工的经济待遇同其政治身份相结合，这是企业民主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太原市是当时山西省劳动保险制度推行与企业民主改革的典型地区。早在1949年7月，太原军管会公布了《太原市国营企业劳动保险暂行办法》，1950年初，中共太原市委根据工人群众的意见，在工矿企业进行“民主补课”。同年6月，太原市总工会拟定《劳动保险实施细则》，在工会进行劳动保险登记，对哪些人能享受劳动保险，哪些人暂时不能享受，由民主讨论审定。文件规定：“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通过群众进行揭发、控诉和斗争，作出处理。罪大恶极的交政府依法惩办，罪行较小且认罪态度较好的，留在企业劳动改造。”于是，太原市以劳动保险登记为核心的企业民主改革迅速推进，其经验一度影响全省乃至全国的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

各厂矿企业“民主补课”与劳动保险登记运动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基本流程大致相同。以太原化学厂为例，该厂于1951年初成立劳动保险审查委员会，随后召开动员会，向职工传达讲解了上级文件，并采取新旧社会对比、忆苦思甜、典型示范等方法进行思想动员，涌现出揭发坏人坏事的积极分子23人。群众发动起来后，鼓励“坏分子”及时坦白从宽，随后有5人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接着，将各种问题划分为大、中、小三类，然后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鼓励主动交待问题，同时宣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党的政策。这样，又有一些人主动交待了自己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检举了9名反动分子。积极分子队伍逐步扩大后，又采取“小组通过、领导审查”的方法，连续公布了合乎劳保条例要求的员工名单。在此基础上，根据群众意见，对一些罪恶较轻、主动坦白的人，宣布解除管制。

为调动工人积极性，全省各企业采用了多种方式推动运动深入展开。例如，太原电业局举办新旧工人劳保物品对比展览会，展出100余件物品，参观职工达700余人次。为了配合深入广泛开展的民主改革运动，电力职工还编排话剧进行巡回演出，揭露阎锡山对工人阶级的压迫。1949年后半年，阳泉各厂矿开展民主运动，重新建立了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在四矿，1949年9月至10月，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通过提意见、面对面解答、选举职工代表、召开代表会议、产生管理委员会等一系列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管理民主化的目的，改造了领导工作作风，加强了职工团结，启发了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全省各地民主改革运动取得诸多成效。太原市通过“民主补课”，查出潜藏在各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779名，封建把头468名，商业、手工业查出阶级异己分子124名，占太原市职工总数的1.8%。与此同时，太原市在民主改革运动中提拔了一批老工人、技术人员和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到厂矿企业各级领导岗位上来。据统计，各企业共提拔了937名干部，其中有91名到各级工会工作，工矿企业政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51年8月20日，省总工会向全省介绍了太原市民主改革的经验。1951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太原市委关于民主改革的文章——《太原市公营厂矿补行民主改革，把旧企业彻底改造成人民企业》，大力赞扬了太原市工人阶级在这一运动中的突出贡献，也为其他地区开展工矿企业民主改革运动积累了经验，榆次、运城和阳泉矿务局等地亦取得明显成效。

“废把运动”与封建把头制度的终结

“封建把头制度”是指清末至民国时期，企业将雇佣、管理工人的权力转交给一些特定人群，即“把头”。他们一方面负责雇佣和解雇工人，另一方面还承担着指挥和管理生产的任务。当时山西省煤矿或采矿所大都存在封建把头制度。这些把头通过招收新工人时抽取“好处费”以谋取私利、剥削工人，也有部分把头参与企业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环节，对企业生产与工人生活影响巨大。例如，民国期间的大同煤矿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人伙柜”职业。“人伙柜”即当地的封建把头，他们是窑主经营活动的代理人，负责招揽工人，组织生产。在这种制度下，工人受到窑主与“人伙柜”的双重剥削。工人在暗无天日的井下用命换来的煤全部被窑主和“人伙柜”瓜分了，自己辛苦一年挣的钱都不够窑主和“人伙柜”的一个零头。因此，封建把头对矿工压迫甚深，废除封建把头的运动亦受到广大矿工的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便开始逐步废除把头制度。1950年3月，燃料工业部发布《关于全国各煤矿废除把头制度的通令》，打响了废除把头制度的最后一战。运动开始后，山西省先由省煤矿工会派人参加阳泉废除封建把头工作。阳泉矿务局于1950年4月11日到5月5日正式在三矿和四矿掀起废除把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矿工们十分活跃，他们积极参加小组诉苦会，通过自身经历揭发把头制度的罪恶本质，在工人大会和职工代表会上声讨控诉把头，并就对把头的处理提出自己的意见。表现积极的工人在运动中获得提拔，其中有15名工人被提为股长，38名被提为技术人员，279名被选为小组长。与此同时，对窃居股长、队长、大组长等领导职位的把头分子予以撤职，其中罪大恶极者送政府法办。在阳泉取得经验后，全省继续在太原西山煤矿、晋中富家滩煤矿试行废除把头运动。太原西山煤矿废除把头运动的过程包括建立积极分子训练班、典型揭露与思想动员、惩罚把头分子等。与此同时，借鉴阳泉经验，提拔运动中的工人积极分子进入管理队伍。试点工作完成后，“废把运动”在全省各厂矿普遍开展。大同煤矿着手废除“人伙柜”制度，矿区分委会在运动开始后组成4个工作组，分别深入到马脊梁、挖金湾、吴家窑、东沙咀等厂矿领导反把头斗争。到1950年8月底，大同矿务局共揭露出大小把头97名，9个罪大恶极的把头被法办，其余依据其犯罪情况、认罪态度分别给予留用、调用、开除等处分。大同市还将废除封建把头推行到建筑业和搬运业，全市267个企业废除了封建把头制，建立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建筑业清除把头31人，并从工会中清出不够工会会员资格的74人。搬运业清除把头11人，查出不够工会会员资格的75人。

作为矿产资源大省，山西的“废把运动”具有代表性。运动充分调动矿工的参与热情，由阳泉作为“急先锋”，为全省积累经验，再由太原西山煤矿和晋中富家滩煤矿进行典型示范，最后推广到全省。此外，运动还由煤炭行业向其他行业推广。例如，民主改革运动期间，运城盐池的盐工们通过多种斗争形式，废除了原先控制盐业生产和管理的“老和尚”制度，并在国营盐场成立管理委员会，在私营盐场成立劳资协商会议，通过一系列举措废除了封建制度，也增强了盐工在生产和管理中的话语权。

化解工人阶级内部矛盾

民主改革运动后期，各地及各企业多将工作重点转向工人阶级内部矛盾问题。职工内部矛盾问题在旧社会就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社会改造工作稳步进行，企业留用的职员和技术人员也被改造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经过时代洗礼后也出现了新的思想变化。然而，工人阶级的内部矛盾仍然存在。综合全省各地厂矿企业来看，主要包括三种问题：第一是工人与干部、职员、技术人员之间的矛盾；第二是工人之间由于籍贯、原单位等方面差异造成的隔阂，一些熟练工人也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第三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企业整编、改组以及各种人员流动，干部及职工内部矛盾变得更为复杂。例如，1951年初，太钢一份档案有如下表述：“在发展过程中，我厂人员来源极其复杂。从地区上看，上海、天津、广州，云南、四川、东北，各地应有尽有；从职业性质上看，党务、军队、政权、群众、学生、工程师、教授各行各业初来到一个企业工作，在工作作风上、思想认识上、生活习惯上、工作经验上各不一致，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求得一致。”

在一定程度上，太钢的情况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许多工矿企业的实际情况。由于地区、社会身份和教育程度等差异，工厂内部干部、职工间的人际关系产生了新变化，也出现了新矛盾。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人员矛盾，各厂党委、工会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强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在一系列群众运动充分发动工人之后，开始妥善解决内部团结问题。例如，太原市总工会在此项工作中积累了以下经验：首先，解决工人内部矛盾要号召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检讨，如人民鞋厂、织造厂、自来水厂等曾由领导向职工进行自我批评与检讨。接下来，各厂矿工会启发有过错的职工做自我检讨。在人民鞋厂，曾有6名工人有打骂他人的行为，于是在此次自我检讨中，这6名工人主动向大家道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促进了矛盾的妥善解决。在此之后，工人们较以前更为团结，封建落后的人际关系也逐渐被民主、团结、同志式的新型关系代替。